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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到1995年，我与孙犁老人的通信有62封。老人的每封来信，我都妥善保存；我自己写的信，因那时还没留副本的习惯，接到老人来信后就回复，早已忘记说了些什么。
十几年前，晓玲姐收拾老人遗物，发现有我的几封信，就从天津寄还给我。我知道，像许多经过政治运动的老人一样，为吸取运动的教训，孙犁老人不再保存来信；我给他的几封没有在看后销毁，大概他认为有点内容吧。
物归原主，激活我的记忆；我给孙犁的信，也是研究孙犁的史料。
为了给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一点史料，也为了保存史料，2013年末，我把孙犁的信抄录一份，请年轻的同事帮我打字，将62封信的整理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史料》，在2014年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一次发表。对来信的说明文字，我写成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刊出，自己给自己做了个小广告。
今年7月是孙犁逝世20周年纪念，天津日报社的曙光兄策划一套小丛书，总书名是“我与孙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耕堂闻见集》，附录62封来信。这样，孙犁给我的信，就安全地以六种形态存放，不会在人间消失。待我将来走到人生尽头，开始处理后事时，我会把原信捐献给有关公共机构。
收到晓玲姐退还的信，我将讨论孙犁作品的信衔接，重读一遍，记忆又复活了。
1992年，陆灏兄让我写写孙犁，我就切住“孙犁与书”的话题，以特写的形式写了一篇短文。因短文提到孙犁研究要按四期进行，老人看到报纸后给我来信说：“你写的文章，前几天已经有人送给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你把我的创作分为四期，不知前三期如何分法，望便中告知。”老人来信是2月21日，我复信是2月24日，应该是收到来信的当天就回复。我说：“四期分法，是我读作品的感受。略而言之，中学时期的追求，北平街头的徘徊，抗战、内战的参与，为一期；解放之初的喜悦，感情生活的复杂，欲飞乏力（艺术追求，病因）的苦闷，政治运动的冲击，为二期；治愈创伤期间的沉思忆昔，文章走运的振奋，为时而著又不为时忌的自觉，在文学领域全线出击的姿态，为三期。第四期，也就是现在进行时，作家已进入无欲望状态，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以上，都是我学习您的作品时自然形成的几条脉络 ，也是我研究孙犁的提纲。说孙犁研究尚未开始， 并不是无视其他同志的功绩，而是我个人尚未读到与您的文学成就相匹配的、足以言研究的论著。
“从整体上说，您最差的是剧本；十几年来的文字失误，是给丁玲那封信上的一句话（大意是：丁玲同志，我们都会听您的号召？的。另，送给时达的董寿平画， 疑是梅花，而不是杏花。董是洪洞人，向以画松竹梅名世。”因老人让我谈谈他的作品的缺点，我在回信的末段就写了我知道的“缺点”。他写的几个剧本，因是贯彻“一切为了抗战”的方针，没有时间打磨，显得很粗糙。对丁玲，他以前辈视之，年轻时很崇拜，丁玲去天津看望他，他很感动，在回信时因崇拜和热情，措辞有点失态。这是我读他给丁玲信的感觉。时达，是抗战时他在冀中的朋友，《冀中一日》就有时达的一篇文章。时达从工作的东北去天津看望他，老人送给时达一幅董寿平的画，他回忆时达的文章写成了“杏花”，我一看就知道写错了，因为董是画梅花的。
晓玲姐退还的另一封信，是我询问老人当年写“白洋淀纪事”时，是否计划写个系列，老人回信答复，我收到后马上回复。这封信和我写的“我看《荷花淀》”，当年发表在《北京日报》。那时，孙郁兄还在报纸编副刊。我的回信：
“来信诵悉。有关您的白洋淀系列，我心中总算有了底数。它们也许是在无计划状态下产生的，但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统一性。我自己，是把《戏的梦》《戏的续梦》《葛覃》这一类作品，也纳入白洋淀系列的。如此，则个人的、民族的命运，就较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但我不把您看成一个单个的人，而是视为一个文化群落中的挺拔者，有如植物群落中的乔木与灌木、绿苔植被之间的关系。这样，建民的孙犁研究，就要涉及到一些您的同时代的作家。”
孙犁给我的信，有几封，他曾刊发在报纸上，发在《天津日报》的，他随信附寄一份剪报，我还保存着。
今天是星期五，是施行五日工作制后的周末。我年轻时的周末，还是星期六。周末这天，如果能收到一封盼望收到的信，我是多么高兴啊！
现在，我们已生活在信息化社会，用笔写在纸上的书信快要销声匿迹。我整理阅读前辈作家的来信，尤其是抚摸孙犁永远竖写、有时用毛笔写在连史纸毛边纸上的信，恍恍惚惚，好像自己在从事文物考古，思绪飘浮到了并不遥远的“古代”。
我骄傲！我幸福！年轻时，我走内修的漫漫长征路，没有混日子，没有“躺平”；有信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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