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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民 （刊于《长城》2023年第2期） 孙犁与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独到创获的作家，可是，无论在解放区的时候还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十七年间，他们虽然相识，联系却有限。进入新时期之后，他们的接触却相对多了起来。大约历经风雨之后，有许多较为一致的感受，同时由于先前不近不远的关系，彼此没有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这个阶段，感情上反而有了进一步靠近：一些较为激愤的心绪，或者较为热情的字眼，彼此不由自主有许多流露。这实在是一种有意味的现象。  一 孙犁较丁玲，要小近十岁。丁玲成名早，文章又极具特色，孙犁上高中时，就读过她的多篇早期小说。孙犁后来回忆：“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这“年轻人”虽说为复数，表达的却是孙犁个体心声。当年，孙犁在北平流浪时，曾在地摊上见到几期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面完整刊载着丁玲的名作《水》，便买了下来，并保存了许多年。后来辗转迁移行军中，几本杂志“失掉了”，可由于上面的丁玲的作品，这几本《北斗》给了孙犁很久深的印象。 一九三三年五月，当时著名的“左翼作家”丁玲被捕，引起了文化界，人权组织，宋庆龄、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由作家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大胆刊出了丁玲被捕的消息，并附上了几幅图片。孙犁见到后，将丁玲图片剪了下来，并妥善保存。随后沈从文写出的《记丁玲》，孙犁也借过来读了（因为经济窘迫，买不起）。他还记得当时编者为保存信息，注明《记丁玲》被当局删削的地方颇多。 后来在延安，孙犁在会议上见过丁玲，可并没有趋前表示敬意。他只是努力写着作品，来表达和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些作品后来还真引起了丁玲的注意。一九四七年，孙犁在冀中写出几篇文章，其中两篇竟遭到批判。一次，孙犁到了旧游之地同口，住在老友陈乔家。陈乔家为富农，当时并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阶级界限。不久，孙犁写了一篇通讯《一别十年同口镇》，文章末尾有这么几句：“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文中说了一点富农通过劳动致富，这被一些人做了一次靶子；另外孙犁写了一篇《新安游记》，其中一条街道方向写错了，又被人抓住。这两件事，《冀中导报》用了整版的篇幅加以批判。写富农的一节，成了模糊阶级成分的把柄；《新安游记》将街道方向写错，被批为“客里空”（“客里空”是一九四二年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客里空”不上前线，不深入部队，只在前线指挥所信口开河，弄虚作假，“创造”新闻。后来此名词传入根据地，被作为典型名称使用了）的典型。这事对年轻的孙犁颇有打击。一九四八年秋，丁玲到了冀中，知道孙犁为此受到批评，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带有感情地安慰了孙犁，这叫孙犁极为感激。无以为报，孙犁想起自己珍存着剪下的丁玲被捕时的照片，便写信给丁玲，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寄她保存。 一九五零年，孙犁到北京开会。丁玲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孙犁与魏巍一同前去。据他记忆，饭菜很丰盛，显示着丁玲的诚心。饭后，孙犁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一九五五年，北京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大会，孙犁也被天津作协派去。小组会推选大会发言人时，有人让孙犁上，孙犁便以有病为名，坚决推辞。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这句话使孙犁没有参与这次闹剧表演，许久之后他还记得这“排忧解难”的话。 这之后不久，孙犁真病了：严重神经衰弱，住进了北京红十字医院。此时，处境已很不好的丁玲，还托人给孙犁带去一封信，为他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大夫，专程到医院给孙犁看病。此时情景，孙犁怎么能够忘记？不久，孙犁转到小汤山疗养。在这里，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际。 二 当时的文坛，政治斗争异常严酷，人人自保不能，当然更无暇顾及他人。由此，孙犁与丁玲，联系完全中断。到彼此可以互通音讯，已经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了。一九八零年前后，中国正在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期。当时的丁玲，已有作品与读者见面，如《“牛棚”小品》《杜晚香》等，引起了文坛的很大反响。这时，孙犁的《天津日报》编辑部同仁，都希望得到丁玲的稿子，可想着不易，便让孙犁写信约稿。丁玲当时实在忙，许久也没写出稿来，后来见到天津方面的人，便答应以给孙犁写信的方式，给天津报刊投稿。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孙犁收到丁玲一封带有投稿性质的长信，其中内容既有专对孙犁的，亦有给这份报纸的。由于是写给老战友，压抑多年的丁玲吐露心声颇带情感：“前两年吧，我就看到过你谈创作的文章，感到很大的安慰。”作为文人，首先关注的是文章，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接下来，丁玲谈到了当年那件事：“记得一九五七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这几句话，说得很简约，略微熟悉当年背景者，就知道其中包含有异常丰厚的内容。处在此中之人，感同身受，一切皆在不言中。 既是朋友，就不妨谈点感受。丁玲对于孙犁，印象还是深的：“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经过烦闹的批判争斗，这里谈到对孙犁的印象，理解甚至欣赏是一目可见的。孙犁与丁玲，见面有限，谈得不多，所以丁玲感到：“在我们仅有的几次见面中，我们没有交谈过很多……但你的文章我是喜欢的，含蓄、精炼、自然、流畅。人物、生活，如同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带着淡淡的颜色摆在读者面前。”在文人的心里，彼此谈过什么，并不多么紧要，重要的是作品。从丁玲的评价中可看出，她对孙犁的作品印象，是颇为准确的，符合人们读孙犁作品的感受。 接下来，丁玲谈了一种现象：“我没有读全你所有的著作，但从你的这篇、那篇文章中，我好像对你很熟。而且总以为你对我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和关心。”由文章识人，先不论是否准确，丁玲通过文章了解到的对于孙犁，以及孙犁对丁玲的看法，基本是合适的。 对于孙犁参与编辑的副刊，丁玲觉得很好。“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强，在小范围以内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点事还是有意义的。”说到这里，丁玲逸出一笔：“不学庙堂里的千手佛，手多，手长，什么都要抓，什么也抓不好。”这是指一些文艺官员，似乎什么都指指点点，结果一无是处。由此，“我祝愿你们的小园地是一块丰收的园地”。 接下来，丁玲对当时文坛青年作家辈出的情形，感到欣慰，可她更注重自己一辈作家的创作：“这些同志，现在将要进入老年了。他们大都生长在战争年代，在火热的斗争中成熟，曾经与人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土，吞过几次烈火浓烟……他们饱经近二十年的动荡（特别是那十年动乱）和四年来的拨乱反正，现在是不是正在深思熟虑，积蓄力量……为社会主义磨炼出一部辉煌的史诗来呢？……你，你有这个意思吗？你的熟人、老朋友有这个意思吗？……我们实在需要真正反映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巨著。” 丁玲认为，他们这些有着如此经历的老一辈作家，应该更负有写出“辉煌史诗”的责任。但从后来实际看，丁玲预想完全落空。创伤不仅带来精神财富，也带来真正意义的精神磨损。现在看这段话，可以知道当时的丁玲对文学还怀有多么浓厚的情感，以及与岁月抗争的信念。 从整封信看去，虽然是写给孙犁个人，其实谈的多为文坛中事，显然带有“大”的表达，有投稿和发表的注意。当然，文字很饱满，很有情感，又带着写给老战友的不拘一格。对于了解丁玲，甚至了解当时许多老作家的心理，这封信都是有帮助的。 三 面对丁玲这样一封信，孙犁作何反应呢？“刚刚邹明同志带来了您的信，我读了以后，热泪盈眶。这些日子，我和我的同事们，焦急地等待您的信……信，今天果然收到了。我们小小的编辑部，可以说是举国若狂，奔走相告。”熟悉孙犁行文风格的读者都知道，他绝少使用“大”词，即带有夸饰之辞。可这次，因为丁玲信的到来，竟用了“举国若狂”“奔走相告”这样一个时期里形容领袖指示到来的言辞，一则反映孙犁实在意外高兴，再可看出，孙犁本人对于丁玲，确实是有相当崇拜心情的。 对于丁玲来信中所谈及的那些事，孙犁回应：“您的信又写得这样富有感情，有很好的见解。您的想法，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们这些年龄相仿的人，都会响应您的号召的。”看来丁玲的话，说出了当时老一代作家的心声。对于丁玲，孙犁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在三十年代，我们还是青年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具体表现在：“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您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妆，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由此看去，不仅丁玲的作品，而且作为女子的“明眸皓腕”，也是吸引“粉丝”孙犁的一个方面。 因为丁玲信中有对自己作品及为人的评说，所以孙犁回应说：“我有很多缺点，不够勤奋，在文学事业上成就很小。又因为多年患病，使我在写作大部书的方面，遇到不小的困难。我还有容易消沉的毛病，这也是您很了解的，并时常规戒我。”由于丁玲的鼓励，孙犁表示：“这些年来，我的遭际虽然也够得上是残酷的了，可我并没有完全灰心丧志。……最近两年，我每年可以写一本散文集，今年将要出版的，名叫《秀露》，出版后一定寄呈，请您指教。”“对于创作，我是坚信生活是主宰，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的。在我写的一些短小评论中，都贯彻着我这些信念。”所以，“我觉得可以问心无愧，也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教导的”。 丁玲与孙犁的这两封往返信函，均成文于一九八零年，内中对当时一代作家创作、批评等方面，以及自己写作目标设定等问题，表达得颇为丰富。作为个人，相互之间也表现出老战友的真挚、热情。对了解那一代人的特定感受，是颇有帮助的。 四 大约因为有与孙犁这次通信的良好印象，不久，丁玲便起意要去天津一趟，看望孙犁等一些老战友。丁玲写信到天津作协，请他们予以协助。当时孙犁是作协主席，可并不去那里上班。当联系人将丁玲的信交送孙犁时，孙犁按照实际情况做了安排。此次一同前往的本来还有秦兆阳及孙犁的老友、诗人田间，可因为病，未能成行。只有陈明、古立高等与丁玲去了天津。 据负责接待的同志回忆，丁玲前往孙犁家时，孙犁已在院门前迎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孙犁“少见”的“谦恭喜悦”的神态。两位老人相互亲切注视，似乎是在寻找早年的影子，双手紧握，紧紧地……丁玲进屋后，见只有两间，便问冬天冷不冷，在哪里写作？又欣赏着墙上的字画和书柜中的各种藏书……在一杯清茶、一碟切开的脐橙的桌边，两人坐了下来。可是，孙犁的表现却与往常大相径庭。负责接待的同志说，自己从来不曾见孙犁这样兴奋过，“给我的感觉就像小青年”。孙犁告诉丁玲，自己年青时如何喜爱她的小说《韦护》及其它作品，丁玲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谈话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气氛却很好。从当时的照片看，孙犁是少有地大笑，丁玲亦十分愉快，两人大概有相见恨晚的知己感。丁玲离开时，孙犁是搀扶着一直到院门外。负责接待的人回忆：这是孙犁从未有过的送客“规格”。不仅如此，因为接人的车没有停在门口，孙犁竟破例地对人发起火来：“为什么有的人来，门口可以停车？”这样有些过度的反应，让从未领受过的接待人颇感惊异。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孙犁对丁玲，更像是“粉丝”迎对“偶像”。当年的孙犁，已经六十有七，论名气，也算在全国颇有声色，可见到丁玲却异常如此，心中的“偶像”的分量有多重就可想而知了。 过了两天，孙犁又到旅舍回访了丁玲。应当说，丁玲这次的天津之行是成功的。一贯低调的孙犁，这次表现却非同寻常。主客都找到了热情感动点。 五 友谊凝成，接下来就是事业的支持。一九八四年，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意愿，垂老的丁玲起意要创办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中国》。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件易事，虽然困难重重，可丁玲还是坚持将这个刊物办了起来。为壮大声势，丁玲组建了一个文学界名流汇聚的编委会。这中间的人选，她想到了印象很好的孙犁。 当年九月九日，丁玲亲笔致意孙犁，希望他能给《中国》写稿，并担任该刊物编委。这两项要求，约稿，孙犁愉快应承，而编委，他却推辞了。九月十一日，孙犁回复了丁玲一函，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晚饭前收到了您九月九日写给我的信，像往常一样，读过以后，我处在一种非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之中，不得不吃罢饭就拿起笔来，在灯下给您写回信。”对于丁玲约稿，孙犁回答得很积极：“关于办刊物的事，我早已听到，并见到报道……我非常高兴，要尽一切力量为它服务，十月初，我要寄一篇短文去（最近，我只能写些短文，而近几个月里，连短文也很少写了）。”对于丁玲邀其任编委一事，孙犁这样回答：“前不久，我已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天津日报》的顾问名义，以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前此并已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其主要困难，是我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写一点东西。老是不前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点，您是最了解我的人。所以刊物编委就不要再列我的名字，不然，向报社和市委就不好说话了。”孙犁真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为了写作，他能够尽可能排除哪怕是来自官位的干扰。从整封信看去，孙犁对丁玲是富有感情的，态度当然真诚。他的推辞编委，并非虚辞。 对于丁玲的嘱咐，孙犁是相当认真的。在给丁玲写去信的第二天，他便以读当年第四期《十月》杂志上所刊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的读后感形式，完成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孙犁有意识地谈到了当时文坛追求“技巧”及现代“手法”而忽略本土道路的情形。认为贾平凹从追求离奇故事，尝试“技巧”，转移到现实主义道路：“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出极其泼辣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在对当时文坛有庸俗化倾向做了评点后，孙犁还指出：“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彩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当天写完文章，孙犁马上寄给丁玲，这就是后来《中国》杂志创刊号发表的《读<腊月·正月>》。事实证明，孙犁对于丁玲交付的任务，是十分上心，努力完成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丁玲再次为《中国》杂志事，致函孙犁。此时，丁玲的身体和社会环境并不好。为办刊物，遇到许多烦心事，所以，虽是约稿，可信中却有一些对老战友抒发内心的内容：“现在通俗小说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我是喜欢中国传统小说的，很想学习它的写法。可现在的小说，不是学习、发展，是滥用；不是通俗，是庸俗。现在有的大刊物也登载这样的小说了。原来我们也只是捧角，把用小市民的趣味眼光去写小市民的东西奉为神明，怎么会不落得这样的结果？”想到和看到这些，丁玲忍不住大爆粗口：“一些庸俗不堪的作品，尽是狗男女占住文苑地盘，却还在那里摇头摆尾，真叫人恶心。”这样激愤的话，此时只能向信得过的老战友倾泻了。因为工作不顺，丁玲竟然说：“我很不想编辑什么文学刊物了，真的要出家。我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也有点想消极一下了。”大约当时遇到了极艰难的情形，使得丁玲有了最激烈也最消极的极端情绪。 对于约稿，丁玲点了一些题目：“我们《中国》最近要开一个讨论'通俗文学’的小会……请你写一篇文章，短小也好，长篇大论也好，就是谈'中国文学’'通俗文学’'什么叫文学’'怎样欣赏文学’'什么叫幽默？’'什么叫有趣’'什么叫闲笔’'什么叫贫嘴、废话’'文学的真正的思想性……’等等。我觉得题目太多了，我希望作家自己谈谈，起码让我们、让读者眼睛清亮一下，心里有点安慰，否则，活得太苦了！”由此言语，可以深切体会丁玲此时的心情。这一点，丁玲当然意识到了：“心情太坏，不该向你发牢骚的。只是为了可以得到一点理解，和不至于惹祸。”她是将孙犁当作可以理解自己，并且“不至于惹祸”的战友来看待的。 从时间看，孙犁对丁玲这次约稿的回应是一组《小说杂谈》。这组杂谈，孙犁大致按照丁玲指示的路子，写出了“小说与色情”“小说与劝惩”“小说与武侠”“小说与批评”四个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章节。孙犁是位潜心的人，长期不在意官位，所以得以葆有纯正的文人阅读习气。对各类书籍，多有涉猎，加之自己有小说创作实践，所以谈起这些话题，从从容容，文字既有深度又举譬恰当。在当时，的确少有人能谈得如此精到的。 六 丁玲写给孙犁这封约稿信不久，便生病入院。第二年二月病情恶化，三月四日病逝。得知消息，孙犁在三月七日下午，写出《关于丁玲》一文，表达悼念。在回顾了自己最早阅读丁玲作品，见到丁玲以及结识过程，后来丁玲请人帮助自己医病的情况后，孙犁颇带感情地评价：“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际会，作家离不开时代。后来的丁玲，屡遭颠踬，社会风尚不断变化，虽然创作不少衰，名声不少减，比起三十年代，文坛上下，对她的热情与瞩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了。”孙犁对于人与作品，领会得透彻，因而表达分寸感很好，评价是准确而中肯的。“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陨落了。”孙犁以这样形象而富有文采的文字结语，是符合真正杰出文学家身份的大家手笔。 孙犁与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坛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从他们先前的交往情形看，并不密切，可进入新时期，他们友谊接续起来后，一下子变得亲近起来。从个人看，孙犁内心还保留了青年时期对于丁玲看待“偶像”般的仰视眼光，丁玲却以一位诚恳可交的友人看待孙犁，所以在信函中皆能较为自在、充分地抒发情绪，发表看法。这在经历了许多政治斗争后的文人中，是难能而幸运的。 从时代背景看，孙犁与丁玲，正是因为先前关系并不密切，避免了一九四九年后接连运动中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无奈地批判带来无尽、无辜伤害。这一点，对他们新时期接续友情，是重要的时代背景。从文字看，他们新时期通信并不算多，可信中却充满了真挚、浓厚的情感。在孙犁，笔下不避讳自己的崇拜心情。一些极少使用的“大辞”如“举国若狂”“奔走相告”“崇拜到狂热的程度”……竟然几番运用。在丁玲，也以完全不设防的心理，对孙犁述说自己此时的苦乐，对文坛情况，甚至爆出“粗口”，抒发内心深处的不满和压抑。丁玲“心情太坏”时，认为倾吐给孙犁，是“不至于惹祸”的。这一点，应当是对战友最为信赖的一种表达。 《长城》，全国较早创刊的大型文学双月刊。 汇聚全国实力作家及新锐佳作， 打造全国优秀文学创作平台、文学求索平台。 崇敬生命，涵养心灵，风格多元。 是百态人生的舞台， 是心灵中的一片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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