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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上海巨艾达路的国际竞武场座无虚席，人们翘首以盼一场特殊拳击比赛的开始。随着身高1.72米的小个子中国人和身高1.9米的俄国大力士的先后登场，一场身高体重悬殊的六回合拳击赛正式开打。前三个回合，比赛进行得很胶着。第四回合，小个子的中国人突然一记重拳，将高大壮硕的俄国大力士击倒在地，口吐白沫，场上欢声雷动！这不是影视剧的画面，而是发生在1923年8月12日晚上的真人真事。那个俄国大力士就是俄国著名拳击手裴依·哈伯尔，此前他已连续十天击败挑战者。而战胜哈伯尔的中国人则是来自直隶新城县北仁和庄村的著名武术家、拳手朱国福。 朱国福像 朱国福堪称一位传奇人物。他是率先把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拳击术融为一体的武术大师，他在中国第一个成立“男女拳击队”，他被时人称为“中国拳击之父”和“中国搏击之父”，他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武术国考“武状元”。朱国福，字果夫，号炳公，祖籍定兴，父辈迁至新城县。1891年1月5日，朱国福出生在新城县北仁合庄村。他十来岁时跟随新城北关马玉堂及马元基学习形意拳，后又拜“铁罗汉”张长发为师练习八卦掌等拳术，还跟定兴县“李氏三杰”之一的李彩亭学习武艺。由于他聪明好学，肯于吃苦，技艺很快在同门中脱颖而出，二十岁时，就以形意拳、潭腿、刀术和六合枪等闻名乡里。 此后，朱国福在镖局开始保镖生涯，往来于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因此结识了形意拳大师李存义。李存义在天津武士会亲自传授给朱国福八字功和形意十二形。1915年，24岁的朱国福受李存义之托，护送社会名流周善培（曾任黎元洪大总统的顾问）一家人，从北京经过天津安全抵达上海。抵沪后，周善培力邀朱国福留在上海，担任了周公馆护院和周的私人保镖，由此开启了他的江南武术传奇生涯。 1918年后，朱国福结识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习练太极拳，技艺更加精进。他到上海的第二年，除担任保镖外，开始公开授拳，并创办了上海武学会。期间，朱国福与上海武术名家进行了广泛切磋交流，并系统学习了西方拳击与搏击技术。他“洋为中用”，把中国传统武术形意、八卦等特长融入拳击、搏击技艺，并教授给武学会学员。一次外出，朱国福偶遇劫匪围攻上海先施公司大老板黄焕南，他路见不平，施展拳脚相救。黄焕南对朱国福大为感激，欲以重金酬谢，朱国福谢绝，两人遂成莫逆之交。1922年，朱国福被黄焕南从周公馆挖到了先施公司。1923年，在黄焕南的大力支持下，朱国福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男女拳击队。据称当时女队也是世界上第一支女子拳击队。他还把二弟朱国禄叫到上海，做拳击陪练。他们平时训练，节假日在上海大世界举行商业拳击比赛和武术表演，以增加收入。1923年8月，俄国著名拳击手裴依·哈伯尔在法租界巨艾达路国际竞武场设擂。裴依·哈伯尔十分狂妄，扬言中国无人能打败他！本无心打擂的朱国福，被哈伯尔的挑衅所激怒，于是报名应战。主办方测身高量体重，哈伯尔身高1.9米，朱国福只有1.72米；称体重，俄拳师竟比朱国福重32磅，也就是说将近30斤，远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当时的外国裁判说：“不能打，要死人的！”朱国福回答：“不怕死。”并请大律师史良作公证，立下生死文书。随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精彩一幕。朱国福战胜俄国拳手后，观众跺踏地板宣泄激情，一时竟把地板跺垮。第二天，上海《申报》在显要位置隆重报道了朱国福的胜利。当时，朱国福对哈伯尔的致命一击，实际上是形意拳的“穿心崩拳”与直拳的结合。赛后，世界拳坛惊呼：“怪拳！”的确，以拳击为强项又骄横惯了的西方人被朱国福打懵了。朱国福拳法怪在何处？据行家剖析，朱国福出拳一怪：直拳屈臂，勾拳如锉，摆拳似拨。二怪：贴身发力，切齿发声，主攻心口窝。从技法上看，朱国福拳法很有特点。其一，朱氏拳法动作幅度小，运动距离短，这有利于提高出拳频率和贴身打，正所谓“出手如闪电”。其二，朱氏出拳动作中，手臂有拧翻动作，拨动功效神奇，起落钻翻，妙在尺寸间。其三，朱氏拳法中“两手不离心，两肘不离肋”，手不离心便于保护正面不受攻击，肘不离肋能化解敌手攻肋。其四，朱氏步法如白马扣蹄，阴阳相济，稳如泰山，当与对手贴身时，充分发挥下肢的攻击力，迫使对手让位失中。在第四回合，当对方被粘住时，乱了步法即缘于此。形意先师云：“脚踩中门裆里钻，就是神仙亦难防。”当形意功夫练到高境界时，所爆发出的已不是普通气力，而是强劲的内力，可穿心裂肺，犹如“神鞭策动脏腑，强气冲发四肢，一枝动，百枝摇，劲力崩，撼山动，裂坚石矣！” 朱国福得形意真传，悟内功大道，将其融入拳击技法，自然风格独特。因而闻名天下，震撼拳坛，奠定了中国拳击运动先驱的基础。朱国福和弟弟朱国禄参加第一届国术国考时的照片 1924年，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慕名聘请朱国福任教。1927年，朱国福率领二弟朱国禄，三弟朱国祯在上海虹口体育场击败了四国拳赛上获得全胜的五名日本武士。真是上阵亲兄弟，“朱家三虎”的名号第一次扬名上海滩。朱国福再次轰动武林界，是1928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荣膺“武状元”。这次武术国考，是自晚清取消“武科举”以来，由当时的国民政府组织举办的第一次武术比赛。各地武林高手纷纷云集金陵，连隐居深山的和尚、道士等“大侠”也纷纷出山，有的还把棺材抬到现场，以示拼死一搏的决心。国考于10月6日至18日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行。决赛名次分为四等：一等为全国最优，取十五名；二等为优等，取三十名；三等为中等，取八十二名。预考那几天，刀、枪、剑、棍等武林大师纷纷登场，比武异常激烈，伤筋断骨者时有发生，而且新手辈出，不时有黑马杀出，许多名家大师反而纷纷落马。八天角逐下来，333人有资格参加对抗决赛。决赛经抽签配对，不分年龄和体重，采取三战两胜淘汰制。决赛场变成了角斗场，终于决出了15名最优胜者，这其中就有朱国福、朱国祯、朱国禄兄弟三人，占了五分之一，令人称奇叫绝，“朱家三虎”再次轰动南京。10月18日宣布决赛名次，朱国福名列最优等第一名，也就是国考的“武状元”，朱国祯名列第11名，朱国禄名列第13名。1929年7月，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聘请朱国福担任教务处处长，主持教学工作，目的是对国术馆进行改革，同时聘朱家二弟朱国禄、三弟朱国祯担任中央国术馆教官、队长，后来四弟朱国祥也加入国术馆，这样，“朱家四虎”威震中央国术馆。朱国福在中央国术馆三年多时间，对国术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并重叠机构和人员，引入考核竞争机制，消除山头门户之见。号召师生树立“强种救国，御侮图存”意识，教学内容打破门派界线，提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结合国情，吸收西方拳击、搏击、格斗特色，改革创新中华武学功夫。并提出“斥花架，重实用”的操练方针，教学内容新颖，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华武术运动的新篇章。1929年11月，在杭州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武术国考。这届比武，朱国福已担任管理和裁判工作，未参加比武。最后决出的前十名最优，前五名都是中央国术馆成员，二弟朱国禄获得第二名好成绩，中央国术馆训练成效可见一斑。1930年5月，中国武术扬名日本。彼时，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率教务处长朱国福、编审处长唐豪，教授班班主任、技击队队长朱国祯、教员杨法武、杨松山、郭世铨、张长海、时汉章等人前去日本考察武士道。这次出国考察，其中朱国福、朱国祯哥俩，还有张长海、时汉章都是新城县人，可见当时中央国术馆中新城人的实力。访日期间，中日双方进行了一场比武。日方派出七、八个柔道高手，都被跤王杨法武摔倒。比试劈刺，朱国福出场，他不戴面罩不穿护具，用形意枪法连挑数名日本劈刺专家。通过考察和较量，朱国福感觉到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回国后对国术馆的训练再次进行改革。要求“一切为战争而做准备”，并把“斥花架、重实用”六字方针改为“重实用，练为战”。在中央国术馆期间，朱国福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形意拳源流》《短兵散打训练》《五花炮对练》《武当昆吾剑》《国术与健康的关系》等许多武术著作。 1932年11月，朱国福应聘担任湖南凤凰国军34师军训所少将副所长。他从实战出发，把日本武士劈刺战法与形意拳法相结合，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提出一招制敌的实战要求，在劈刺、摔跤、搏击、短打、大刀等项目上对将士进行严格训练。朱国福在凤凰军训所近四年，受训官兵共计三万余人，为抗日战争储备了力量。抗战初期，中央国术馆搬到陪都重庆，朱国福任副馆长，1937年底朱国福开始兼任中央教育部体训所讲师、重庆市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国术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和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国术教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朱国福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并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西南分会武术研究整理组组长、中国武术学会委员、重庆市武术协会第一届副主席。1953年，朱国福接受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的邀请，为54军培养武术人才，并编写了刺枪、劈刺等行之有效的军事教材。撰 文：李金辉 主 播：尚设军 责任编辑：景元平 编 辑：黄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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