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大山人临《临河序》（原王方宇先生藏，现藏佛利尔美术馆） 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1626－1705）在其晚年曾多次临写王羲之的《临河序》（又称《兰亭序》）（图1），根据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的研究，至少有十九件有八大山人款的《临河序》存世，其中有十二件可确认为真迹。八大山人反覆书写《临河序》除了说明他晚年对王羲之的书法的喜爱外，他的这些「临」作也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书坛「临」的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和当时文化氛围中所发生的人们对传统经典的态度的变化息息相关。
神龙本《兰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比较八大山人所书《临河序》和墨迹本中的神龙本《兰亭序》和傳拓本中最著名的定武本《兰亭序》，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不同：（一）在笔墨结构方面，八大山人所书和上述两个本子差别极大。一般的兰亭诸本，点划的提按交代十分清楚，遒丽清俊。八大山人所书，转折处很少有提按，笔划的两端多不尖锐，厚重圆润，和其晚年饶有篆隶意趣的书风并无二致，不似临作，而像自运；（二）八大山人所书者，其文本仅一百余字，而传世神龙、定武诸本的文本则多达三百余字。由于八大山人临本的文本接近《世说新语》注中所录王羲之「临河集序」的文字，王方宇先生曾怀疑八大山人是否就是钞录《世说新语》中的文字。但他的这一怀疑很快被八大山人的两段题跋所动摇。八大山人在癸酉（1693）五月所作书画册上跋云﹕ 世传逸少临河集叙，大为得意之作，凡数十本。此本当是弁山宝物。假子昂北道十三跋，此蔑以加也。 在己卯（1699）作书画冊中的《临河叙》后，八大山人也题道﹕ 此为逸少《临河集叙》。近世所传定武本凡三百廿五字。《临河序》止得百字。更碑室一本，较山人所临字大。子昂北道那得此耶！ 「弁山宝物」和「碑室」一本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们和人们通常见到的本子究竟不同到什么程度，八大山人没有告诉我们。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以南京郊外和近境新出土的几种东晋时代墓志与传世神龙、定武诸本《兰亭》书风迥异而断神龙本等《兰亭序》为伪迹。郭文一出，在文物界和书法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形成了一场激烈的「兰亭论辨」。启功先生在同年《文物》发表论文支持郭氏的论断，并援引八大山人的「临河序」和题跋为证据之一。启功先生这样写道﹕ 我曾见明末清初的书画家八大山人朱统鐢所写的《临河序》不下八九本，其中影印本约有四五本，文词一律都是《世说新语注》中的那一篇，而不是多一百六十七字的那一篇。文中也有几处和今本《世说新语》不同，如 「此地有崇山峻领，八大山人写本作「此地迺峻领崇山」，又「惠风和畅」作「惠风何畅」，「信可乐也」作「洵可乐也」。值得注意的是各本一律是这样，当然不是偶然一次笔误。……他说「碑室一本较山人所临字大」，可见他确曾见有一石刻本，可惜这本现已失传。  八大山人临《临河序》 纵：150厘米 横：90.3厘米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王方宇先生在比较八大山人所书诸本「临河序」时发现，诸本之间文本大致相同，但有时也有些许差别，并不如啓先生所言「各本一律」。比如说，上面提到的癸酉五月写本和戊寅春为南高先生作扇面上所书就有所不同。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推想，八大山人会不会祇是用自己的书体把背在脑中的「临河序」书写出来，然后称之为「临」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晚明人是如何使用「临」这个观念先作一番考察。然后，再把八大山人所有的「临」作放到明末清初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刻帖风气并不以明末为最盛，但这一时期的临书现象却极有特色。台湾学者朱惠良曾有专文论述明末书坛祭酒董其昌（1555-1636）的「临古」观和影响。她指出，在中国书法史上，以临书而论，董其昌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董其昌之前，书法家和鉴赏家的临古观念是保守的，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通常还祇是临摹中究竟应以形似还是神似为主要目的。在他们看来，临古祇不过是书法学习的一个途径而已。但对董其昌来说，临书已不仅是学书的途径，还被作为自我发挥的契机，因此临书者已不必在形似神似上用心。由于临书已被视为一种创作，董其昌和明末清初的书家常以临作馈赠友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董其昌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册页，如果我们将其同颜氏书法的拓本相比较，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颜书笔划厚重圆劲，竪划呈外向的弧度，字与字大小错落，距离甚小。而董临本则清秀飘逸，竪划弧度向内，有米芾的风彩；字距疏朗，则有杨凝式的遗韵。临本和原拓之间的差异，足以证明董其昌所谓的临「争座位帖」，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董其昌临「争座位帖」
美国底特律美术馆藏有一件相当精彩的署款为董其昌的草书手卷。这一手卷的文字内容为唐代书法家张旭的《郎官壁石记》。卷后有跋文云﹕ 张长史《郎官石记》、怀素《自叙》、鲁公赠言，所谓「楷法精详， 特为真正者」也。又有草书一帖，并临之。董其昌。 张旭《郎官壁石记》（局部） 原刻拓本为楷书 在跋中，董其昌明言他的这一手卷为临作。但这一跋文开启了后世学者的疑窦。《郎官壁石记》是草圣张旭传世的一件可信的重要作品，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赫赫名迹，原刻拓本为楷书，可董其昌的临书却是草书，书体和原拓完全不同。此卷的文本和原拓的文本相校，也有误字、脱字、脱句。有的学者据此而认为这一手卷为伪作。但是，对董其昌一生所使用的印章有极为细致和深入研究的李慧闻女士（Celia Carrington Riely）指出，这一手卷上的两方印章，为董氏的印章无疑。 如果李氏的观察正确的话，我们将如何来解释伪作上钤有真印这一矛盾的现象呢？如果手卷跋尾中的「临之」换成「漫录之」，脱落几个字，草书录楷书也就不能算是什么问题了。董其昌就曾用行书来钞录杨凝式的草书作品《神仙起居法》，并在跋中写明「杨少师《神仙起居法》，仿《韭花帖》笔意」为之，所以没有什么人怀疑它是伪作。在中国书画艺术中，人们把摹、临、仿作为对模板忠实程度不同的「复制」手段。将纸覆盖在原作上进行双钩廓填或摹写自然是最为忠实的复制；临则通常指的是将模板放在案上，对其形神作尽可能的模仿，因此临作在书体上应和模板的书体一致；而仿虽和临有相通之处，但却有更大的自由度，它可以指将从某一模板学来的笔法用于书写不同的文本。像上述董其昌以《韭花帖》笔意来书写杨凝式的草书作品《神仙起居法》则为一例。 因此，底特律手卷的问题就出在那个「临」字上。如果董其昌自称是以怀素笔意仿之，学者们对此将不会有任何疑问。但是，这里我们不能不问，董其昌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临」字的，他的「临」的概念和这之前及这之后人们对「临」的理解是否一致？如果晚明人用不同于法帖的字体钞录此帖的文本并依然称之为「临」的话，底特律美术馆所藏的手卷为董氏真迹的可能性就极大，手卷上有两方董氏的原印也就说得通了。因此，我们在对这一作品做进一步讨论之前，就需看看其它一些明末清初的临书现象，从中来把握当时的人们是如何使用「临」这个概念的。 董其昌临《神仙起居法》（局部） 明末清初临书最勤的另一位书法家是董其昌的友人王铎（1593—1652）。在王铎的传世书法中，临书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极具特色。更重要的是，在王铎的笔下，临书又有新的开拓。在《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的作品考释中，高文龙先生已经指出了王铎在书写所谓的「临」作时，常会割取数帖，拼凑成新的、难以卒读的「文本」。如书于天启七年（1627）的「王羲之《参朝帖》轴」（高142厘米），即为一例。此轴文本如下﹕ 足下参朝少晚不审有何事情瞻近缘足下小大悉平安也月末必佳迟见君无以为慰喻羲之。丁卯春夜为思玄老先生词伯。王铎 王铎临王羲之《参朝帖》轴 此轴起始之十二字，取自《淳化阁帖》第七王羲之《参朝帖》，自「瞻近」至「悉平安也」十一字取自王羲之《十七帖》中的《瞻近帖》，「月末」至「慰喻」十二字取自《淳化阁帖》第七之《月末帖》。全轴正文（「羲之」二字及王铎落款不计在内）共三十五字，乃割取三帖而成，令人难以卒读。而《月末帖》后本无「羲之」二字，王铎将「羲之」二字加上，以示此轴为临王书。 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六月的草书立轴（高268厘米）是另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其文本为﹕ 豹奴此月唯省一书亦不足慰怀耶吾唯辨辨知复日也知彼人已还吾此犹往来其野近当往就之耳家月末当至上虞亦俱去。癸未六月极热临。王铎。惊坛词丈。 王铎临《豹奴》诸帖（藏者不详） 此轴起始「豹奴」至「慰怀」十三字取自《淳化阁帖》第十王献之《豹奴帖》。此后的「耶」字为王铎所加。自「吾唯」至「就之耳」二十六字出自《淳化阁帖》第八王羲之《吾唯辨辨帖》，但文本已对原文作了相当的改篡。「月末」以下出自《淳化阁帖》第八王羲之《家月帖》。王铎此轴，乃拼凑二王父子书法而成。王献之《豹奴帖》为行书，王羲之二帖为小草，字与字间隙清晰，但王铎却用联绵大草将三帖写成不可分割的一件作品，并在款中明确申明此乃「临」作。如此大草作品，须一气呵成，怎么可能边写边翻帖来对临呢？此处所谓的「临」最多不过是背临，即以自己擅长的书体将脑中模糊记得的文本书写出来而已。 类似的临书在王铎存世书作中不胜枚举。开封市博物馆藏有王铎1650年临王羲之敬豫诸帖立轴（高240厘米），其短短六十六字的文本（包括年款和名款），竟至少割取了五件王羲之法帖拼凑而成。王铎这种不受成法约束的临书，使我们了解到，「临」的内涵在晚明比之以往不知要宽泛了多少。因此，董其昌以草书来抄录张旭的《郎官壁石记》，并称之为「临」，不足为奇。 除了割取、拼湊古帖，王铎有时在临一件法帖时，对模板大作手脚。美国弗吉尼亚州一私人所藏王铎行书立轴（高239厘米），其文字内容取自米芾作欧阳询《度尚》、《庾亮帖》赞并序。王铎在书录此文时，随意删削，把原来很完整的文本弄得难以读通。在米芾的书作中，序和赞以同样大小的字写出，序在前，赞在后，并无明显的主次之分。王铎却以大字书写序，以小字书写赞，后者看起来就象是附于前者之后的一段跋尾。原作文本之间的关系被作了改动，加之序的部分已被严重删改，令人读了有莫名其妙之感。 如果我们把王铎存世的临作做一综合观察，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王铎手卷册页上的临作相对来说比较忠实所临模板，尽管文本中常有脱落的情况发生。上述那种混杂性的拼凑书法多发生在立轴上。这些立轴的尺幅通常很大。小者在一点五米左右，大者近三米。这样的巨幅屏条当是悬挂在厅堂最为显眼的地方，当会给观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由于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我们已无法确知，当人们面对这样难以卒读、但却气势撼人的作品时会作何感想。 不过，王铎曾在一段跋文中声称自己「恒书古帖不书诗，」我们大概可以推测，这种臆造性的临书，颇受时人的欢迎，并拥有相当的观众群。王铎是崇祯到顺治年间最有才华也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而且是两朝的显宦。当他的这种临书作品被堂而皇之地悬挂在大厅的中央时，主人不但可以向人们显示他和一位当代的大书家之间的关系，他或许还可用这难以卒读的书法来考考他的客人。书法在此已不仅仅是对笔墨点划章法的欣赏，它还可以是一种文字游戏。 董其昌、王铎等游戏式的临书，进一步啓发了清初书法家的想象力。由明入清的山西书法家傅山（1607—1684）也有类似的笔墨游戏。傅山在1652年左右曾为他的友人、阳曲县的杨氏兄弟书写了一个杂书卷。卷中有一部分为隶书，臆造成份极多，但傅山在这段隶书后有如下批语﹕ 此法古朴，似汉之（笔者按﹕此处疑有脱字），此法遗留少矣，《有道碑》仅存典刑耳。 傅山《嗇庐妙翰》（局部） 台北何创时书法基金会藏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傅山的这段批语颇有问题。《有道碑》即《郭有道碑》，或《郭林宗碑》。郭有道即郭泰（字林宗，128—169），太原介休人，东汉末年为名震京师的太学生首领，不就官府征召，后归乡里。党锢之祸起，遂闭门教授，生徒数千人。郭去世后，谥「有道」，传东汉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132—192）为书碑文，《郭有道碑》遂成一代名碑。因《郭有道碑》久佚，康熙十二年（1673）傅山曾应介休人士的邀请，重书郭有道碑阴。他为此有一段文字专门讨论《郭有道碑》﹕ [ 洪适 ]《隶释》及《集古》、《金石录》皆不列此文，唯引《水经注》有之，而作「建宁四年正月丁亥卒」，「哀悼」作「哀痛」，与今行文少异。每疑景伯在南渡后，不得收北碑有之，而欧、赵二录在北宋时亦不列此，何也？洪于《水经注》所列碑后云﹕「其碑今不毁者，什财一二。凡欧、 赵录中所无者，世不复有之矣。」乃知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得矣。 傅山明白「此碑在[宋朝廷]南渡之前已不可得矣。」傅山在另一杂书册上又云﹕ 《郭有道碑》坏久矣。家藏一本不知为谁贋作？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書。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日知录》卷十八（顾炎武撰） 晚明人刻书时擅加窜改的例子不胜枚举。董其昌的好友、文坛领袖陈继儒（1558—1639）在其所刻《宝颜堂秘籍》丛书中，对所收书任意删节。董其昌在刻《戏鸿堂法帖》时，也将古人的作品硬行拼凑。更有甚者，在这一时期出版的通俗读物中，我们常可看到套用前代经典的标题，而彻底地篡改其内容的现象，传统经典的标题剩下的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明末出版的小说《欢喜冤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颇可和上述的「临书」媲美。小说中有一段讲主角二官如何通过删改古代的文本来勾引他嫂嫂﹕ ……二官道﹕「原來嫂嫂记得《千字文》的。我如今没有功夫，今晚空了，把《千字文》顛倒错乱了，做出一个笑话儿与嫂看。」…… 果然到晚上，二官把《千字文》一想，写在紙上，有一百三十四句。 [以下为二官所做《千字文》，略 ]……次早，二官叫道﹕「嫂嫂，昨日《千字文》写完了，请嫂嫂看一看，笑笑儿耍子。」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 《拍案惊奇》序(凌濛初著）
「董其昌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元剧、散曲及明代白话小说的收藏家。近年的研究发现，他极有可能还是小说巨著《金瓶梅》的最早发现者。他的早年好友当中有几位是俗文学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汤显祖（1550－1616）和梁辰鱼（约1520－约1580）。董其昌一度曾拥有迄今为止最为重要、收集最广的元代戏曲集，即首由赵琦美（1568－1624）结集、今在北京图书馆的所谓《也是园古今杂剧》，加上他向晚明知识界如公安三袁介绍小说《金瓶梅》所起的文化媒介作用，单是这些贡献已足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荣耀的一席之地。所以他既是美术中的文人趣味无可争议的仲裁者，同时也是文学中通俗趣味的默不作声的旗手，这表明他对17世纪雅、俗这两个传统的由分而合具有独到的锐识和洞察。」 董其昌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子，我们上面讨论中所提到的傅山很可能创作过《红罗镜》等剧本。因此，上层文化精英自然会对通俗出版物中屡见不鲜的对经典进行改篡、调侃、取乐的现象有相当的熟悉。他们的临书观念受到当时那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也是完全可能的。 《八大山人书法冊》（局部） 翁万戈先生藏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翁万戈先生藏有八大山人1702年所作一件杂书册。在这件十六开的册页中，有数页标明临张芝、锺繇、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书法。如第四开为临王羲之书法，在正文之后，八大山人标明「临王逸少」（图4）。八大山人在这里明白无误地使用了「临」这个字。但这数页的文字内容皆录自唐代张怀瓘的书学著作《书断》。张怀瓘生活的时代晚于张芝、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等，张、王、褚、虞怎么可能书写他的书论！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此处八大山人所「临」的作品，并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法帖，他只是根据自己理解中的这几位书家的笔意抄录了一些文字，便称是「临」了这些书法家的作品。如果说，王铎割取古帖再行拼凑还多少有些文本依据的话，那么，八大山人将和王羲之毫不沾边的文本钞了一遍也作为「临王逸少」，他的「临」就比王铎更为宽泛了。既然八大山人可以钞一段唐人的文字而又声称「临」了王羲之，他又为何不可钞《世说新语》中的「临河序」并声称自己是「临」了《兰亭序》呢？因此，所谓「更碑室一本」和「弁山宝物」云云，很可能就如傅山的《郭有道碑》，是一个假托的游戏。 后记: 本文最初为者于1998年6月6日在纽约亚洲协会举办的王方宇先生纪念会上的一篇同题英文发言稿。后修改成提交1999年6月在苏州举行的“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王方宇先生生前对笔者的八大山人研究多所鼓励支持。他本人对八大山人所云“弁山实物”和“碑室一本”一直很有怀疑，笔者的研究得益于王先生的工作甚多。1998年7月初，笔者在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的赞助下，前往台湾作研究访问。访问期间曾向台湾同道部份地报告了这一研究。在研究明末清初印刷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关系时，笔者多次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兄讨论。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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