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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平王东迁后，王权的衰落已然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终春秋之世，各个大国之间的争霸成为当时中华大地的主旋律。但到了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又出现了君权坍塌，士大夫（卿族）权力凌逼君主的现象，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都是士大夫权力倒逼君主的典型事件。 鲁国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国家，其国内也出现了三桓权势凌驾于公室的局面。在鲁国中后期的历史中，公室和卿室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以鲁昭公发兵攻打季氏为其矛盾的顶点，而这场冲突的结果是昭公败北，客死他乡。  昭公即位之前鲁国政治形势鲁昭公为春秋鲁国十二公的第九公，他于公元前 542 年即位，此时已经是春秋的中晚期，当时鲁国国政由以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为首的卿大夫把持，鲁国公室已经处于较为暗弱的状态。 鲁国公室的衰落由来已久，在春秋中前期，鲁庄公去世后，鲁国国内政权动荡，公子庆父和庄公夫人哀姜私通，贼杀鲁国公子般，扶立鲁闵公即位，随后庆父又欲自立为君，遂弑杀闵公。 庆父和哀姜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在国人的反对和齐桓公的外力干预之下，庆父出走国外，后自杀而亡，哀姜也被齐国处死，公子季友携庄公之子公子申回国继位，史称鲁僖公，鲁国政局始趋于平稳。 此一系列的混乱被称作“庆父之乱”，此次的鲁国内乱，太子般和闵公先后被弑，新立的僖公为公子季友所扶立，而且年龄尚幼，因此鲁君的权力开始逐渐下移至诸大夫家。 
僖公去世后，文公即位，文公在位期间，卿大夫势力进一步发展。文公去世后，东门襄仲杀文公嫡子恶及视，扶立宣公即位，鲁国开始步入东门氏掌权时期。从东门襄公杀嫡立庶而不受任何惩处来看，此时鲁国国君的废立已经可以掌握于权臣之手。尔后公室的势力进一步被三家削弱。 鲁昭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位的。昭公即位之时，季氏已经基本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就连昭公本人也是在季武子的支持下才承嗣君位。昭公五年（公元前 537 年），季武子主持四分公室，更是瓜分了鲁君的最后一点权力，三桓仅仅“贡于公”，鲁君的开 只要由三家供给，可以说鲁君几乎沦为徒有其名的国君了。  鲁昭公即位后与季氏的矛盾激化鲁昭公时期，鲁国的国政基本由以季武子和其孙季平子所把持，在此期间，季氏不断壮大季氏、凌逼公室，而鲁昭公和季氏的矛盾也在暗中酝酿和发展。 鲁昭公初期，由季武子当政，当时的鲁国主要对外政策就是继续对莒国用兵，侵夺莒国的城邑，划归为季氏的私家采邑，从而进一步强化季氏专鲁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昭公五年，季氏在季武子的强力统领下有了极大的发展。昭公七年，季武子去世，由于其子季悼子早逝，由其孙季孙意如承嗣宗主位，是为季平子。 相对于季武子来言，季平子的政治才能则逊之甚多，然而其跋扈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季平子即位后，鲁国公室与季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其冲突也逐渐趋于表面化。 昭公十年（公元前 532 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郠”③。可见，季平子继续了季武子对莒国用兵的政策，进一步侵夺莒国的城邑，这次取郠之役为鲁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以季平子为首的三桓已经全然不将国君置于眼中，如叔向所言“君有大丧，国不废蒐……国不恤丧，不忌君也” 。  昭公十二年（公元前 530 年），南蒯以费邑叛季氏。这次南蒯之叛鲁昭公虽没有直接参与谋划，但从史料来看，“叔仲小、南蒯、公子谋季氏。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可知公子已经将此事告知昭公，并且昭公和公子同去晋国求援，因此鲁昭公对此次叛乱应当是知情和支持的，最起码也应该是默许的，对于此，季平子也是心知肚明，只是没有发作。经过此事后，双方的嫌隙更深，几乎已经到了公开决裂的边缘。 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17 年），季平子又做了一件十分无礼且过分的事：“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季平子此举可谓跋扈至极，国君为其父襄公举行禘祭的万舞人员都仅有两人（或说二人为二八），而同时在季氏府中却“八佾舞于庭”公室此时的处境已经窘迫到了极点，当年鲁襄公从楚国回国后，尚能作楚宫享乐，而此时的公室却连祭祀所需的人数都凑不够，可见公室势力之孱弱。 可以想见，鲁昭公对季平子当极为不满，实际上，季平子的不知收敛也得罪了众位大夫，“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此外，随着季氏的执政日久，季平子和其他大夫家的矛盾也在积累，据左氏记载，和季氏结怨的有平子之庶叔父季公若，鲁国大夫侯昭伯和臧昭伯，究其缘由，则多为季平子为人跋扈所致。  昭公与季氏的冲突爆发——长府之役由于季平子上对鲁昭公不尊，下对诸大夫蛮横，终于导致了又一次“去季氏，张公室”的冲突爆发，即昭公二十五年的长府之役。 此次谋去季氏的主要串连者为公为、公果、公贲，杜注：“公为，昭公子务人。”“果、贲皆为公为弟。” 可知，三人均为昭公的公子，而昭公十二年的南蒯之乱的串连者为公子，由此可知季氏的专政鲁国使得包括鲁君在内的整个公族的权益都受到了损害：以季氏为首的三桓阻断了历代公子的晋升之路，因此两次谋去季氏都为公子所发起，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17 年）九月，鲁昭公一党向季氏发难，围攻季氏府邸，季平子措手不及，被困于府中的高台上，于是向昭公请求“待与沂上以察罪”、“囚于费”，均遭到鲁昭公拒绝，季平子又“请以五乘亡”，此时子家子劝谏昭公同意季氏的请求，以免夜长梦多，而郈昭伯则建议昭公“必杀之！”。 但最终昭公没有接受季氏的妥协，而是派郈孙去孟孙家求援，以期一举攻下季府，控制或者杀掉季平子，然而孟氏此时并没有选择帮助昭公或者是季氏，而是采取了观望。  此时叔孙昭子在阚地未归，叔孙氏家的司马鬷戾擅作主张，发兵攻昭公党，救季氏。孟氏见叔孙家攻打公室，于是杀掉了昭公的使臣郈昭伯，以示于昭公决裂，亦领兵攻打昭公一党。 如此以来，形势陡然间发生了转变，三家一致攻昭公，于是昭公党的败亡已成必然。随后昭公“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开始了其八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在流亡其间，鲁昭公一党辗转于齐、晋两国之间，虽然在八年之间有诸多的曲折回还，但昭公还是未能回国，最终病死在晋国的边邑乾侯。 对于鲁昭公失国事件以及涉及到的人物的看法，后人多认为是鲁昭公为君不知礼，听信小人谗言，发动对季氏的政变，导致政变失败；后昭公一党流亡他国，在流亡过程中，昭公又不听贤臣子家羁的劝谏归国，终究客死他乡，可谓是咎由自取。 然而若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传统观点并不可取，季氏凌逼公室，昭公对其进行讨伐并无不妥，只是公室和季氏实力相差悬殊，再加上叔孙家的司马鬷戾临时选择帮助季氏，才使得昭公一党功败垂成。 在昭公流亡国外其间，子家羁一直规劝昭公选择与季氏妥协归国，而公徒”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多次阻挠昭公归国，但分析当时鲁国国内局势，若昭公归国，则情景十分凶险，甚至会有生命之虞，因此昭公拒绝归国并无不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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