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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会大学的院系调整 20世纪50年代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革中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它是在完成恢复学校秩序、接管公立大学、改造私立大学、接管教会大学之后，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求而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经过调整，所有教会大学合并到公立大学，其校名取消，从此在中国大陆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教会学校消亡。关于取消教会大学校名的问题，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否定与欧美教会大学的存在有关系的所有东西，特别是作为其象征意义的校名。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认为全现有42所工学院，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系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等问题，因此，高等工业学校的院系设置与分工，必须作有计划的适当的调整。会议决定以华北、华东、中南三个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进行院系调整，会议公布的《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具体拟定了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涉及教会大学的是：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文学院合并入之江大学；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为独立的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为独立的工学院。 1952年5月，《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出台，根据这一方案，教会大学与原来的公立、私立大学融合到一起，组成新的大学，而所有教会大学原来的校名均被取消。现根据1952年调整方案，将其中有关教会大学的调整摘录如下（注：带*者为教会大学）。 华北区 辅仁大学*除个别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外，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将津沽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三校全面整顿，所有系科全面调整，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一所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天津大学），津沽大学取消。 华东区 将金陵大学*的文理等系科合并进南京大学，成立综合性大学（仍名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的工程系科与南京大学的工学院以及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设立独立的南京工学院。金陵大学的农学院与南京大学的农学院合并，设立独立的南京农学院。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等校有关文、理、法等系科并入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工科各系（建筑系除外）与浙江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一所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即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等系科与浙江大学文学院合并，组建浙江师范学院。齐鲁大学*文、理和教育部分并入山东师范学院。将东吴大学*文理系科、江南大学数理系及苏南文教学院合并，成立苏南师范学院（校址苏州）。东吴大学药学系并入华东药学院、经济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东吴大学取消。 中南区 中华大学*并入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发展为综合性大学。将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全面调整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广东法商学院及其他有关文、理、法、经济等院系合并组成，地址设于岭南大学原址。以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土木系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华南工学院。以岭南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 在调整中撤销了燕京大学、津沽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30余所院校的校名，其所设各系并入同地区其他高等学校。 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经政务院批准后于1952年4月16日公布，各教会学校均公开表示拥护调整方案。调整之前，全国各大学广泛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使大部分教师认识到院系调整的必要性，营造了一种使改革得以顺利开展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在此次调整中变动较大、被取消校名的燕京大学，热烈拥护调整方案。 燕京大学的教授认为“院系调整在旧社会是一件不可想象、不可能的事”，解放后通过许多运动，教师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有决心积极实现调整；学生们认识到“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取消燕京大学的校名，有位教授说“经过'三反’，更觉得燕京校名应该无条件撤销”。学生们把撤销燕京大学的校名作为“彻底摧毁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来欢呼”。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说：“'燕京大学’这个校名，是美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弃之毫不足惜。”燕京大学劳动系教授雷洁琼认为：“撤销燕京校名，意味着我们彻底摧毁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高等教育的影响。”  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为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使高校的教职员工能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来认识院系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服从国家需要，顺利完成调整任务。1952、1953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结束后，所有教会大学被合并到公立大学，其校名被取消，在中国大陆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教会大学从此不复存在了。 二、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命运探析 自近代中国教会学校创立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于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消失了。很多学者认为其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的，而非教育的或宗教的。有的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教会大学从中国大陆的消失，乃是自20世纪以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与基督教普世运动正面冲突的结果，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重新调整组合的结果。 因此，教会教育的失败主要的不是一种教育制度或宗教信仰的失败，而是一种政治的失败，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大陆政策失败的附属品。正是在这些更为深刻的历史运动背后，隐藏着中国教会大学的因果性”。还有的学者认为教会学校的失败并不在教育上，相反，传教士一直在努力探求教育的内在规律，也试图按照这种规律开办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但是这种努力和尝试都受到传教士所依靠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限制，传教士本身的宗教目的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利益与中国社会的矛盾。这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导致其教育活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与新中国的目标不符，当时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相应地就十分重视工学院的发展，特别是又受到苏联的影响，重视专门教育，而教会大学所擅长的文理科无法适应新政权的要求。 考察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命运变化直至最后消亡的历史，上述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此外，笔者认为无论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来说，还是从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教育内在规律的层面上来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特色甚至招生生源等问题，致使教会大学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无法继续存在，消亡是在所难免的。 首先，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起决定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以后，上层建筑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否则便无法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因此新的教育制度取代旧的教育制度就成为必然。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有关规定，为了使教育事业进一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章和决定，改革了学制，规范了大学的领导体制，进行了课程改革，确立了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初步建立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对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旧大学进行改造，为随后进行的院系调整奠定了基础。 其次，教会大学的性质和办学特点决定了新中国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中国的教会大学基本上是按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建立的，其办学特色具有明显的西方大学的特征。新政权对教会大学的政策是很慎重的，最初在这些学校中改革旧体制、增设新课程的计划是稳步进行的。但是教会大学的西方色彩、宗教色彩和资产阶级色彩与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是相悖的，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而多数教会大学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接受美国津贴的。这样，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外关系的大局决定了教会大学的命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1949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马叙伦部长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是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的。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那么什么是新教育呢？马叙伦说道：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马叙伦部长提出了改造旧教育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而这种改革正如我们的共同纲领所规定，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因此，对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旧高等教育的改造是在所难免的。 再次，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适应新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的。教会大学大多是综合大学，其教育特色，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模仿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型教育模式，而且教会大学以英语为学校教育语言，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高等教育也遵循这一方针，重点发展工科教育，加强单科大学和独立学院，并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习美国模式培养“通才”的做法，转而学习苏联大学的模式，按照专业划分以培养“专才”为目标，使某一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成为专家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随着苏联教育模式的引入，外语教学中的英语也很快被俄语所取代。教会大学本身的教育结构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目标格格不入，这也是其最终走向消亡的原因之一。 最后，与教会大学的学生出身阶层与大学财政状况的变化有关。教会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传教士所在国的教会和董事会、私人财团的捐赠；二是学费；三是中国政府的补助和国人的捐款。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孤立，教会大学逐渐难以从国外得到津贴，尤其是在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汇款之后，从国外得到资助更是困难，来自美国的汇款必须经过第三国或华侨汇款。新中国高等教育方针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大门为工农开放，为此，除了入学时保证优先录取之外，还必须使学生摆脱经济上的负担。而教会大学的学生需要交纳学费、杂费和住宿费，从生源上来说，教会大学无疑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而且随着大学生出身阶层的变化，具有负担学费能力的学生人数在急剧减少。对于面临财政困难的教会大学，教育部提供了一定资助。但是，如果政府的资助占了教育经费的大部分，那么私立大学存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因此从财政上来看，教会大学丧失了能够维持其昔日状态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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