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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辂的政治智慧和为官之道 作者：商通 商辂，这个名字在明代历史文献中并不陌生。很眼熟是吧，但我们在聊到正统、景泰、天顺、成化这几个时期的时候，总是多多少少能听到这个名字，似乎在那段并不平静的岁月中，商辂的身影好像出现在每一场政治剧变中。但要我们说商辂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大部分人也说不出实质性的内容，对他总有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世人对于商辂的感觉，就是隐约。在其仕途中，他似乎每一次都踩到了时代的节点上，却又永远不是那个挥舞着旗帜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商辂，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里商人。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和绝大多数文人官员一样，商辂走的是科举之路，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中状元入翰林，进内阁掌管过兵部、户部和吏部，后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内阁首辅，这是商辂的一个仕途历程。值得一说的是，商辂是典型的学霸，是唯一被明代官方承认的“三元及第”者，所以世人称之为“三元宰相”。什么概念?乡试、会试、殿试全都拿了第一。对于科举历史而言，商辂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了。“明朝三百年，科名第一人”，有人认为他的科名超过了官声，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考神”，百年后的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仰慕其科名题写了“科甲第一家”。 商辂的具体政绩就不说了，一来，历史书上都有记录；二来，原先反复写的比较多；三来，就那段时期的入朝为官而言，无非就是劝谏、民生、军务、吏治之类的研讨和表述。而商辂入仕以来，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发生的一次次政治动荡，则是我们读懂商辂为官之道的重要切入方向。比如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金刀案，又如代宗易储、宪宗立东宫、平反于谦，对抗汪直等，这些事情，随便拿出一件，都可以作为明代的一个研究课题，调研几年，而商辂几乎参与了上述的所有历史演变事件。有时候不禁想问，于商辂而言，经历这些历史事件，到底是幸运还是悲哀？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学霸商辂是在正统十年(1445年)中进士第一甲第一名（状元），之后入了翰林院做了修撰。一般来说，明代的重臣名相中，科举的前三甲成才率并不高，不过即使如此，按照考试成绩来划分，商辂依然是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所以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商辂进了东阁，商辂进东阁不是去做大学士的，而是去学习。 学习什么？处理各种朝廷文书，熟悉朝廷的各种政务流程。那个时候的东阁算是大明王朝高端人才的孵化基地。而正统十二年（1447年），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亲政，王振己是名震朝野的宦官了，商辂进东阁学习的机会是明英宗给的，说明当时皇帝很看好商辂。更为神奇的是，根据《明史·列传第六十四》记载，商辂因“丰姿瑰伟”，被朱祁镇亲自挑选为展书官，由此可见，古代也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虽然商辂有“三元及第”的光环，但朝廷也有专权擅政的宦官王振，因此商辂虽凭借才能及长相，从同批读书人中脱颖而出，但也只是比同时入仕的这批人出众而已。两年后，“土木堡之变”爆发，内阁首辅曹鼐在内的50余名大臣被杀，明朝迎来建国以来最大的动荡。大明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自己都被蒙古人虏到了草原。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朱祁镇的弟朱祁钰登基上台，并且在于谦等人的帮助下，主持了“北京保卫战”打退了蒙古人，而朱祁钰成为了明代宗，年号也从正统换成了景泰。 明代宗一上台，官职还是翰林院修撰的商辂，在内阁首辅陈循推荐下直接入内阁了。没有很夸张，从中状元到入内阁，商辂只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而当时他的官阶只有六品。虽然那时候的内阁，阁臣权力还没有像明代中后期那样强势，还保留着一些皇帝私人顾问的性质，但商辂用了这么短的时间进入内阁，在明代也是很少见的事情。进入内阁后，商辂表现地中规中矩，史书上并没有留下他过多惊艳的记载，想想也是，就连首辅陈循尚且被于谦的光芒所遮盖，商辂也就只能是混个任职资历。当然，主要的事情也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说前往居庸关迎接朱祁镇、谏言清算被豪强侵占的土地、请求集中安置流民、参与编撰《寰宇通志》等等，但是这些工作都不是商辂所主导，自然也算不得他的辅政功绩。不过，在此期间，商辂的进步之路也没有停止，于景泰三年（1452年）晋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四年后又兼任太常卿一职。 《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元年，遣迎上皇于居庸，进学士”。景泰元年(1450年)，商辂去居庸关迎接了被蒙古人放回的朱祈镇，之后就马上升职，任翰林院学士。 事情其实不复杂。商辂进入东阁学习，是明英朱祁镇有意培养，而他进入内阁，则是明代朱祁钰抛过来的橄榄枝。 明代宗之前只是一个亲王，突然中了彩票，做了皇帝。而明代宗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自己的私人班底可以用的，朝中的大臣要么在土木堡被蒙古人杀了或劫了，要么就是哥哥朱祁镇留下的旧臣，所以他只能一方面用于谦这样的新贵重臣来稳定朝局，一方面从干部储备梯队里选自己人。你就看明代宗让商辂去迎接回京的朱祁镇，明显就是很放心商辂啊，不怕他和朱祁镇会擦出什么火花。而在之后马上给商辂升职加薪，就是再上一层保险，彻底笼络商辂。很明显，商辂是明白自己现任老板意思的，所以他做事也很尽本分，也取得了明代宗的信任。 在明朝，内阁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先进入内阁谁就是老大，所以想要晋升内阁首辅，就只能等前面的人离开内阁，商辂想要再进一步，也必然要经过这个环节，开始内阁里只有陈循、高谷两个，后来陆续补充了商辂、彭时、俞纲、江渊、王一宁、王文等一众阁。期间离职的、调任的、生病的、回乡的，只有商辂是在内阁中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并且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熬。取得明代宗的信任是一回事，商辂是不是愿意死心塌地一条道走到黑，又是另一回事。 景泰三年（1452年），“金刀案”爆发。所谓的“金刀案”，其实是明英宗朱祁镇回北京后，被弟弟明代宗朱祁钰软禁在了南宫，这个能理解，权力嘛。有一天，有人举报两个太监，将一把朱祁镇的金刀带出了南宫。因为涉案人物敏感，明代宗就下令彻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偷盗案吧？但如果告诉你，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锦衣卫指挥使最后要通过装疯来保命，你还会觉得这事简单吗? 知道后来的夺门之变吧？知道朱祁镇的死党石亨、徐有贞，以前统管宫里的宦官曹吉祥吧？知道被软禁的朱祁镇受到层层监控吧？那么请问，这时候一把朱祁镇随身金刀被太监带出宫，意味什么？就是金刀案根本就是夺门的未遂事件，很有可能就是一次朱祁镇串联朝臣，意图复辟的未遂政变。“金刀案”当时闹的很大，据说明代宗放出话来，一定要找出幕后主使。那这件事情和商辂有什么关系呢? 《明史·商辂传》记载：辂及中官王诚言于帝曰：“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狱，坐以他罪，降为事官立功。杀瑶，锢浪于狱，事得不竟。 这里的“忠”就是当时的锦衣卫头子卢忠，“瑶”和“浪”指的是两个涉事太监。商辂在事发后，就劝明代宗，不要把事情搞大，不要有过多牵连。明代宗居然听从了商辂的建议，只是把几个当事人处理了，并没有深究。从这段史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商辂对明代宗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看到了商辂在对待“太上皇”朱祁镇上，是有保留的。帝位越来越稳固，朱祁镇的影响却越来越小，且受困南宫，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想这个时候商辂替朱祁镇说好话，其实是有政治风险的，但是还是这样，这中间有安定朝堂的考量，也有对朱祁镇的私人情感，更还有商辂不想把事情做绝，留余地、留后路的政治智慧。 景泰朝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废立太子了。说真的，明代宗执政的八年，事情是真的多。因为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所以明代宗朱祁钰登基，主持大局。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朱祁镇的太子朱见深，年纪实在太小了。但毕竟太子的奶奶孙太后还在啊。于是老太后就和要登基的朱祁钰签了份合同，内容是朱祁钰只能干一届皇帝，死后皇位要传给侄子朱见深。朱祁钰是答应的，但随着权力的腐蚀，朱祁钰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毕竟朱祁钰自己也有儿子啊。所以朱祁钰就打算换太子，废了侄子，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明代宗朱祁钰又是给几个朝中大臣升官，又是让太监悄悄送银子，甚至不惜废了一个皇后。对了商辂当时从皇帝那得到的贿赂金是五十两。换太子就换太子吧，商辂当时同意换太子的“请愿书”上签了字的。 第一，现任老板明代宗朱祁钰，江山已经坐稳了，而且身体看起来也不错，还能继续执掌朝局。第二，明代宗朱祁钰这人其实对大臣不错，又给钱又升官，只要不是涉及皇位的敏感话题，朱祁钰脾气都不错。第三，当时虽然商辂已经是阁臣了,但是从朝堂的分量来讲，商辂影响力还不够大。于谦不用说，还有吏部尚书王直、王翱、礼部尚书胡瑛，这些人在，你就翻翻史书，这几个人哪个不是朝臣中泰山北斗的存在，这些人都签字了，商辂有的选吗？ 但是，朱祁钰运气实在是差，没过几年，自己唯一的儿子夭折了。于是明代这帮大臣又有事情做了，吵嚷着要重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明代宗朱祁钰的身体，越来越差，对朝政也越来越没有心思打理。 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的身体很糟，随时可能要驾崩，而此时明王朝，都没有一个合法的皇位继任者。这个时候，已经是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的商辂需要在这件事情上站队了，因为当时朝堂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流言，什么要迎立京外藩王入京继位，什么废太子朱见深遇刺，什么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要兵变(当然，这个后来被证实是真的)。商辂必须好好权衡利弊，因为这个决策可能引发的后果实在太大了。既要合乎祖宗礼法，又要能够稳定人心，安定朝局，最后还要保证自己切身利益。 《明史·商辂传》记载：“景帝不豫，群臣请建东宫，不许。将继奏，辂援笔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闻者感动。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辈已迎复上皇”。 商辂最后的决定，是请立废太子朱见深为继承人，给出的理由是，虽然朱见深不是明代宗儿子，却是明宣宗朱瞻基亲孙子，话说的很诚恳。我们不知道当时明代宗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商辂的观点，不过商辂已经写好了奏疏送到礼部，准备第二天朝会上提出，这个晚上发生政变，明英宗朱祁镇已经复辟登基了，“夺门之变”已经发生。明英宗朱祁镇第二次登基，改元天顺，接着便是一波人事大换血，商辂也随之被清洗掉，削职为民。很多人为商辂鸣不平，说商辂已经决请立朱见深为太子了，按理说不应该受到打压。甚至连商辂自己都觉得委屈，在监狱里向明英宗上疏，说自己请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复储疏》还压在礼部的文案里，可以证明自己是向着复辟的朱祁镇的。 读到这里，就是一声叹息。你商辂难道连这点都看不清吗？朱祁镇自己复辟登基，和他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一回事吗？儿子做皇帝，老子就一定高兴？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在绝对的诱惑面前，亲情？ 从明英宗复辟后，整个天顺年间，商辂都没有被起复。明英宗心里是有心结的，也许他可以理解在景泰年商辂做出的一件件事情，但理解归理解，能不能释怀又是另一回事了。 商辂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时，已经是成化三年（1467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有内涵的。商辂是成化年初召回北京的，原职复用，以兵部侍郎入阁。而成化二年（1466年）的十二月，李贤刚刚在任上病逝。这不是巧合。李贤是天顺朝后期的重臣，在“夺门之变”功勋三人组被打压之后，李贤几乎可以算是后来文官集团的领袖，明英宗朱祁镇对其言听计从。到成化年，李贤依然拥有庞大的朝局影响力。刚刚登基的明宪宗朱见深，显然不是李贤的对手，直到他熬死了李贤。 李贤死后，朱见深马上重新组建班底，商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朱见深想起来的。也就是在宪宗朝，商辂一步一步，先做了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后一直做到了内阁首辅。简单说说商辂在成化十年间遇到的几件政治事件来看，在成化年的商辂，少了一些政治的算计，多了一些的人情冷暖。商辂做事情以务实为主，把事情办好了还能不得罪各利益群体，还能自保，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明英宗朱祁镇驾崩前是有过遗诏的，皇后钱氏以后要和自己同葬，因为钱氏对朱祁镇用情的确很深，也留下了很多伉俪情深的佳话。但是朱见深的生母皇贵妃周氏在儿子登基后，处处要压制钱氏。唉，女人的妒忌心，真的没话说。周氏不但搞了一个“两宫并尊”，还打算将钱氏逝世后将其另葬他处。这次是出了力，与一班大臣联名上疏表示，商辂在劝说无果后，怂恿了礼部出面，带着一群大臣去文华门嚎，真的是嚎，一群大臣跪在文华门前，使劲地嚎啕大哭，据说哭声震天，从上午一直哭到太阳快下山，皇帝几次派人劝说都没用。最后明宪宗和周太后只能暂时让步。如果说商辂这一做法，还可以归结于对先帝遗诏的执行，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商辂的恻隐之心。 我们知道朱见深之前立过太子，不过折了。后来临幸了一个宫女纪氏，生下了一个皇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对于这段历史，其实蛮扯淡的，什么叫为了躲避朱见深宠幸的万贵妃之迫害，一直被后宫藏着掖着，直到六七岁才与朱见深相认。但这个真假，暂且不论。朱见深与朱佑樘父子相认之后，商辂就劝朱见深立太子。朱见深说没问题，当年年底就把朱评论佑樘立为太子了。按理说，商辂作为臣子，应尽的义务已经做到了，太子也立了，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但商辂还是上了一封奏疏。 《明史·商辂传》记载：初，帝召见皇子留宫中，而纪妃仍居西内。辂恐有他患，难显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重以贵妃保护，恩逾己出。但外议谓皇子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抚育于贵妃，宗社幸甚。”由是纪妃迁永寿宫。 商辂多少还是听说过万贵妃在后宫的做派和对朱见深其他女人的残害。朱佑樘被立为太子之后，住进了内宫，而太子生母纪氏仍然住在原处。商辂担心纪氏受到万贵妃的迫害，就说太子需要母亲照顾，让纪氏搬过来和太子一起住。皇帝允许了。不要觉得商辂这么做是多此一举，事实上，在商辂这封奏疏递上去一个月以后，一直健康的纪氏就忽然病重，紧接着就去世了。而在纪氏病重之时，商辂又曾向皇帝上言:“如有不讳，礼宜从厚。”且请命司礼监奉皇子，过妃宫问视，及制衰服行礼。 唉，一个太子的生母，死后丧葬事宜,居然需要一个臣子去提醒皇帝，这是何等的凄凉。而对于纪氏，我们相信，除了从礼法的角度去考虑外，商辂所做的事情，更是基于人性的温暖。一个看过帝王家兄弟相残，父子不睦的老臣，女子的无助与悲凉，动了恻隐之心，是完全正常。 最后我还想说一件事情，那就是于谦的平反，其实是商辂等人努力的结果。这件事情，商辂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步，在成化五年（1469年），商辂为在“夺门之变”后，被明英宗朱祁镇清洗的一群朝臣平反，事情进行得不算困难；第二步，在成化六年（1470年）年底，开始联合朝臣为于谦等人平反；第三步，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为明代宗朱祁钰争取到了客观的历史评价。 不要小看商辂做的平反这三件事情，因为正是由于商辂等人的努力，景泰朝的功绩被后人正式地认可了，那些曾经因为政治斗争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重新被历史所接纳，对于一个还在向前行进的王朝，对于每一位都梦想着忠君报国、青史留名的士子来说，是具有重大的历史积极意义的。 商辂作为当时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亲生参与者，在其人生的后半段，本着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本着对明代宗朱祁钰知遇之恩的报答，本着对曾经共事过的同僚的认可，终于在成化朝解决了于谦等同僚的平反事宜，肯定了明代宗的历史功绩。大家要知道，一段历史，如果连亲身经历者都不站出来揭露真相，那么这些老人在百年之后，又有几个后人会去关心真相呢？即使有，真相还能还原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以极大的敬意。 商辂逐步位极人臣，宦官汪直借势万贵妃，也是迅速崛起。面对汪直的专权擅政行为，商辂率领百官向朱见深陈述汪直各类罪行十一条，商辂更是直言“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这句话成功激怒朱见深，后者直接反问“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君臣二人走向决裂。商辂愤而请辞，朱见深命用驿车送他回去。十年后，商辂于家中去世，享年73岁。朱见深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傅，赐谥号“文毅”。 商辂顶着“三元及第”的光环入仕，却恰好碰上为了第一个宦官专政时代，此后经历的“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均是宦官专政的后遗症；在内阁奋斗近二十年，又碰上为了另一个宦官汪直，并最终为此结束自己的为官生涯，始于宦官、终于宦官，也算是另一种循环吧。而商辂的政治智慧和为官之道如青山松柏一样的坚毅，又如碧水幽泉般的温润。他不是谁的臣，他是以百姓、天下、社稷为主。这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优秀代表之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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