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家与安陆一中的不解之缘

我家与安陆一中的不解之缘

 高万顺

高万顺老师   摄影：水易居摄于2022年6月21日

      我对故校“安陆中学”（入校通知书上的钤印即此称谓）永怀敬谢之情。我家与安陆一中有着不解之缘，个中原因多多，听我娓娓道来：

“安陆中学”有着悠久而不平凡的历史

      民国初叶，只有清代留下的州府衙门所在地，才有条件创办公立中学。安陆又称德安府，清朝时就曾设立“儒学”（地址在“五七”棉纺厂院侧，老粮食局院内）。大约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省政府在安陆城兴办了“省立第十中学”（以下简称“省十中”），校址为现在的“紫金路小学”院内。

     1938年，日寇攻打安陆城时，将此校几乎炸成废墟。家父卓少仪正在该校任语文教师，他目睹惨状，奋笔写了篇纪实文章：“……焉紫金台畔，建省立第十中学。暴日入寇，碎遭炸毁，仅存门面与居中礼堂。斯文坠地、怵目惊心……”此文在兹后修复该校时，镌刻成碑文（石匠吴志海），被镶嵌在一排教室尽头的墙壁中（我见过）。

位于北门儒学路的湖北省安陆第一中学   图片选自新华裔微信公众号

      日寇攻进安陆城不久，为加强奴化教育和笼络人心，凑合了一所伪“安陆中学”，企图将原“省十中”的师生兼收并蓄。可是，深有爱国情怀的“省十中”绝大部分师生都离城而散，宁可四方漂泊跋涉，也不愿俯首屈身就范。“省十中”就此停办。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京、安、应”三县国共两党中高层领导人达成共识，联合倡议并出资将“省十中”迁往安陆县西北离城六十多里的三里店麻羊洼深山老林中，迅速召回了“省十中”绝大部分师生，学校改名“麻羊洼中学”（以下简称“麻中”）。

      家父曾对我讲过师生们在“麻中”教学的苦状。学校远离城镇，交通不便（日寇封锁了全县交通要道），不时有土匪、汉奸进校搔扰。师生安全及食、住、行都大成问题。全部师生散居在周边农户中。在山坡平地上搭下零零散散的帐篷或草棚即为教室。夏天多麻蚊，师生们一边上课一边用蒲扇拍打蛰身的麻蚊，每人身上少不了被麻蚊叮咬留下的伤痕。校方好不容易弄回一些土蚊香，只能供师生睡觉时共用。师生种菜自给，连食盐都奇缺；医疗条件极差，虽设有校医疗室，但只有一点普通药品，校医只能治普通病或小型创伤。一位被教师们看好的高才生（随州籍）患上疟疾，因不能有效治疗，不幸殒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麻中”全部师生立即返回县城。县政府将简单装修后的“儒学”改为“安陆中学”（以下简称“旧安中”）。家父被任命为校长兼县参议员（相当现今人大代表）。

 迁建前座落在老城区南郊的凤凰山上的老安陆一中   摄影：易家镜

      1946年内战爆发，“国军”渐显颓败之势。大约是1947年9月，在县参议员会上，一部分主政者提出将“旧安中”迁往武汉市。家父当即反对：“我就不知有些人，怎么那样害怕共产党！我们在“麻中”时，李先念不是派人多次送来食盐米面吗？现在本校一切运转正常，偏偏又要迁徙，让师生们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我坚决反对迁徙。如果当校长的人对此事作不了主，我只得请求就地免职，一切校务交你们安排。”

     1947年末，“旧安中”还是被强行迁往武昌。校址选在粮道街遗孝巷里一座叫“镇觉寺”的大庙中。校名“安陆临时中学”（以下简称“临中”）。

      家父闲时曾对我讲过师生们在“临中”的艰苦日子（家母和我随父亲同租遗孝巷6号房，我也常到不远的“临中”去游玩）。虽说座落在大城市中，师生们比在“麻中”时的处境好不了多少。一百多师生挤在古庙中，没有活动场地，每年级一个班，都被安排在正殿中，用木板隔开。上课时教师讲课声互相干扰。经济条件好点的师生合租校外民居，实在租不起房的学生就在寺院中搭帐篷开统铺。白天拆，晚上搭，寺院还得供师生白天开饭时共用。寺院两边的偏殿，一边作办公室和供没能租房的男教职工共用；另一边作厨房和供没钱租房的女生共用。师生们上厕洗衣都很不方便。

图为高万顺先生与潘长江合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物价飞涨，发给教职工的月薪一部分是银元，另部分是纸币“金圆券”。发薪的当天一佰元“金圆券”可买一百斤大米，过几天就只能买五十斤、三十斤或十斤……

      武汉解放前几个月，市民们纷纷抢购大米，校务处只得组织学生步行背米袋去乡下各售粮点抢购。可以说，“临中”师生们生活朝不保夕。

       1949年夏天，武汉市彻底解放，“临中”旋即解散。

       1949年末，安陆县人民政府重新在“儒学”办起了新的“安陆中学”（以下简作“新安中”）。

       1956年秋，安陆县增加了两所初中。从此，“新安中”改称“安一中”。

       1958年秋，“安一中”增设了高中部。

       时至今日，我家有五代人相继以教书为终身职业；有四代人与“省十中”、旧“安中”、新“安中”、“安一中”结下不解之缘。

新安陆一中   摄影：水易居

      祖父卓鼎武清末民初在南乡四里村教私塾。家父少年时，熟读“四书”“五经”，奠定了牢实的中国古文化基础。他中华大学毕业后曾留校当讲师，同时专攻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安陆创建“省十中”不久，他应邀立即返乡任该校教师。   

     “省十中”停办，他携家人分别在北乡、西乡、南乡亲戚家避难，拒绝在日伪政府任县长的老同学的再三聘任，不当亡国奴。我就在此间出生于云梦县倒店陈家寨（当时此地属安陆管辖）。家父曾在“麻中”主管语文教学，总是利用授课时引导学生们坚守民族气节增强抗日胜利信心。在授完《史可法答多尔衮书》后，结合抗日实际，写下一首教学随笔类的“七绝”：“半壁难支究可哀，衣冠石塚费疑猜。梅花劲节传千古，愁是南枝北向开”。他要求学生背诵“史文”和此“七绝”。

      明末，清军首领多尔衮挥师南下，围攻江南屏障扬州孤城，“南明”守将史可法死守此地，发誓与孤城共存亡。督部下坚守三个多月，拒绝多氏劝降，终因弹粮告罄和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杨州被清军攻破。

图为高万顺先生攀登长城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扬州一破，史氏肯定是以身殉职。但他是怎么死的，战死？自裁？投河？人们纷说不一，迄无定论，颇“费疑猜”。杨州人后来把他曾用过的衣冠寻来，埋葬在他生前经常现身的城外“梅花”岭上，称作“史可法衣冠塚”，供后人凭吊。“愁是南枝北向开”一句寓有借古喻今的深层含意。史可法胞弟史可诚，城破之前，暗中开城门投降了多氏。

      家父教“史文”时，正值全国人民抗日最艰苦时段，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偷偷出走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市，投降了日寇。汪氏卖国行为，给中国抗日战争雪上加霜。汪精卫就是为虎作伥的史可诚。

      1945年春节，家父在“麻中”写下一副春联：“岁寒梅未瘦，春暖柳先知”。他用大笔疾书两份，一份让人贴在“麻中”显眼处；一份派人带回县城并转告我家人，贴在考棚街我家老宅的大门上。

      我兄弟四人，大哥毕业于“省十中”，三哥曾就读“临中”，我就读过“新安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安一中”高中部任教。我三个女儿，先后都毕业于“安一中”；大女婿、二女婿也是从“安一中”考入国内名牌大学。大女儿的女儿，现在长沙任教；二女儿的儿子，也是从“安一中”走出去的。

图为高万顺先生和央视著名主持人姜丰合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由于我家四代人，都在旧、新“安中”或“安一中”教书或读书，跨越时间长，与安陆城另一教书世家留下两家人几代交叉为师生的佳话。我父曾是“新安中”教师李守师的老师；我读“新安中”时，李氏是我的地理老师；李氏的儿子李家郢可称作我间接学生（我教书的班与他念书的班仅一墙之隔），我的大女儿、二女儿读“安一中”时，又是李家郢的学生。

      “省十中”先于安陆周边各县开办，该校师资力量极强。我至今还能说出姓氏的除家父外，仅从中华大学毕业归乡的就有语文教师周宜置、杨植武，地理教师周次皋、英语教师郭伯偶，还有从北京大学归来的物理教师李伯约，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音乐艺术教师张氏（棠棣镇张陈村人）……

图为高万顺先生和夫人尼泊尔之游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周边县的学生要上中学，都得奔赴“省十中”。从“省十中”始，至“麻中”“旧安中”“临中”“新安中”“安一中”，赓续近百年，教师一直敬业，校风纯正，学生勤奋。从上述学校走出了不少尖端人才。我试举几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顾学杰，随州籍，十余年前逝于北京）；教育家（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军事家（国民党空军中将，云梦县倒店籍蔡明允及解放军少将董文久）；医学家（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周书楷等……

师生情、同学情、校友情

      学子们怀念故校，学子间也相互友爱。如果在异乡邂逅相逢，只要知道对方是校友，都分外亲切。交谈主要话题都是在母校学习、生活时的感悟；分手时都“举手长劳劳，相别何依依”。

      1989年11月，我出席在黄石市举办的“省中学语文学会”年会，住“海观山宾馆”。其时，正值黄石市科协也在此举办年会。我很早听说周亚特是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兼科协主席，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周在“新安中”读书时比我早四年，我未能与他晤面。用午餐时，我见到一位个子不高的黄石科协与会者坐在我不远处，隐约听他用地道安陆话跟另一位同行交谈什么。我顿时一惊，暗想，他可能就是周亚特!

2018年4月6日，周亚特（前排左四）先生回安陆宴请老同学老朋友老藏友在安陆宾馆合影，前排左三为安陆一中语言教师闵布遐，前排右三为潘赤雷先生（于去年病故）     摄影：水易居

      大家用完午餐，我有意与周氏并肩离开餐厅，顺便用安陆话问：“您一定是安陆人!”得到他肯定答复后，我进一步说“您可能是从'新安中’走出的周亚特学兄。”他顿觉意外，停步凝视我，谦和回答：“我是周亚特，您莫不是我的同学或校友！”边说边主动握着我的手，要我到他单人客房叙谈。

      我从他谈话中得知，他父亲周书楷“省十中”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抗日时，周氏随顾维钧苦心经营外事活动，奔走国际政治舞台，宣扬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精神，争取各友邦支援。国民党败走台湾后，周氏曾任"驻美大使”、台湾“外交部长”；蒋经国时代，周氏进入国民党“中常委”。

      周学兄说，他1953年考入孝感高中、1956年考入中南矿业学院，都得到了县、地、省统战部门主要领导人的关切和批示。他后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周总理握手接见。总理鼓励他勤奋工作，多为祖国建设事业作贡献。

      周学兄说，党的领导同志对他如此关怀照顾，他铭感五中，没齿难忘。

图为周亚特（右）先生给水易居（中）签名赠书，左为藏友蔡立    摄影：金建刚

      我趁机转告周学兄，我们卓家老住宅距他家老住宅很近，同属南门考棚街。我父曾是令翁的语文老师。遇家父在家休息时，令父常来我家向家父求教课外知识。我听家父讲过，有一次“省十中”举行重要考试，是高才生的令父因故迟到了五分钟，匆匆赶到考场时，家父堵着不让他进去，要他在走廊面壁低头五分钟反思后再进去。在几天后的全校周会上，学校让他作深刻检讨。

     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周先生由南京返乡省亲，特地让其弟陪同来我家看望家父，行了鞠躬礼。

      周学兄接着说，我知道家父对此两事未忘，他很感谢“省十中”教师们对他的栽培恩德（经上级批示后，周兄曾赴香港与其父见面一次）。

      他约我散会后开车陪我去参观张之洞在大冶县开办的铜矿旧址。我谢绝了，临别时他送我一张名片。

图为高万顺先生和夫人敦煌月牙泉之游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周学兄今年已届87岁，身体尚好，思维清晰。他前年寄给我他写的两本精装著作：《周亚特奋进人生》《周亚特藏品撷珍》；我也回赠他两本拙作：《回首与思考》《西窗拾零》。我俩至今常在微信上联络，互报平安。

      我退休后曾在北京市教书七年多，对北京风土人情熟悉。每每有来京的同学或校友找到我，我都乐意抽时间为他们当向导兼讲解员。他们特别喜欢我引他们去观赏有价值而不为常人所知的古迹和名人故居。来京探亲的李强校友要我陪他去看宋庆龄故居，经过国家卫生部门口时，李校友突发奇想：是否可以想办法进门去试一试殷副部长身居高官还是否愿意见老校友们。我拗不过他，试着掏出我在北京工作的证件递交警卫战土，请战士呈告殷氏，有校友（我读“新安中”晚殷氏一年，当时彼此认识，但无交往）想拜会他。战士愿成全我们意图。约摸十分钟，战士返回转告殷氏的答复：“很高兴会见校友，但我正处理一件急务，只能晚一小时来门前接校友。”考虑到殷氏公务缠身，我们的尝试已达成，便又托那位战士转告殷副部长：他太忙，我们不便叨烦，我们也有急事要办理，现在就告辞。

图为高万顺先生在国子监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跟很多同学校友一样，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没忘记安陆中学的师生情、同学情、校友情。退休后，我写回忆录，在《回首与思考》中，有三篇专写我在“新安中”读书时尊敬的师长们对我辛勤培育和关爱。三篇分别是：《陈琳川校长》（该书p128—132）、《吴老师》（P133—139）、《高老夫子（P277—279）。

我曾想，我还能为故校作点什么呢？

      2000年，我在北大附中香山分校教书，当时的高考为全国统一考卷。在“安一中”分管教学的罗亨瑞副校长跟我关系很密切，十分了解我的秉性，委托我设法将北大附中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卷弄一全套（文、理）给他，他会派人提前驻京等候取回。我答应尽量照办。

      北大附中是北京市重点高中，该校几乎每年都有教师参与高考命题组，因而对高考讯息把握得既灵通又准确。我拿到两整套模拟试卷后，迅速电告等候取卷的人，叮嘱他一套交罗副校长，一套尽快交二中校长郑忠文（我是在该校退休的）。

     这两套模拟试卷果然起了作用!

安陆二中   摄影：水易居

      高考分揭晓后，无论是文科卷或理科卷都紧扣统考试题范围。其中，语文卷中有一题与高考试题仅有少量文字变动。

      这一年，“安一中”和“安二中”的考生都得到了理想的成绩。罗副校长硬是塞给我几百元酬金；“安二中”分文未给我，但郑校长在总结会上向全体教师说了句很有份量的话：“我校今年考得特别好，原因很多，其中有高夫子（我在校工作时他总是这样称呼我）的一份功劳，他现在仍然是我校的优秀教师！”

图为高万顺先生和夫人游历南疆罗布泊沙漠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我家连续五代人教书，都热爱教育事业。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塑造人的巨匠，他们应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尊重。

      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习惯把“穷秀才”和“穷教书匠”相提并论，认为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甚至称教师为“臭老九”（受其影响，至今还有高考获高分的考生不愿投报师范院校）。

      “世道递嬗，剥极必复”。我记得恢复高考制度的那年，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在中央举行的会议上就曾说过，应尽快改善教师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全社会都尊重教师，尤其是教小学一年级的教师（恕我健忘，未能将邓老原话一字不误地引用）。

图为高万顺先生在布达拉宫广场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科教兴国”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都重视教育事业，逐年提高教育投资，“新安中”和“安一中”的师生教学条件越来越好。这是昔日在安陆中学教书和读书的师生万万不会想到的美好！

      其他方面，我不遑论及。我曾把上世纪末在北京见到的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我曾教书的科兴实验中学离两校很近）和现在的“安一中”作过比较，“安一中”在占地面积、校园美观、校舍布局等方面，都强于这两所国内重点高校。

       我坚信，随着国力更加增强，人民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度更加提高， “安一中”的前景会更加灿烂辉煌！

图为高万顺先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会场留影   图片高万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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