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编辑决定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直接参与社会学术的建构

昨日在书店购得当代出版家陈昕（原上海出版集团董事长、总裁、编审）先生《出版忆往》一册，清晨展卷，粗略读完。兹录二三事于下。

八十年代末期，陈昕策划出版“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反响极大。其后，他总结经验说，编辑出版西方当代学术思潮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既能准确把握西方学术思潮的前沿动向，又能较好借鉴吸收做好文化交流，对此，陈先生用了一个“孩子”和“脏水”的比喻，他说：西方学者在社会环境、指导哲学、价值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既不能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摈弃，也不该把“孩子”同“脏水”一起保留，这是我们对待一切外来事物应该持有的立场。

具体到这套丛书，他的具体做法是：针对与我们相悖或不同的观点，决不随意删除其原文，而是在“评价”上下功夫，每一本译著，他都要求译者撰写客观详尽的“译者的话”，阐释自己的立场。今天,回过头来重读这些“译者的话”，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特别是其中闪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芒。”

原上海市长汪道涵十分关心文化出版事业。因工作之便，经常有国际人士送书给汪。每年，他都会将自己的一些书分送给陈昕等上海出版界人士，“让我们看一看是否有出版价值”。美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就是在汪道涵推荐下译介出版的。汪道涵喜欢读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痴。退休之后只要身体允许，他每个星期都会去逛两三次书店，且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来去。有一次站在书架旁翻书，站得太久，引发身体不适，竟昏倒在书店里。1992年，汪道涵出任海协会会长，有一回到香港公差，特地去香港三联书店中环门市部看书，在里面呆了一个下午，和陈昕等人一起翻书看书，“讨论香港的经济问题，指示我们在这方面多做些研究，多出些好书。”

夏征农以出任《辞海》主编而闻名于出版界。1965年，夏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江青想在上海搞“样板戏”，夏征农不愿意，他说：“我们只能搞半成品，搞好后再给你（指江青）去搞成板戏吧。”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夏更是直言不讳地讲到：“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由是为江青所不容。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文评《海瑞罢官》。夏征农时在南京，读完姚文，夏完全不能接受《海瑞罢官》是反社会主义的观念，他对华东局和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人说：“作出这样的结论，谁还敢参加讨论？”随即将“球”从宣传部“踢”到了办公厅，又一次得罪江青。

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夏即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长职务，成为上海第一个在“文革”中被罢免的高干。1978年，夏征农以75岁高龄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未发表，《辞海》编纂涉及到对很多党史国史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等的评价问题，编辑部起初拿不定主意，最后经夏老反复斟酌，定下一个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此后，巢峰（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等人在夏征农及罗竹风等前辈支持下草拟了一份《<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8款39条，“大胆地否定了一系列'左’的提法和观点。”对于这份意见，当时在领导层意见颇不一致，最后，还是夏征农拍板定夺：“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这就是后来为出版界所称道的“辞海精神。”

胡道静是一位老出版人，五十年代著《梦溪笔谈校正》，被顾颉刚赞为“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1958年，《中国丛书综录》工程启动，因为要向共产党建国十年献礼，任务十分紧迫，书稿亦打破惯例，以卡片方式发排。胡道静是责任编辑，为了保证印刷质量，遂“卷起凉席，驻厂编校。白天，他在车间审阅发排的卡片；夜里，就在车间一角席地卧睡，中夜班排校工人遇到问题，随时唤他起身处理。就这样在印刷厂排版车间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1980年，时值李约瑟博士八十华诞，胡道静为之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为了能将这本书编好，胡道静经常宵衣旰食，焚膏继晷。一次，由于伏案工作太久，过度劳累而昏厥在地，不省人事，抢救苏醒后还咯血不止。李约瑟在英国剑桥闻讯后，要求立即暂停此书编辑工作。但胡先生毫不动摇，他复电给李说：“我是一名战士，我能坚持下去。”陈昕评价胡道静，说他骨子里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气息，血管里流淌着精英主义的气质，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大家”。

他又总结说：“深度介入书稿的'纠错、提升、评价’能力被视为编辑的看家本领，编辑的职业意义与价值在很多出版人的心里被定义为学术和文化上的贡献，编辑不仅决定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还直接参与社会学术进程的建构，读书（问学）、编辑、写作三位一体就是当时编辑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胡道静就是这样一位编辑家。

这些总结，也同样适合于今天我们这个时代。（22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