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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南章接受周总理的安排，看守张国焘。谁知周总理等人刚离开没多久，国民党特务就出现了... “你们要干什么？”邱南章试图要阻止特务们接近张国焘。 对方有3个人，其中两个人控制住邱南章，另外一个人敲门，张国焘打开门后，跟着那人迅速离开了。 邱南章意识到，张国焘跟国民党的人已经勾结上了，叛党了。 待他们离开后，邱南章进屋查看，发现了一张纸条，赶紧拿到我党驻武汉办事处交给周总理。 纸条上写着：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总理明白了，中央给张国焘三条出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 事情紧急，周总理赶紧起草电报内容，向中央汇报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并建议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 张国焘从西安逃到武汉后，周总理等人多次劝说，最后还是没能阻止他叛逃。 那么，作为一名党龄近20年的老党员，张国焘为什么会叛逃？周总理劝说他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哪三条路？ 从西安逃到武汉，叛变之心昭然若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蒋介石为了向外界昭示国民党是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于是，在次年邀请共产党去陕西祭拜黄帝陵。 到了1938年，国民党再次发出邀请，这次，张国焘主动申请代表党组织去参加。 祭拜黄帝陵不仅是向外界传递国共两党是同根共祖，更关系到国共两党的合作。 以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由他代表党组织去参加也是可以的，因此，组织给他配备了警卫员、秘书等数人，陪同他一起去参加祭拜。  （国共两党代表祭黄帝陵） 4月4日祭奠仪式结束后，张国焘找借口，说要去找林伯渠商量一些事情，他便吩咐秘书和警卫员先回延安。 实际上，张国焘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上了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车里。 警卫员张海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让同行的几个人先联系上林伯渠，再跟延安方面汇报张国焘现在的情况，他本人则以张国焘护卫的名义坐上了国民党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 其实，早在之前，就有老同志告诉张海，一定要盯紧立场不坚定的张国焘，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蒋鼎文） 多年以后，蒋鼎文回忆道，他没料到张国焘会如此迫切地想加入国民党。 蒋还特意提到：一天早上，有个人直接闯进了他的房间，进来之后，跪在地上向他求救，讲述了自己在延安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此人居然是张国焘。 蒋了解了张国焘的基本情况后，把他交给了军统的戴笠。 戴笠得知张国焘主动前来投靠国民党，非常高兴，为避免夜长梦多，他迅速做出安排——4月7日，在军统的护送下，张国焘乘火车去武汉见蒋介石。  （戴笠） 屡次犯错不思悔改，“叛变”心思从未断过武汉，有我党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沦陷的状态，蒋介石便把国民党的军政机关迁到了此地。 鉴于国共两党在武汉都有组织，张国焘决定周旋于两党之间，不愿把自己的后路彻底断掉，因此，上演了一出苦情戏... 在前往武汉的火车开动前，张国焘打电话联系林伯渠，并希望两人面谈。 林本打算劝张回头是岸，谁知，张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只见他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有多么的不容易，说自己“在延安经常被批评被排挤”，并表示不是自己想叛变，而是“组织里容不下我”。 林伯渠劝张国焘端正心态，不要误入歧途，回延安既是“岸”。 可张国焘根本没听进去，还是坐上了前往武汉的火车。  （最右：林伯渠） 其实，张国焘对待革命事业不忠诚是由来已久的。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见证过蒋、汪两人叛变后，党内很多成员特别希望我党能建立独立自主的军队，因此，所有人都积极为南昌起义做准备，而张国焘却是个例外...  （南昌起义指挥部） 在决定我党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却突然改变主意，提出“我们应该要回到广东去，由南向北进行革命”。 他的这个提议是参照了之前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但是，这个路线并不适合当下的共产党，因为当时的首要目的是拥有自己的军队。 张见大家都没什么反应，于是搬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要我们停止冒险”。只是他没想到，没人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毕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一向冷静的邓中夏告诉张国焘，“无论你同不同意，我们都会打这一仗。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好了，由贺龙担任总指挥。” “贺龙？贺龙不行！他是土匪！”  （贺龙） 曾跟随贺龙一起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逸群向张国焘解释，贺龙是穷苦出身、仗义疏财，不是土匪。 张国焘又找了一个理由：贺龙不是我党的党员。 周逸群再次解释道，贺龙在大革命时期就跟共产党接触过，想加入共产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事就耽误了。 身为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的恽代英，是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的一员，他不允许有人在战前搞出一些影响军心的事情，警告张国焘，“你再动摇人心，我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 张国焘一直阻止大家发动南昌起义，其真实目的是想讨好苏联的共产国际，见没人畏惧共产国际，自知孤立无援的他，也只能“妥协”了。 南昌起义是我党首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也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革命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这件事之后，张国焘并没有反思为什么大家不支持他的观点，反而执迷不悟。 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为了及时止损，改变现状，1935年1月我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会上，张国焘认为： 首先，召开这个会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其次，我们不能随便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 最后，红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不应该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张国焘以为自己的主张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谁知共产国际代表博古同意遵义会议的决议——“要活下去，就必须改变”。  （周总理、博古、林伯渠） 这件事到此还没完，在之后的会议中，中央考虑到以后为了作战需要，决定统一指挥红军一、四方面军。 由于军队组织架构发生了变化，把原本不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张国焘提拔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这个决议是大家举手表决的，但是张国焘不乐意。他认为周恩来、王稼祥这些人是副主席了，自己比这些人的资历高，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于是提出，“我应该担任军委主席”。 党内很多人不满他德不配位的行为，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同志则认为，大敌当前，不能为了这点小事而影响革命事业，于是，周以自己感冒生病为由，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张国焘。 多个权力加身的张国焘，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带领大家打胜仗上，而是痴迷于手中的权力，从而导致自己脱离组织、脱离革命路线。 事情的起因是，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提出“军队北上有很多不利因素”，哪怕是到了陕北，不利于军队驻扎，不利于革命事业壮大。  当时，还在长征中的红军，背后有国民党的军队追击，如果南下，正好是直接往蒋介石的枪口上撞。 因此，没人支持南下，但是张国焘与博古等人继续争辩。 见大家争论不休，负责组织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赶紧出来打圆场，建议当场举手表决，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继续北上。 面对这个结果，张国焘感到意外，但是却在张闻天的意料之中。 张闻天很清楚，张国焘跟在座各位的立场早就不一样了。他曾跟毛主席讲过，再这样继续下去，张国焘将来一定会“组织第二党”。 不是张闻天不信任张国焘，而是张国焘本就是一个极端的右倾分裂主义的践行者。 一个月后，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等人，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由，拒绝继续北上。 9月10日，他又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期刊上发表了《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的文章，“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 除此之外，他还挂上“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横幅。  为了召集更多人响应自己的号召，一周后，张国焘召开会议，当众宣读了《阿坝会议决议》。 该决议攻击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独断专权，不顾大局；诬蔑党中央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美化自己主张的南下路线是“进攻路线”；以“纪律制裁”的方式打击那些不支持南下的人。 10月5日，他在四川卓木碉成立了“第二党”，任命自己为“临时中央主席”，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捉拿这些人。 同时，他还下令“免职查办”那些继续支持红军北上的叶剑英等人。 毛泽东等人并没有把他的通缉令当回事，而张国焘倒是乱了阵脚，试图通过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于是，他开始讨好共产国际，只是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早就看清楚了张的真面目，并鄙视他破坏革命组织，无耻窃取革命成果。 因此，林在给张的回电中强调，张成立的临时政府只是“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并高度表扬毛泽东等人带领红军北上的正确性。 （中间：林育英） 在共产国际那里受挫的张国焘接着又被中央政治局反对，他成立的“第二党”在国外、国内都不被认可，最后他只能选择宣布取消刚成立没多久的“临时中央”。 红军到达延安后，中央开始进行大力整顿，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张国焘和他的“第二党”，于1937年3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相关问题。 会上，张闻天代表政治局宣读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该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行为不是突发而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不仅是张国焘个人的问题，还与我们的组织管理不善有关。 决定多次强调，“不要变为党的叛徒”，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党性。这是我党首次严肃处理张国焘存在的问题。 张国焘见形式对自己不妙，为了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向组织提交了《我的错误》，反思自己认识到以前犯的错误。组织考虑到他是老党员了，便没有继续深究下去。 其实，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心生怨恨，认为所有人都在排挤他，认为组织里容不下他，再次点燃了内心“叛变”的火苗。 后来，当得知国民党邀请中共代表参加黄帝陵祭拜时，张国焘认为这是他离开组织的最佳机会，于是主动请求参加，与国民党取得联系，抛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周总理多次规劝未果，张国焘谄媚讨好蒋介石 林伯渠没能挽留住张国焘叛逃，便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中央。中央向长江局周恩来等人发电报：一定要找到张国焘，劝导他，回党工作。 周总理接到电报后，立刻召集李克农、邱南章、吴志坚等人前来商量对策，向他们讲了张国焘的叛逃基本情况，吩咐他们最好在火车站抓住张国焘。 李克农认可周总理的策略，带着童小鹏、邱南章和吴志坚潜入火车站。 直至11日晚上7点，他们才在最后一节车厢内搜查到了张国焘。 （右二：李克农） 李克农虽然非常讨厌张国焘，但是还是很礼貌地跟张国焘打招呼，并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 张国焘慌了，来武汉是为了见蒋介石，现在还没见到蒋介石就被抓住了。 他身后的两个国民党特务也慌了，因为他们没想到一到武汉就遇上了共产党的“特工之王”，因此，不敢强行带着张国焘逃跑。 见张国焘不愿下车，李克农示意同行人员把张国焘架起来，一左一右，把他拽下车。 当晚，周总理带着叶剑英、博古等人来到江汉路的一个旅馆，见到张国焘，和他聊了一个通宵。 周总理等人希望与张国焘好好聊聊从西安叛逃武汉的事情，而张国焘总是聊那些大政方针政策，根本不谈自己为什么会来武汉。 博古忍不住了，批评他叛逃，在场的其他同志也表示，“你不应该不报告给中央，私自出走。” 张国焘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反了组织纪律，但是他把自己私自出走的原因归结于“中央对我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了”。 （后排左四：张国焘） 周总理等人闻言，才意识到，原来张国焘一直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反而怨恨党组织对他施加“不公正”待遇。 “只让我当个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太不公道了。” 可见不仅没有反思清楚自己犯下的错，还追求权力至上！ 周总理当即指出他的错误：“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 叶剑英建议张国焘回到我党在武汉的办事处居住，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相识，有问题好商量。但是张国焘不肯。 周总理见张国焘还是固执己见，于是让他给中央发个电报，交代两个内容： 首先，交代自己私自出走是错误的；其次，请求中央安排今后的工作。 后来，周总理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讲了张国焘来武汉这边的情况。 中央书记处给周总理回电，让其转达给张国焘。 电报内容首先表达了对张国焘的关切之情，接着讲了现在国内正处于战乱时刻，党内更应该保持团结一致，最后期待他早日回到组织工作。 周总理见张国焘看完电报后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再次提议让张国焘回到办事处居住，并借此机会好好聊聊。 张国焘坚持住在旅馆，不肯回去，他还向周总理诉苦，“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往后不再过问政治，只想当个普通的老百姓。 次日晚上，也就是14日晚上，周总理再次带着李克农、博古等人前来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 （中共长江局部分成员） 见周总理一直劝说无果，李克农便把张国焘推上车，送到办事处，同时安排邱南章等人寸步不离地看着他。 但是张国焘到了办事处会还是不会跟他们聊任何事情，而是整天想着出去溜达溜达，先后见了陈立夫、陈独秀等人。后来，他就更过分了，甚至还提出来要见蒋介石。 不让他见蒋介石，他一定会私下见，因此，还不如直接把这件事摆在明面上来。在4月16日，周总理带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 张国焘一见到蒋介石就谄媚讨好蒋介石：“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蒋介石没有接话，向他询问共产党在陕北的情况。 张国焘平时不专注党内工作，来见蒋介石之前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在回答的过程中，语无伦次，废话一大堆。 蒋介石与他短暂聊了几句之后，就安排人员送他们出来了。张国焘认为自己应该再去见见蒋介石，不能就此放弃。 周恩来要回办事处处理工作了，但是张国焘坚持要去配眼镜、看牙医，因此，李克农给吴志坚一些钱，让他跟着张国焘。 其实，这些都是张国焘在找理由，吴志坚只能陪着他满大街的乱逛。 绕了一大圈后，张国焘坚持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只好把他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 （邱南章） 提供三条路，最终还是叛党投敌周总理听到邱南章的汇报之后，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4月17日，周恩来一行人来到太平洋饭店见张国焘。大家与他聊了很多，发现张国焘还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于是，叶剑英等人向总理提议，“已经劝说一个星期了，没有再继续劝说下去的必要了”。 周总理考虑到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同意不再劝说，而是给张国焘三条出路，供他选择： 第一、服从中央安排，回到办事处，回到党组织工作； 第二、向组织请假。趁着假期，好好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第三、公开发表脱党声明，我党也会对外公布开除你的党籍。 听完三条出路，张国焘没有当场给出答复，而是提出“容我考虑两日”。 周总理一行人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可谁知，他们前脚刚走出饭店，张国焘就拨通了戴笠的电话，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久之后，两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来几名国民党特务，直奔张国焘居住的房间。 接着，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张国焘留下了一张纸条后，便跟着国民党的特务逃跑了。 周总理连夜向中央汇报张国焘的情况，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将这个决定向全党以及全国公布。 结语张国焘自以为投靠国民党会被蒋介石重用，实际上，蒋介石根本就瞧不起这种不忠之徒。 起初，张国焘在戴笠领导的军统内还有些职权，后来，蒋介石直接给他一个闲职。 解放后，张到了台湾后，蒋介石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靠儿子移居加拿大，最后冻死在养老院里。 这一切只能怪他从未忠于革命事业，叛党投敌，咎由自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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