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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之前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到九月下旬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中央红军大部分的仗没有打好，我们一军团除了八月底的乌江战斗以外，别的仗也都打得不好。其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尤其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倡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接受这些教训，以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 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有个过程。第四次反“围剿”被打破以后，陈诚中路军的十二个师，除了被歼的十一、五十九师的残部，在黄陂、西源附近地区整补以外，其余十个师分别在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崇仁、新干、永丰等地，全线转入防御。我军则想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时机，向西北方向发展，主动寻歼敌人，结果三仗都没有打好。 首先是强攻乐安。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刚打完草台冈战斗，二十二日即奉命进攻乐安。本来，草台冈战斗我们打得很艰苦，理应有个短期的休整、总结时间才好。但当时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我们离开草台冈以后，地方政府发动当地群众，掩埋尸体，收集战利品等，整整搞了一个星期，仍有许多武器弹药没有收集起来，可见我们走的匆忙程度。大家对于急行军，一来我们打了胜仗，士气很高，二来红军是最守纪律的部队，所以二话没说，就立即向乐安开进，并于二十四日到达乐安前线。因为我主力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都参加这次作战行动，所以很快便将乐安四面包围起来。当时乐安守敌为四十三师的一个旅。他们从去年九月重占乐安以后，就在乐安城外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堡垒工事，城墙也作了加固，城防工事和火力也都有较大的增强。 以我们一军团为主，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对乐安展开强攻，都被敌人堡垒的机枪火力所压制，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但始终没有能突破堡垒线。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改为夜袭，也没有成功。方面军即命令停止攻城，派小部队监视，红军主力撤围乐安。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凭借工事和火力坚守一个小县城，我主力红军屡攻不克。这件事确实是发人深思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军缺少炮兵，光靠步枪、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摧毁敌人的堡垒工事的。这使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体会到，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运动战、野战歼敌应该是我们的主要作战手段。为此，周恩来同志在四月份的《红色战场汇刊》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是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情的。 三月底，我红十六军攻占新干。于是方面军命令我们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永丰，主力则开到永丰以西以北地区，待敌人来增援新干或永丰时在野战中消灭之。接命令后，我们即向水东、鹿岗、谭城桥、戴坊、龚坊一带开进待机。但敌人慑于不久前的惨败，未敢轻举妄动，坚守崇仁、公陂（今公溪）吉水各点之敌都不动，一直到六月上旬，我军都未能获得战机，就在当地进行游击、打土豪、筹款等工作，中间一军团打了一次公陂，也因敌人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就这样，我军佯攻永丰以求打故增援的作战意图也未能实现。在此期间，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下令，将中央军委与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虽然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同志，但加了项英、博古同志为军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同志在前线时由项英同志代理军委主席，实际上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就由他们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了。 六月初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部队和领导机关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当时一军团驻在藤田一带，一军团的同志们都称它为“藤田编队”。这次编队，一军团将原属的七、九、十、十一师加上罗炳辉同志的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师，每师三个团，一师师长罗炳辉同志、政委蔡树藩同志，二师师长徐彦刚同志，政委胡阿林同志。原属一军团的十五军编回五军团。命令上原来还规定以新成立的瑞金模范师编为一军团的第三师，在瑞金附近训练后归建，实际上后来这个师没有编入一军团。这次整编是必要的。经过整编，全军团共八千五百多人，以后很快又补了新兵二千余人。使每个师达到五千多人，每个团有一千七百多人，部队比较充实了，有利于作战。 部队整编刚完，六月五日接方面军命令，得知原守宜黄的李默庵第十师六月四日离宜黄开赴崇仁，接防宜黄的是敌人独立三十二旅，其先头二千多人已经由抚州到达宜黄，还有两个团正在向宜黄开进。命令规定我们一军团为主攻，五军团助攻，三军团为总预备队，进攻和消灭独立三十二旅。并由一军团统一指挥三个军团的作战行动。接到命令后，我们就率领部队连夜由乐安北面的沙港、马鞍坪一线出发，冒雨在崇山峻岭中沿羊肠小道急行军，九个小时走了七十多里山路，赶到宜黄以北附近地区。当时我们决心以一师围攻宜黄，以二师北上在遭遇中消灭独立兰十二旅后续两个团。 结果二师在宜黄北不远的赤并事与敌人遭遇，将敌击溃。敌一部逃入宜黄城中，一部退龙骨渡。我军击毙敌一百多人，俘人枪二百余，我们只伤亡二十人，算是打了一个小胜仗。六月七、八、九日三天，我军团一、二两师攻打宜黄城，这次由于我军行动迅速，乘敌人换防混乱之机，攻占了大部分宜黄城外围堡垒，但大部队进攻行动受城外宽阔的宜黄水河水阻隔，涉水渡河的小部队偷袭行动，又被敌发现受机枪火力压制而失败。十日，方面军命令撤围宜黄，再袭宜黄的战斗又未能成功。 六月十三日，方面军接中央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因为电文很长，所以我们一般都称之为“长电”。这份“长电”，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长电”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蒋介石在中央根据地北部取守势，我们攻击不容易，而且战果很少，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从这时起，即开始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段话，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段话就是指这个阶段的作战说的。 当时“长电”规定：将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再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箝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兵力，广大红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对此早已深有体会。所以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于是三军团即于六月下旬急开忙赴闽西，由彭德怀同志兼任东方军总指挥。七、八、九三个月东方军虽然在福建将乐、沙县、顺昌等地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搞得很疲劳，伤亡和疾病减员也很大。 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里，多次提到中央根据地的两个兄弟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就要打败仗；集中作战，就经常打胜仗。这是他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深切体会，是完全正确的。三军团东调以后，一军团和五军团则仍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我们就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一线两侧地区，除八月底的乌江战斗，基本没有打什么仗，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再就是打土豪征集资财。这样，主力红军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被置于无用武之地，一个拳头刚打得过于疲劳，还起不到真正痛击敌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与他的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开脚一步就走错，这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进行了乌江圩战斗，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师的重大胜利。 乌江战斗是八月三十一日打的。战前，一军团主力在茶口以东地区活动。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已于八月二十九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修筑碉堡。在这一线，吉水附近驻有敌人的第九十三师，枫坪驻有敌人的第二十七师的八十旅，永丰有敌第十师和八师所属的部队。敌人的根本企图是要在我中央根据地北线从赣江到抚河筑成一道钢铁封锁线。而乌江的第八十师，是其中新添的一个环节。我们研究了这一带的地形，决定利用这一带地形有利于我隐蔽部队的特点，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这股敌人，并打击援敌。于是我们率领一、二两师，于八月三十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 命令一师（不含一团）于三十一日三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西北，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并箝制枫坪的敌人，战斗发起后由西向东攻击。二师及一师的一团，则由二师师长徐彦刚和政委胡阿林率领，经桑园正面向乌江之敌展开攻击。我则和林彪带着军团指挥机关，紧跟二师前进。当天部队展开之后，适逢大雨如注，雷电交加，各个部队正好利用这个天气，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接敌之后，五团与占领马鞍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六团配合向敌冲锋，占领了马鞍山。一团、四团则占领了小孤山，向乌江展开猛烈的侧击。这时一师的部队也从西北方向兜击过来，对乌江形成四面包围。至十九时许，敌人除一小部逃窜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敌第八十师被我消灭了。 乌江战斗共进行了约近四个小时，全歼敌人近四千人，其中被打死的一千多人，俘虏的二千多人，俘虏中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和团营级军官多名，并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可惜，敌师长李思愬乘黑衣带少数人突围，逃到了八都。乌江战斗，是我军自黄陂、草台冈两大胜仗以后的又一次较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只要我们善于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消灭敌人一个师或一个旅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如若要想将战斗的胜利发展成战役的胜利，当时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执行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所以个别的胜利不能扭转当时全局上的被动局面，没有能阻止住敌人逐步完成吉水、永丰到乐安、宜黄的堡垒封锁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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