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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高先生出版的长篇小说《昨夜布谷》（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版）使用了很多上海方言，这对小说反映城郊农村特色、描写特定环境，刻画人物性格等起了很好作用。这些方言既有长期流传于原住民中的老方言，也有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方言。有的方言词语，若没有长期农村生活经验和积累，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在作家笔下的。  苗志高是塔城镇第一把手，小说中称其为“老大”。可他还没有出场，关于他的消息却很惊心：“老大进去了！”这几个字不用解释人人都懂意思。原来老大在四海春饭店嫖娼，“犯条款”了，被执行任务的警察逮个正着。 条款，《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文件或契约上的条目”，这没有错。而“犯条款”，就找不到词条了。它是一个方言词，明代的吴语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出现，又称“犯条”。它轻则指违反纪律，重则为触犯法律，犯法。实际使用中，农村中连学生逃学、偷摘别家田里瓜果等，都会看作是犯条款，这也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就记住不能犯条款。  在《昨夜布谷》中，“犯条款”是使用得最多的一个方言词，全书共8次，都是指作品中的人物或违犯纪律，或触犯法律，而且小说第2页就出现了这个词语。那天，几个镇干部在四海春饭店酒足饭饱后K歌，结束后还想有活动。“港商”杨吉昌对老大的意思心领神会，便要饭店老板安排，还叫“我”（彭镇长）参加。彭镇长对活动内容心里清楚，于是“我对苗志高说，这个怕要犯条款，上不得。”老大自然不会听彭镇长的，结果出事体了。所谓的活动，就是在饭店里嫖娼，严重违反党纪国法，这当然是“犯条款”了。 “野心”，在小说中使用次数仅次于“犯条款”，共7次。这是个比较特殊的词，单独看，谁都不认为是个方言词，因它的政治性词义在普通话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从“野心”在小说中出现时的语境看，义项有三，一是政治野心，具体说，是想当官，例子是汪双喜那些私企老板，想趁镇政府换届选举时通过不正当的贿选拉票手段，在政府干部中占一席，“汪双喜这些人，暗地里有野心，而且是不一般的野心。”（第198页）“我”对商书记说的这段话，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商书记对他们的“野心”早已了然于心，马上就要采取措施的。这个语境下的“野心”自然是普通话词语，读者也都懂。 “野心”的另外两个义项则是方言的了，一是指婚外情思，非分之想，不管是某男对某女，或是某女对某男，都称“有野心”。小说中写了一男一女有这种“野心”，男的是塔城镇副镇长卫守一：“占了杜鹃，野心不死，外面又搞女人”。（第116页）女的是塔城镇新老大商书记的女人：“男人做到镇党委书记，已经很好了，女人偏要起野心，找汉子，生生坏了一个家庭。”（第184页） 还有一个义项是指“差野心”，“思想不集中，开小差。”（《莘庄方言》，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这个义项在《昨夜布谷》中也有：汪双喜说，“各位，都把野心归拢了，我要说正经事。”（第139页）而之前，这一帮人在闲扯。这后两种语境下的“野心”，至今还是松江府原住民中的常用词，为此，拙著《莘庄方言》中这两个词语都有收录。  《昨夜布谷》中的方言，既有一般作者都会使用的“声气”（声音）、清爽（清醒、干净）、“块头（大）”“搭架子”“做生活”等词语，更有生活在城市中人可能没有听到过、想不到、不会用，却长期在农村流行的方言，如“杨树头”（第297页），它在方言中不仅是名词，还可以是形容词，表明没有主见而立场不稳，风来风好，雨来雨好，方言中一直有“风吹杨树头”的说法。 小说把它用在“风吹两面倒”的副乡长陆一生身上，非常准确。小说在写到助理丁六三到河湾村何支书家时，看到他家墙根的石灰都剥落了，“析出狗矢硝来”（第344页）。这“狗矢硝”也叫硭硝，据说可以用来制炸药，它只有在非常老旧、阴湿的外墙底部才有，我们小时候也去刮过。现在何家的里墙上都出现了，表明房子确实不只是老旧，还是非常破旧，“狗矢硝”一词与小说特定情景一致，起了补充、烘托作用。  小说中使用的这类方言词语还有，名词脚花（脚力）、化人滩（乱葬岗子）、小乖人（胆小怕事或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动词打雄（铁鼠交配）、磨夜作，形容词毕静、暗黜黜、黑苍苍，数量词一蓬、一壳，副词隔手（随即）和熟语戆头戆脑、家翻宅乱、拆天拆地等等，都和小说情节铺叙、人物描写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我看了后，倍感亲切而产生异样的欣喜。我和小说作者生活在同一方言大区的同一个小片中，在同样的语境下，我也一直是这样使用的，《莘庄方言》中也都收有这些词语。 而“吃药”是个方言新词，有设局，让人上当之意。一帮村干部为无力解决村办厂所需的原料（塑料粒子）而感到迷茫、困顿，最后想到用集体行贿的办法去打通掌权人余国新的关节，也想到不能让余出意外，所以村长石庭升加了一句，“我们不能给余国新吃药”（第241页），话语中透出一缕善良的底色。 书中还有个新词——出血（第299页），不是身上某个部位受伤流血，是指个体老板胡学仁为改造卫生院花的钱。因为是自己身上“出的血”，他就赤裸裸地想到向政府伸手要“回报”了，即要当个“卫生院院长或养老院院长”。  两个方言词用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为人，可谓恰到好处。我大约莫统计了一下，全书用了130多个方言词语，这还不包括如“额角头碰到天花板”“猫食盆里鸭插嘴”等20多条俗语、谚语等中的方言词语。这些词例和基本数字足可看出作者方言积累数量之多，以及方言在小说中多角度、多方位增色添彩发挥的作用。 文章中使用上海方言现在有点成趋势了。问题是有的作者积累不多，理解不深，不知道方言有文读白读之分，也不考虑这些字词已流行了几百年，又加上普通话对日常交流发音带来的影响，书写起来便有一种不无莽撞的大胆而随心所欲，“拉在篮里就是菜”，终使出现错误的程度让人吃惊。如常见的“逃脱”“闷脱”等中的“脱”，现在都被写成了“特”，需知脱、特二字在上海方言中根本不同音，这里明显是把普通话的音带过来了。 而彭瑞高小说中写的全都是“脱”，如“脱手”（第68页）、“脱班”（第113页）、“跑脱”（第263页）、“脱不得”（第346页）等，这个“脱”的沪语要发声母T音，写成“脱”是正确的。全书我只看到一个词的写法似可商榷：“苗志高盘到树顶”（第4页），但“词”出有因。句中“盘”字沪语读音是“爿”，字义是爬，其字形是“並”字下面加个“足”字，但电脑里无法打出此字。彭瑞高小说使用方言数量多且书写准确率高，这在上海作家中并不多见，比起有些作家胡乱书写方言词语来，《昨夜布谷》是可起标杆作用的。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除了为描写环境、刻画人物服务等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可成为方言发展史上明确的使用记录，尽管作家书写时可能是无意的。如宁波方言“阿拉”是如何慢慢成为上海方言的，语言文献上没有专门记录，但它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清末和民国的小说中，为研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资料证据。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最早记录到“阿拉”的是清末小说《负曝闲谈》（1903年）第19回。那些年中，记到“阿拉”的小说很多，但都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凡是写到“阿拉”时，作者都要注上一笔，如这是宁波土话，或这是宁波人说的话，是小说人物的地域身份标记。  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小说中出现的“阿拉”，就没有加注或说明了，这表明，“阿拉”已慢慢接纳到上海方言中了。整个演变过程，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完整的记录。彭瑞高先生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上海方言，这都可成为某一时间段中上海方言使用现状的明确记录。 作家要熟练使用方言（不仅指上海方言），我以为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长期流行于民间的方言，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等，要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和积累，就像学习外语积累单词一样，多多益善。二是自身要对方言有非同一般的感受能力，或者说要有感情，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和悟性，才会在熟知词语意思外，还会了解它们各自独特的表达之奇，表达之美，才能运用自如，才能产生属于自己的使用特征和语言基调。彭瑞高先生的方言资源，自然是拜当年下乡插队落户所赐。而他返城后，仍孜孜矻矻，深入生活，虚心学习，永不满足。 我想到了彭瑞高先生曾经写到过的闵行特产黄金瓜，其根始终扎在肥沃的土壤中，其瓜藤不断地向前延伸着，自然也就能不停地结出一个又一个金黄、椭圆的黄金瓜来了。 作者 | 褚半农（沪乡文化、上海方言专家） HUXIANGWENHU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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