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乔根森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贺得力  尹 恒

内容提要：戴尔·乔根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并将其广泛应用到学术研究之中。他在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投资分析、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核算、计量经济学方法等方面做出了卓著贡献。他的很多研究成果现在已经成为标准，被学界与政府采用。

关键词：戴尔·乔根森资本使用者成本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信息技术投资计量经济学

 

一、生平简介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5月7日出生于蒙大拿州小镇博兹曼（Bozeman）。他于1955年获得里德学院文学士学位，1957、1959年先后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投入—产出分析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博士论文选题为《动态投入—产出分析的二元性与稳定性》（Jorgen son，1959）。乔根森于1959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3年晋升为正教授，1969年起返回母校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至今。其中，1980-2002年间任阿贝（F.E.Abbe）经济学讲座教授，1992-1994年间任陶西格（F.W.Taussig）经济学讲座教授。2002年，乔根森被授予哈佛大学萨缪尔·莫里斯校级讲座教授荣誉。此外，他还曾担任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技术与经济政策项目主管（1984-2005），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主任（1994-1997）等职。

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乔根森目前几乎获得过作为一名美国经济学家所能享有的一切荣誉。1964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1987年当选为该学会会长；1965年当选美国统计学联合会会士，2010年获得该学会授予的希斯金（J.Shiskin）奖。1971年获得美国经济学联合会颁发的克拉克奖，2000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196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78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1989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8年当选为美国哲学会会士。此外，1994年获国际能源经济学家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2005年获全美商业经济协会颁发的亚当·斯密奖。乔根森因“对于处理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定量方法和理论，以及广泛应用于计量经济学中的建模方法”，于2006年入选“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现已更名“科睿维安引文桂冠奖”）（李仁贵，2016）。

乔根森曾在多个学术杂志担任副主编、主编等职务。他先后担任《美国统计学联合会会刊》（JASA）副主编(1962-1965)；《经济研究评论》（RES）美国主编(1963-1967)；《美国经济评论》（AER）主编（1967-1969）；《经济学季刊》（QJE）副主编(1969-1989)；《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S）副主编(1969-2003)；《贝尔经济学期刊》（Bell J.E.）联合主编(1970-1976)。

乔根森研究兴趣广泛，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发表了300多篇经济学论文，撰写和主编了37本书。其中，《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Jorgenson，1963）一文曾入选《美国经济评论》百年20篇最佳论文(Arrow et al，2011）。他乐于与人交流合作，与70多位经济学家合作撰写过论文。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根森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资本使用者成本；新古典投资理论；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析；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信息技术时代的经济增长核算；能源与环境政策评价；消费和生产行为的计量经济学建模；社会福利的度量；应用计量经济学；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度量；经济增长核算数据的建设；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等等。本文主要介绍他在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投资分析、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核算、计量经济学方法等方面的主要贡献。

二、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投资分析

乔根森从微观企业的生产选择角度，提出资本使用者成本的概念，他用这一概念讨论了厂商投资行为、资产收入税、税收政策、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资本度量、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核算、经济增长核算数据的建立、生产者行为建模以及跨期一般均衡模型等。

（一）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的提出

乔根森（Jorgenson，1963）基于新古典最优资本积累理论，从微观企业生产抉择的角度来讨论投资。他设想存在一个无摩擦的资本设备租赁市场，把厂商的投资决策看成是一个向该市场租赁资本设备的过程。这一抽象分析使得分析资本抉择与分析其他要素（如原材料、劳动力）的抉择一样方便。他进一步假定存在一个无限期存续的企业，在每一期选择劳动与资本等投入来生产。企业每期的净收益由总收益减去总工资支出、总资本投入成本而得到。然后，净收益减掉直接税，可得到企业的净利润。企业的目标是使得每期净利润的现值之和最大。求解这个动态模型，得到每一期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影子价格”(shadow price)相等。“影子价格”是一定时期内单位资本使用的隐含租金(implicit rental)，即乔根森的“资本使用者成本”。

实际上，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相当直观，很容易理解。投资者把资本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需要得到一定的补偿。企业得到资金后，在购买实物资产（如厂房、设备）时会受到税收政策（如投资税收优惠等）的影响，且企业获取利润后需要交税（企业所得税等）。实物资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存在损耗，在每期计算资本存量时需要进行折旧。企业购买的资本品（如设备）每期价格可能是不同的，即资本品价格会发生变动。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产出品出售后所得。根据这些直观事实，企业使用资本的成本会受到融资成本（债务投资的利率、权益投资的股票收益率）、税收、资本折旧率安排、投资品价格变动、投资品与产出品价格之比等影响。乔根森指出，资本使用者成本即企业从资本品中得到一单位资本品服务所承担的最小成本，与融资成本、税收制度、折旧安排、资本品价格变动和投资品与产出品价格之比等相关。在当时，这一定义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

（二）乔根森的新古典投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投资由现有资本（实物资本，比如厂房设备等）存量与最优资本存量之差来决定。若资本没有调整成本，投资等价于这个差值与资本折旧之和。所以投资问题也就是如何确定最优资本存量的问题。在乔根森之前，流行的关于最优资本的决定理论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微观基础。乔根森开启了投资行为的建模研究并持续影响至今。

乔根森将企业投资分析简化，把企业拥有资本品与租用资本品类比，企业投资就类似企业租用资本品，资本品的租用价格就是资本使用者成本。他构建了一个分析厂商（企业）投资行为的框架，建立了新古典投资理论，并推导出最优资本存量表达式。乔根森等在一系列计量分析中发现，新古典投资模型的解释力比当时流行的投资模型更好。

乔根森的新古典投资理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基石。这一投资模型突破了凯恩斯主义者的投资理论框架，具有明显的新古典特征：理性人、边际分析、信息充分、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要素之间能相互替代、厂商利润最大化等。具体地，乔根森的新古典投资模型隐含了一系列假定：在资本存量向最优资本存量的调整过程中，资本品价格不会受调整速度影响，即资本调整是瞬时完成的，也就是假定不存在调整成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在一定利率下，资金可以在企业内外自由流动（借入与借出），即不存在融资约束；不存在不确定性，即变量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没有差别；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交易成本为零；不考虑未来的预期因素（如预期未来投资品价格变化）的影响；投资是可逆的，即假定存在一个完善的二手资本品市场，投资品可以无阻碍地在二手资本品市场出售。乔根森新古典投资理论的这些前提十分严格，但毕竟这是第一个有严格微观基础的投资理论，现代投资理论正是在逐步放松这些假定中不断发展的。

（三）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析

乔根森接着考虑了税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乔根森等将税收（包括边际税率以及投资补贴政策等）纳入了资本使用者成本中，更精确化了资本使用者成本的概念。税收会影响资本使用者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最优资本水平和投资函数。乔根森的投资理论和资本使用者成本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税收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其中，乔根森等推导出了一个包含税收的资本租赁价格（资本使用者成本）公式，并用美国1929-1963年间数据分析了美国战后三次税制改革对投资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提高了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净投资，缩减机器和设备折旧年限的政策与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大大提高了各行业净投资。乔根森等进一步讨论了对不同组织（企业、非企业、家庭）的资本收入征税问题，其中，资本使用者成本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乔根森等（1990）提出了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来评估不同的税收政策，构建了一个衡量税收改革前后社会福利水平差异的指标，并分析了1986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乔根森等（1993）分析了九个国家（七国集团加上澳大利亚和瑞典）的税收改革，发现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本的效率。

将资本使用者成本引入资本收入税分析，能够大大简化现实中资本收入税的复杂细节。这一分析方法的优势是，它能够吸收关于特定税收政策的几乎所有细节特征，并为实现资本收入征税的横向公平提供一个精确的工具。横向公平原则认为，在相同情况下，纳税人应承担同样的纳税义务。这个原则的优点在于：首先，它在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意义上实现公平；其次，它符合“税收中性”准则，能够消除通过重新分配税收负担改善效率的可能性；最后，它通过删除既往税法中的繁杂细节，使征税简单化。乔根森的这一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评价税收政策。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主要的税收预测模型都纳入了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使用这些模型模拟不同税收政策提案的短期经济影响，成为税收辩论的常规做法。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成为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设计资本所得税改革方案的重要理论指导。这些改革在扩大资本所得税税基的同时降低税率，兼顾财政收入和投资激励。资本所得税横向公平原则在1986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中得到体现。

三、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乔根森致力于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他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对资本、劳动测算做了一系列探索。他从总量与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经济增长，发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他对国别间的生产率做了比较研究，还非常关注经济增长核算数据建设。

（一）美国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

用生产函数方法研究生产率始于丁伯根。他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时间来表示效率，分析了美国1870-1914年间经济增长，发现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期间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3%，而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有27%。

索洛在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希克斯中性技术、市场完全竞争、要素充分利用的新古典假定下，讨论了外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他发现美国1909-1949年间经济增长的80%是生产率增长贡献的。索洛认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或者劳动力的增长。值得指出的是，索洛框架实际上把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等同起来。

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中不能由劳动与资本投入增长解释的“余值”即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就是生产率测算的“索洛余值（残差）”。丹尼森（Denison，1967）随后指出，索洛假定劳动都是同质的，用劳动者工时表示劳动投入，这低估了投入的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他对不同的劳动投入做了区分，但是仍然使用资本存量来测算资本投入。他发现美国1929-1948年间经济增长中的54.9%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带来的，比索洛的测算低了很多。

可见，要素投入的度量是经济增长核算的关键问题。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资本体现的是即时生产能力，与过去以及未来无关。因此，在经济增长核算时只需考虑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资本服务。由于不同种类资本的生产能力以及服务价格存在差异，加总资本投入时应该对它们赋予不同的权重。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是流量而非存量意义上的加总，劳动投入也是如此。索洛把资本、劳动的数量变化与技术进步区分开来，忽略了不同劳动投入也是可以替代的，这等价于否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索洛用资本存量度量资本投入，这又忽略了不同类型资本投入间的相互替代。这样，索洛把诸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资本折旧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都归于生产率。丹尼森考虑了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但是没有考虑不同类型资本间的替代，因为资本间替代和资本服务流量的度量难度很大。乔根森及其合作者建立了一套系统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推动了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

乔根森等（1967）指出，核算生产率时一定要区分出沿着生产函数的滑动以及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沿着生产函数的滑动，说明存在要素替代。而生产函数的移动可能代表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他们指出，索洛、丹尼森在计算投入时有测量误差，低估了投入要素的总量，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乔根森等强调要准确衡量要素投入的增长，重点是不同类型要素间的相互替代。他们用国民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净值度量产出，引入不变质量指数测量要素投入。乔根森等把格里利谢斯提出的美国农业指数方法应用到了劳动质量测算中，引入劳动投入不变质量指数核算不同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差异。同时，他们还构建资本投入不变质量指数以解决不同类型资本投入的替代问题，并且在核算资本价值时使用的是资本使用者成本（租金价格）而不是资本价格。这样，他们的资产价值考虑了不同资本的折旧差异，以及因资本收入税差异所导致的资本收益差异。所以，他们既考虑了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也考虑了不同资本间的替代，大大扩展了索洛（Solow，1957）的资本与劳动相互替代的概念。

乔根森提出在生产率核算中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来代替索洛框架中的总量生产函数，并考虑资本与劳动投入可以同时生产消费品与投资品。他发展了索洛（Solow，1960）提出的“体现型”(embodied)技术进步思想，从“体现型”的投资增长与“非体现型”(disembodied)的生产率增长两个方面来解释经济增长，把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明确区分开来。他明确指出：技术进步包括体现型的（体现在要素质量改进之中）与非体现型的（生产率）。乔根森等（1967）进一步通过资本投入的不变质量指数在经验上分离了“体现型”与“非体现型”的技术进步，并且发现，资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质量变化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索洛残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乔根森等否定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强调在讨论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时，应该包括“体现型”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用体现在投入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

乔根森等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生产分析方法需要投入与产出数据，分析投入与生产率各自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即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福利分析方法需要收入与支出数据，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的目的，讨论当前消费与储蓄（未来消费）间的权衡。协调生产和福利两个分析经济增长的视角，关键是如何整合财富账户、收入账户与生产账户。这在当时是国民收入核算中的一个难题。乔根森等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建立生产账户，基于社会福利函数建立收入与支出账户，构建了统一的核算体系，服务于经济增长分析的这两个不同视角。

乔根森等对美国经济增长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1948-197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增长，特别是资本投入。这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4%，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达2.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6%，而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仅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有24%。他们的这一发现与丁伯根（Tinbergen，1942）对美国1870-1914年间、乔根森等对美国1929-1969年间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吻合。他们发现资本质量的增长对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超过25%。至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虽然总的来看，这期间工作小时数增长是其主要原因，但在后半期（1948-1966年）劳动质量的增长上升为劳动力投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他们指出，为了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应该能够促进要素积累，其中要素质量的提高非常关键。

总之，乔根森的上述工作突破了以索洛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传统框架认为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其基本特征是：采用生产函数方法，将国民生产净值视作为产出，用工作时间度量劳动力投入，用资本存量度量资本投入，将“索洛余值”解释为技术进步（或外生的创新），把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等同起来。乔根森的经济增长框架使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方法，假定要素投入可以同时生产消费品与投资品，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产出，引入资本投入不变质量指数考虑不同资本间的替代，引入劳动投入不变质量指数考虑不同劳动间的替代。这样，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物化（体现型）在资本投入中的技术进步与非物化（非体现型）的生产率增长。他们明确指出，正确度量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后，包含了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乔根森的框架，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很明确，就是加强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

乔根森的生产率测算框架得到了官方承认。美国劳工局将全要素生产率命名为多要素生产率，从1983年开始，用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国民生产净值（NNP）来度量产出，引入不变质量指数度量资本投入，取代了库兹涅茨与索洛传统框架中产出与资本的度量。从1994年开始，美国劳工局生产率核算框架又引入了劳动力投入不变质量指数。1994年，美国劳工局测算的多要素生产率结果证实了乔根森的研究，与丁伯根（Tinbergen，1942）结果也是一致的。乔根森等总结的生产率增长核算方法，2001年被OECD的《生产率核算手册》采用，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标准。

当然，乔根森的生产率核算方法是基于新古典生产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完全竞争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假定。这些假定在现实中，特别是在行业层面与企业层面不一定成立。另外，乔根森方法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余值”方法。现实世界中余值不一定全是生产率增长所导致的，可能包含其他没有考虑进生产函数的投入的作用。

（二）行业生产率研究

传统框架研究经济增长都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假定经济中各行业的投入、产出都是同质的。这显然过于简化，把行业间差异弃之不顾。乔根森在行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方面做了一系列探索。

乔根森等采用了一种更微观的方式分析经济增长。他们从每个行业入手，先分析各个行业的经济增长，再分析总量经济增长。在这些研究中，行业总产出直接表示为生产率、资本、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的函数，没有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方法人为地构造增加值。

乔根森等分析了美国行业增长与总量增长。他们构建一整套包含美国行业与总量水平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行业产出表示为资本、劳动、中间投入的函数，每类要素都以相应投入的不变质量指数定义。总量产出则定义为资本和劳动的函数，投入同样根据不变质量指数度量。在研究的51个行业中，有46个行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投入（资本、劳动与中间产品），只有5个行业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行业增长时，他们把价值增值定义为产出减掉中间投入。这种方法也被《生产率核算手册》（Schreyer，2001）采用。他们指出，使用总量增长模型只适用于研究长期趋势，不适用于短期经济增长分析，也不适合分析行业增长。

乔根森等用1947-1985年的美国数据分析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他们发现农业产出增长中的82%是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导致，而非农业部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13%。更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农业部门中，中间品投入是部门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对产出的贡献达到44.2%，劳动投入的贡献达到34.1%，生产率的贡献仅仅是21.6%。乔根森等对美国1958-1996年的经济增长做了行业分解，指出简单地用单一的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加以概括会损失太多信息。

（三）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在经济增长的讨论中，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生产率以及相应的竞争力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乔根森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

乔根森等利用投入—产出以及汇率数据，提出一个比较日本与美国产出、投入以及生产率的方法，并对两国的国家竞争力做了比较研究。国家竞争力被定义为美元（或日元）表示的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由于购买力平价度量不同国家间商品与服务的实际相对价格，而两国间汇率为货币兑换的比价，因此国家竞争力可以用购买力平价除以相应的汇率来度量。乔根森等还讨论了9个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韩国、日本）1947-1973年间经济增长的相对水平，其中1960-1973年间对所有9个国家都做了估计。这些国家中，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有很强的相关性。

乔根森等对联邦德国、美国、日本总体层面和行业层面国际竞争力作了比较，并且建立了美国与日本的行业账户时间序列，用行业总产出而不是增加值度量行业产出、测量生产率，比较了美日间不同行业以及总体上的国际竞争力。乔根森（Jorgenson，1988b）研究发现，以日本为典型的亚洲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投资。1960-1979年间有形资产投资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而同一时期有形资产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40%。在1960-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0%，这期间有形资产投资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决定性的。从战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两国都将资本形成作为首要的经济政策，而且非常有效。

乔根森（Jorgenson，1990b）指出，用生产率概念讨论国际竞争力时，准确界定行业产出非常重要。建立在增加值基础上的“简便化”生产率估计，割裂了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间的联系，因为竞争力的度量是基于最终产品价格而不是增加值的价格。乔根森认为，不管是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还是进行行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都应该用总产出而不是增加值来度量行业产出。

（四）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度量

为了在增长核算时更精确地度量要素投入，乔根森等对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的度量方法做了很多探索。乔根森等讨论了不同类型的资本，并在资本度量上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指出生产率更高的资本品比重增加也会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即资本质量的提高也会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乔根森等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变质量价格指数来度量不同时期的资本品，并讨论了资本投入的度量。乔根森等还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劳动投入，从受教育程度差异等方面建立了劳动投入不变质量指数；并为美国经济中的41个行业建立了一套更合理的劳动不变质量指数，考虑了各行业劳动投入的年龄、性别、类别（就业与否）、职业分类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建立了一个包括每类劳动者工作时间以及工时工资的数据库。乔根森等重新构建了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不变质量指数，分别增加了信息技术设备与软件投资、接受大学教育的工人数量等因素。

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直接原因。乔根森等开发了一套准确评估人力资本的方法，其出发点是估算终身收入，并先根据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把一个国家的人口分为不同群体，然后分别计算不同群体预期生命周期终生收入的现值，最后加总得到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他们使用这个方法估计了美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五）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数据建设

乔根森非常关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数据的建设，最先提出了将收入、生产与财富账户整合的核算体系。他构建了行业层面的生产账户，并把其与总量账户结合起来，还推动了便于生产率国际比较的世界KLEMS项目。

乔根森等首次逻辑一致地把收入、生产与财富账户整合在一起，建立了1929-1969年的美国年度账户体系。他们用每种资产的资本积累方程把储蓄与财富账户的资产方程联系起来。这些资本积累方程类似于资产的永续存盘，用来反映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他们用一组资本资产定价方程把不同时期的资产价格与资本投入的租金价格（使用者成本）连接起来。乔根森等的这个账户体系包含了各时期的资本存量与价格。乔根森等基于现价以及不变价格建立了美国51个行业的生产账户，其中包括每个部门的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行业中间投入是其他部门生产的商品与服务，而资本与劳动投入与总量水平上的定义相同。他们还整合了美国国民生产账户与行业间交易账户。乔根森则将前期发展的年度账户体系数据扩展到行业层面。乔根森等把这一系列数据做了整合，包括了当时最为详细的美国行业生产数据与总量生产数据，随后又对数据进一步作了更新与改进。

乔根森等讨论了如何把不同政府机构出于不同目的建立的各种经济统计数据有逻辑地整合成统一的国民经济账户，从而为经济分析服务。他们提出了一个美国国民经济账户的新核算框架，考虑所有资产（包括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的资本使用者成本。他们还将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NIPAs）与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资金流量账户（FFA）整合，并和联合国国民经济账户体系20 08（SNA2008）连接起来。乔根森等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把行业层面的生产账户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2008）整合，并将可持续发展与进步纳入其中，还曾尝试将社会福利也纳入这一新国民账户体系。

乔根森等对国民账户体系的这些创新，其核心还是基于乔根森提出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他的创新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2007年3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建议将资本使用者成本纳入联合国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OECD发布的《资本核算手册》（Schreyer，2009）也纳入了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

生产率与竞争力的国际比较，需要每个国家产出、中间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相关数据定义一致、具有可比性。这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乔根森倡议并积极参与推动的世界KLEMS（五个字母分别代表资本、劳动、能源、材料、服务）计划，正是致力于此，该计划从行业与总量经济角度为各参与国建立包括产出、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能源投入（E）、材料投入（M）以及服务投入（S）的数据。KLEMS账户将行业层面的数据与总量数据逻辑一致地整合在一起，为生产率与竞争力的国际比较提供便利。乔根森对世界KLEMS项目做了详细说明。其后，乔根森等还介绍了当前已经开发的KLEMS账户。

四、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核算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都很低。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均远高于整体经济。信息技术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并存，这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索洛（Solow,1987）曾在《纽约时报》就信息技术与生产率发表言论：“除了在生产率统计方面之外，计算机无处不在。”这就是所谓的“索洛生产率悖论”或“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索洛生产率悖论”让人们重新思考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乔根森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乔根森等讨论了计算机价格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在1958-1992年间总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3.82%，而计算机投资的年均增长为44.34%。计算机服务价格每年下降23.22%，但可比的服务投入则年均增长52.82%。他们指出，建立合理的计算机投入不变质量指数非常重要。随后，乔根森等进一步细致地构建了可比数据，在此基础上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对“索洛生产率悖论”的解释。他们用美国1990-1996年间投入和产出数据，根据经过质量调整后的价格指数研究发现，美国计算机价格下降16.6%，劳动力价格则上升2.3%，非计算机类资本价格上升3.6%。他们指出，由于信息技术产品价格快速下降，生产者大规模地用信息技术资本代替其他资本和劳动，从而导致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迅速扩张。但是这一替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变革”，并没有引起生产函数曲线的移动，而仅仅是沿着生产函数曲线的滑动。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蓬勃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均信息技术资本（相对于非信息技术资本）增加。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物化（体现）到资本之中，而并没有导致传统索洛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

乔根森等研究了美国1990年后的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情况。他们指出，由于以往的资本投入不变质量指数没有包括所有的电信设备以及软件投资，之前的研究低估了产出的增长，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他们纳入信息技术设备与软件投资、接受大学教育的工人数量，构建了信息技术时代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不变质量指数，发现信息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1948-1999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46%，信息技术贡献了0.4%，贡献率为11.5%；1990-1995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6%，信息技术的贡献达到0.57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24%。而1995-1999年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08%，信息技术的贡献达到1.1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9%。

乔根森（Jorgenson，2001）研究了美国经济1995年以来的复苏。这一时期高增长与低通胀率并存。他把美国行业分为信息技术行业与非信息技术行业，发现信息技术行业在1995-1999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90-1995年间的两倍。1995年以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2，其中IT设备投资（计算机设备是主导，通信设备和软件次之）的贡献超过一半。生产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3。乔根森指出，信息技术时代资本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相对更高的折旧率与相对更快的资产价格下降速度。这导致信息技术资本服务的租赁价格比资产价格高很多。信息技术资产价格的快速变化，使得构建合适的不变质量指数变得更为困难。理想的不变质量指数应该能将资本的性能变化与特定性能水平的价格变化区分开，遗憾的是，当时的不变质量指数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乔根森强调，资本使用者成本包含折旧率以及资产价格下降的资本损失率等信息，是信息技术时代经济增长核算必不可少的一个核心概念。乔根森等总结了大部分关于折旧率的研究，并给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折旧率计算方法。

乔根森等研究发现，1995-2001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2.02%，而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贡献了近0.8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2%。随后，乔根森等 分析了美国1977-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发现增长主要是来源于信息技术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改善。他们建立了新的美国三位数行业数据，包括计算机和办公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半导体）与计算机服务（软件）。研究发现，资本投入为1995-2000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贡献了1.02个百分点，其中一半以上是由于IT投资激增所致。劳动投入的贡献为0.44个百分点，其中受过大学教育工人的贡献为0.34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贡献了0.40个百分点。这期间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排在美国经济增长三大因素（另外两个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队尾。事实上，生产率增长在1977-1990年间基本上消失，在1990-1995年间适度恢复，在1995年以后有所提升。他们指出，传统增长核算方法没有考虑到投入组成的异质性，没有捕捉到行业层面产出与投入的替代。

乔根森等分析了1960-2005年间美国85个行业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增长情况。他们把美国行业分为4个IT行业、28个IT使用行业以及53个非IT使用行业，尝试在行业层面理解美国的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2000-2005年间信息技术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28个IT使用行业中的8个行业，包括银行、保险、贸易等行业。这些行业大规模使用IT设备与网络，大大降低了成本。乔根森等也发现，1995-2000年间四大信息技术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计算机服务、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仅占GDP总量的3%，却为GDP增长做出了25%的贡献。2000-2006年间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来自金融、零售、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力度很大。他们认为，总量数据掩盖了很大的行业异质性，少数几个行业才是产出与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分行业讨论能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

对信息技术时代的新经济，乔根森也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乔根森等用美国与日本1975-2003年间数据比较分析了两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陷入低迷。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日本经济是否从信息技术的进步中获益。他们发现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IT投资迅速增长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乔根森等也考察了全球1989-2003年间信息技术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研究了全球14个主要经济体，发现信息技术投资增长主导了各国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尤为明显。这些国家间人均产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人均投入的差异而不是生产率的差异。乔根森等用14个经济体1989-2004年间的数据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综上，信息技术时代的经济增长核算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乔根森在《经济增长手册》中系统介绍了他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在信息技术时代的应用。乔根森核算信息技术时代经济增长方法的核心依旧是区分到底是生产率变化还是要素间发生替代，关键问题仍然是如何准确度量投入的增长，即建立合适的不变质量指数。资本使用者成本仍然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信息技术资本价格快速下降使得资本衡量更为困难。他指出，学界需要在建立更合适的不变质量指数上做出更多努力。乔根森关于信息时代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响应。学者们用不同数据、不同方法研究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与乔根森类似的结果，否定了“索洛生产率悖论”。

乔根森等指出，正如美国70年代的滞胀使凯恩斯理论降温、产生新古典革命、并使宏观经济学发生变革，对“索洛生产率悖论”的讨论也将给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信息技术时代的经济学即将到来。

五、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

乔根森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也做出不少贡献。他提出了有理分布滞后模型，建立了生产者、消费者计量经济模型，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计量经济模型，还提出了福利评价的计量经济模型。此外，他提出的能源与环境政策评价的计量经济模型被官方广泛采用。

乔根森等建立了一个生产者计量经济模型。他们在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下，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设定使用资本与劳动投入可以同时生产消费品与投资品，建立了一个消费与投资品联合生产模型。在模型中，想要多生产投资品就需要放弃一部分消费品，这就是投资品产出增加的成本。这种成本包含了对未来资本服务价格的预期并反映到投资品的市场价格中。他们用美国年度账户体系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对模型做了估计。乔根森等又提出了非线性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1973年的模型做了估计。这个估计方法的创新（价格—数量二元性、非线性联立方程组的统计估计和推断方法、灵活的函数形式）大大发展了生产者行为计量经济模型。乔根森综述了这一方法所产生的广泛而不断增长的文献，指出应该把国民经济核算、计量经济学方法、经济增长理论与生产率估计结合起来。乔根森等还在这个框架中引入状态空间计量模型，讨论了技术进步的速率与偏向，扩展了这一框架。

乔根森等建立了消费者计量经济模型，基于超越对数间接效用函数讨论了消费者行为。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参数数量少且偏好表示很灵活。他们使用美国年度账户体系的收入与支出数据，对模型做了参数估计。在这个模型中，资本使用者成本在消费者对住房和耐用品的需求建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乔根森等将消费者计量经济模型扩展到包括商品与休闲之间的选择，提出考虑了劳动力供给与总需求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并使用1980-2006年间美国劳工局的家户消费支出调查数据对参数做了估计。

乔根森等基于一般均衡框架为美国的35个行业分别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以讨论经济增长。模型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刻画生产者行为，并用行业数据估计了参数。乔根森等构建了非常详细的美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计量模型。在他们之前，关于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计量模型都需要一些严格的假定：如投入—产出系数是一个常数，这些假定与经济事实严重不符，而乔根森等的这个模型不需要这些假定。乔根森等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纳入投资需求。他们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优化问题中考虑了跨期价格系统，把理性预期与税收政策联系在一起。资产价格是基于未来资本服务价格的合理预期。以往宏观计量模型在分析税收政策的短期影响时或一般均衡计量模型在分析税收政策的长期影响时，都会忽视这些税收政策的变化对未来价格预期的影响（卢卡斯批判）。乔根森等的上述模型克服了这一问题。根据这一模型，乔根森等能估计出不同税收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他们的这一方法对税收政策评估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乔根森等又利用这一模型评估了不同税收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一般均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做了完整的总结。

传统方法一般从收入视角讨论居民福利、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乔根森则提出一套基于消费的计量经济方法。乔根森等提出了一个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用这个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他们的模型中即包括消费数量、价格、收入水平、人口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还包含家庭消费支出的横截面数据。以往经济学家一般分开使用汇总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家庭层面的截面数据研究消费行为，而乔根森等将这两种方法整合在一起。乔根森等基于个人需求函数得到总需求函数，用这个模型讨论了消费行为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影响消费行为的人口因素；还在家庭需求函数中引入福利测量标准，提出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福利指标；并提出了家庭等效量表以评估家庭的福利。乔根森提出了一个比较家庭福利水平的计量经济方法，将社会选择理论与消费者行为模型相结合，从个体效用函数和需求函数出发讨论社会福利问题。他指出，广泛使用的序数福利度量标准不适合家庭福利水平比较，需要发展出新的福利度量标准，以明确评估不同家庭的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乔根森进一步认为，需要发展新的不平等和贫困测量方法。乔根森提出的以消费为基础，分析居民福利、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新视角，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新的道路、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乔根森等提出了分析能源与环境政策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IGEM）。在这个模型中，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均衡是通过跨期价格体系实现的。跨期价格体系纳入了预期，能够避免卢卡斯批判。乔根森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IGEM模型。他们指出，传统的禁止性环境法规可能会抬高资本品的价格，降低资本形成速度，减缓经济增长。他们将环境法规与资本使用者成本联系起来，建议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如排放税和交易许可证。他们指出，这些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既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又能避免对劳动力和资本收入征税时的扭曲，既有环境效益，又可以提高经济福利，属于“双重红利”。他们的研究改变了环境政策的经济分析，已纳入美国环境保护局2000年和2010编制的经济分析官方指南。

六、总结性简评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根森在经济学多个领域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1.提出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并建立新古典投资理论。乔根森是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开创者。他把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应用到多个领域，如税收政策分析与评估、资本度量、经济增长核算、信息时代的经济增长分析、跨期一般均衡模型、经济政策评价等。乔根森的这一系列研究对于理解资本间替代、企业投资、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税收、能源环境政策）等有重要的价值。

2.建立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的新框架。乔根森受教于里昂惕夫，对投入—产出的研究贯穿其生涯始终。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核算领域，乔根森的贡献在于强调准确度量要素投入的重要性，提出了资本不变质量指数概念，建立了不同类型资本间替代的分析框架。他的劳动力不变质量指数概念使得分析不同特征（如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劳动投入间的替代成为可能。他分离了“体现型”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明确区分了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还把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扩展到行业层面。乔根森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乔根森关于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以及OECD国家的标准。他还致力于经济增长核算数据建设，在资本、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的度量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3.开创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研究。乔根森把其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思路扩展到信息经济领域，引领了对信息时代的经济分析。他的一系列研究明确否定了“索洛生产率悖论”，明晰了信息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

4.建立多个影响广泛的计量经济模型。乔根森提出了有理分布滞后模型、消费者行为分析计量模型、生产者行为分析计量模型，创立非线性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他还提出了分析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关于环境政策的研究改变了对环境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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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得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e-mail]；

尹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e-mail]。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