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为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先后将两颗绰号分别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投掷在日本的广岛与长崎，至少有10.6万人当场丧命于原子弹的爆炸中。其实，这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仅为1.4万与2万吨TNT。然而，核子武器的出现对于世界战略思潮的冲击，也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还要大。 西方有些战略家认为：一种威力无比的巨大武器出现了，它似乎足以使人类过去的一切战略理论与观念立即变得落伍与过时。一颗2万吨级TNT的原子弹所产生的爆炸威力相当于400万门76.2毫米野战炮同时发射。 1950年1月，美国政府又批准了发展热核武器的计划。热核武器——氢弹是以百万吨级为单位的，一颗百万吨级氢弹的威力，则相当于2亿门野战炮。具有如此巨大毁灭力的武器同时又具有极大的机动性。过去需要上千架飞机与数个集团军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只要用一架飞机就足够了。 
美军对日本广岛、长崎投弹前做最后准备工作 为此，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美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向核战略方向倾斜，指望用原子弹威慑制止战争，一旦威慑失败，就靠原子弹赢得战争，并依此制定了“战略性的脆弱”、“铁钳”、“烤肉机”“扣球”等为代号的一系列核攻击作战计划。相当一部分美国军人沉醉在“如果战争爆发，只要乘飞机飞临敌国上空，然后一按电钮，战争就结束了，我们即可以回家了”的梦幻之中。 就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军事研究权威机构都一致认为：虽然苏联在1949年8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如果要形成核攻击能力与同美国取得相对的核均势，要等到1954年。因此五年内，两大阵营间不可能发生任何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惊惶失措，拿不准主意，怀疑苏联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 华盛顿时间1950年6月25日晚，杜鲁门在华盛顿布莱尔大厦召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问题。杜鲁门问美国空军参谋长伊特·范登堡：美国空军是否具有使朝鲜附近的苏联海陆空军事基地完全丧失攻击能力的能力。范登堡回答：可以，但必须使用原子弹。杜鲁门于是下令立即准备一个方案，一旦苏联参战，就对其发动核攻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 7月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科·希仑科特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寻求联合国批准使用原子弹制裁北朝鲜的方案。7月8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提议：派遣10架具有携带核弹能力的B-29轰炸机进入英国，以对苏联企图乘机西进的计划进行威慑。 由于此时导弹与远程轰炸机尚未研制成功，美国的核攻击任务主要由战略空军的260架B-29轰炸机担任。但该机的作战半径仅为1500英里左右，与实际需要相差300英里以上。所以，每次执行作战行动时，必须前进至所谓前沿地带才行。英国空军得到秘密通知后，认为此举会被莫斯科看成是一次不友好的举动，拒绝接受美国的要求。 9日晚，美空军副参谋长劳里斯·诺斯泰德继续同英空军元帅罗·泰德进行协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当天约见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福兰克斯爵士。10日，艾奇逊代表美国政府给英国发出一份照会，要求英国从战略大局出发予以合作。同日，美国驻英大使打电话给英首相艾德礼，进一步提出建议。 艾德礼询问轰炸机上是否装有原子弹。大使回答：它们可能会装上一切，只是原子弹的内核除外。艾德礼要求美国政府在宣传上以“正常轮换”的名义加以报道。随后，英国内阁通过美国的建议。11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具有核装备与攻击能力的10架B-29轰炸机飞往英国空军基地。它标志着原子弹第一次跨越了大西洋。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二）美国此举是否对苏联起到了威慑作用，不得而知。或许苏联当时根本就没有进攻欧洲的计划。但是对朝鲜战场的局势，却没有起任何作用。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的局势迅速恶化。7月底至8月上旬，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将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在大邱、釜山地区，美军在朝鲜半岛上面临灭顶之灾。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人民解放军已建立了具有进攻台湾能力的海陆空军。为此，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抱怨说，他不能同时在朝鲜与台湾海峡两个方向上担任作战任务。 面对重重忧虑，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经过反复研究，作出派10架具有核攻击能力的B-29轰炸机去关岛的建议，以表美国在朝鲜一意孤行的决心，并暗示中国不要轻举妄动。7月30日，杜鲁门批准了这一计划。 随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以“一种精心安排的疏忽”，将此信息传达给北京。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就刊登了B-29即将飞越太平洋的消息。 这次核讹诈的举动，对朝鲜战局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巧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也正是于7月30日左右在东北集结完毕，准备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逆转，B-29轰炸机返回美国。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 （三）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重创美国第1军、第9军、第10军等部队，将敌驱逐至“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国舆论界称之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惨重最丢脸的失败”。 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势与自己在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美国军方多少有些恼羞成怒。11月28日，美国海军少将W·G·莱勒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送了一份秘密电文，请求“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作为阻滞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军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 11月30日，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西线与东线都面临被包围的厄运。东线长津湖地区，美军陆战第一师的1个连甚至成建制地向志愿军缴械投降。杜鲁门气急败坏，竟公开宣称对朝鲜局势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去对付当前的军事形势”。当有记者问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当即毫不犹豫地回答：“对于原子弹的使用已经给予了积极的考虑。”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杜鲁门此言不是口误，只是太轻率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原子弹一直是美国有关当局准备使用的武器之一，并制定了一系列详尽的计划。 
英国首相艾德礼 此言一出，整个西方舆论哗然，反对声四起。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亲自飞往美国进行询问、探讨，反对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从历史的角度看，此举也是英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第一次要求对使用核武器也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同时，英国也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要越过“三八线”。 然而，正如艾奇逊所言，杜鲁门的言谈“把盟友吓了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毛泽东明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政治上考虑，不顾部队的疲劳，于12月25日，坚决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应该说，这也是毛泽东对杜鲁门核讹诈的一个实际行动的回答。杜鲁门丢尽了脸面。 （四）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接近尾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搜集的情报，中国已经在三八线附近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另外，苏联已派3个空军师进入中国东北，并且部署了其它兵力，有可能进攻日本。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杜鲁门又一次召集他的主要高级顾问进行了商议，决定再次派战略空军的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一旦苏联、中国向朝鲜半岛以外发动进攻，即对中国东北、山东的空军基地，苏联海参崴的海、空军基地、库页岛南端的陆军基地进行核报复。 “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麦克阿瑟 4月7日，9架装有完整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往关岛，并待命前进至冲绳基地。这是美国1945年以来，第一次将完全意义上的核武器运往国外，并进行实战准备。 4月8日，杜鲁门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以麦克阿瑟擅自发表讲话为由，免去其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军远东陆军总司命的职务。美国史学界一直称“麦克阿瑟解职事件”为不解之谜，认为当时发布的理由，不足以为免去其职务提供充分的证据。现在事实很清楚，如果原子战迫在眉睫，最关键的是总统对战场指挥官最大限度的信任与指挥官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像麦克阿瑟这样一个愿意自行其是、不受任何限制、难以驾驭的战场指挥官，显然已经不合格了。 4月11日，杜鲁门发表了公开讲演，对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一事进行解释，并一再强调，对美国来说，扩大朝鲜战争是一个战略性错误。但是，如果莫斯科、北京继续蛮干使朝鲜战争升级，就必须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实质上是一个核威胁的暗示。 同时，美国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战略空军司令部派了一个指挥和控制小组前往东京，进行核攻击的准备。给新任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一项指令，授予他有限核攻击的权力，前提是报复朝鲜岛以外大规模的进攻。停驻关岛的B-29轰炸机奉命进行了投掷训练。6月初，为了掌握精确的目标材料，美国侦察机在中国东北与山东上空进行了侦察。 
李奇微 第二，派美国政府政策计划司官员查理斯、巴顿、马歇尔为秘密使节前往香港，通过有关渠道把美国核攻击的决心，正式而非公开地传达给北京的领导人。行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亲自会见了马歇尔，对其作了具体指示，嘱其一定要暗示中国领导人，不要把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美国政府拒绝他扩大战争要求的作法，看成软弱和胆怯的象征。美国的忍耐和抑制是有限度的。美国有能力使中国的发展倒退几十年。 第三，向国内的政治对手们暗示，政府已经做好了动用核武器的准备。 美国的此次核讹诈行动，仍然是无效的。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第五次战役，经49天战斗，取得歼敌8.2万的胜利，双方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地区。但是，美国人最担心的朝鲜半岛以外的战略进攻并未发生。 6月下旬，B-29轰炸机与所有核装备，奉命飞回美国本土。与此同时，中朝苏三国分别公开表示，愿意进行朝鲜停战谈判。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闻讯大吃一惊。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核威胁已经取消，核威慑战略已告无效的情况下，对手竟会走到谈判桌前。 （五）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一直没有使用原子弹的顾虑之一在于，双方战线相距太近，犬牙交错，担心一旦原子弹爆炸，造成结果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战俘 1952年，小型战术核武器试制成功，“马克-4”型和W-19型两种可以用280毫米大口径榴弹炮发射的小型原子弹进入美国核武库。它们的爆炸当量都在100吨至1000吨以下。美国国防部开始更加倾向于必要时在朝鲜使用核武器。1952年4月，侵朝美军第9军开始举行原子防御演习，训练部队使用小型核武器的作战能力。 1953年，美国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甚至声称：“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将核武器当成普通炸弹使用。”还数次发出如果中国不签定停战谈判协议，就要使用核武器的叫嚣。 2月11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要注意开城地区，这个28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已挤满了军队和物资，可以考虑在这个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该地区为此类武器提供了很好的打击目标。随后，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参联会关于在朝鲜有选择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建议，表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原子弹。 3月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有关使用原子弹的所有清规戒律都应打破。根据这一精神，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题为《在朝鲜可能采取的行动分析》的147号文件，主张取消对朝鲜目前作战的限制，并开列了三种作战方案。 
B-29空中堡垒超级轰炸机 5月6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艾森豪威尔亲自参与选定了朝鲜境内原子弹突击目标。他认为朝鲜境内的4个机场可以作为检验原子弹效应的目标。 5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行动计划：包括使用原子武器、对中国实施强大的游击战、对鸭绿江以北的共产党空军基地的攻击等等。 20日，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的第14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方案。这项在朝鲜战争中促使战争升级的秘密计划被命名为“奥普兰8-52”作战计划，需要3-5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 对于美国政府的核讹诈，中国政府早有察觉。1952年，志愿军有关部队已进行了防原子教育，布置在第一线的部队尽可能全部转入地下，发挥坑道的作用。第二线机关和后方人员要求备有掩蔽部。恰在此时，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问题出现了转机。 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3月30日发表声明，提出谈判的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这一声明，奠定了朝鲜停战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的基础。世界舆论一致支持这一声明，连英法等加入“联合国军”的国家也纷纷表示接受中国的停战条件。这也给美国希望“体面的停战”提供了台阶。 
朝鲜军官与联合国代表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已就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发起了夏季反击战役，显示了巨大的现代化攻击作战能力，美国如果继续拖延谈判签字，必将以重大的牺牲为代价。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又一次核讹诈未起任何作用而胎死腹中。 （六）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苏联和朝鲜的。它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中国来说，第一是没吓住中国人民。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于1950年9月5日就指出：我们是不让你（指美国）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这个思想贯彻了抗美援朝战争始终。第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促使中国人下定了自己搞原子弹的决心。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可没有这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64年10月14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此时距朝鲜战争停战才11年。 
我国第一课原子弹成功爆炸 美国的核讹诈政策也没有吓住苏联。斯大林于1952年8月20日说：“他们（美国）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朝鲜战争）。”另一方面，它也使苏联加快了其氢弹的研制进程，继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核讹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没起任何作用。1950年7月，朝鲜人民军推进至朝鲜半岛的最南端。1951年1月，朝鲜方面坚决主张第三次战役越过37度线后，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1952年，朝鲜仍然主张对联合国军展开进攻作战。 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对自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53年，美国政府以核攻击为核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正式出笼。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美国政府今后将以核升级相威胁去阻止共产党发动的局部战争。因为美国将主要依靠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迅速进行报复。看来，美国仍然沉睡于一厢情愿的梦乡之中。梦醒时分，还需好几年的时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