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我的学术生涯与治学体会

以下文章来源于民法解释学 ，作者梁慧星

来源 | 民法解释学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法学研究》杂志主编，《法学研究》编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特聘教授、民商法律学院名誉院长。

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采纳谁的就涉及到独立判断。但独立判断得有标准，这个标准当然包括法学原理、哲学原理以及社会学、经济学原理等，更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社会生活经验。

我自认做学问是符合自己的心性的。大学毕业在工厂呆了十年。在这十年中，做工会宣传干事，给工厂广播站写广播稿，办墙报，带工人打球，组织宣传队演出，主要就是这些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是文字工作。我自己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同书本打交道符合自己的性情；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领导打交道，不是我的长处。不过，和工厂的普通工人打交道，我还是很好的，普通工人对我都不错。

于是，我判断自己不适合官场。在工厂时，曾经有个支部书记比较赏识我，提议让我当个工会副主席，一个小厂的工会副主席。这个建议，在厂领导班子会上没有通过。我已经知道，我的性格和志趣不适合官场。在我考研究生之前，曾经有个机会去省检察院工作，后来考上研究生，也就没有去了。如果去了的话，也可能只是在研究室工作，至多担任个研究室主任什么的。

到了社科院法学所以后，我就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当时一些人下海，一些人当律师，而且做得很好。我也有过当法官的机会，或者当一个庭长什么的。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学问。当时自己的年龄也不允许再换来换去了。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34岁了，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充满着幻想。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然后又在工厂工作了10年，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平常总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很少听人说要认识自己，其实首先是要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并不比认识世界容易。比方说，大诗人李白，长处是作诗，李白斗酒诗百篇，号称“诗仙”。但李白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只是写诗的料，他始终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以治国平天下。李白至死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这是不了解自己。可见，一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是何等不容易！所以，我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你们自己可以问问自己，是和书本打交道有兴趣还是和人打交道有兴趣，然后判断自己适合于从政或者适合于做学术，这叫“知己”。

我的导师是王家福先生，实际是王家福、谢怀栻和余鑫如三位先生授课、指导。法学所研究生的课比较少，谢怀先生讲的是外国民法，共6个半天；余鑫如先生讲中国民法，共4个半天；王家福先生讲苏维埃民法，共2个半天。

记得谢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讲外国民法课时，本院两届民法、经济法研究生仅五人，但教室总是座无虚席，多数听众是北京各校的民法教师。先生对我的指导是，学习民法从总则和罗马法入手。当时我已精读陈谨昆的《民法通义总则》，先生建议我再精读梅仲协的《民法要义》。先生亲自领我到本所资料室书库查找，可惜没有找到梅先生的著作，于是建议我读李宜琛的《民法总则》、王伯琦的《民法总则》、黄右昌的《罗马法与现代》和陈允应时的《罗马法》。我按照先生的指导，精读这些教材，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卡片。我最初的民法知识基础，就是按照先生的指示，通过精读这些民法著作奠定的。进本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后，谢先生是我做人和做学问的标杆。有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与先生均住在本所后楼，先生住一层，我住三层，能够随时向先生请教。我的第一篇译作，内容是关于匈牙利民法典的修订，是请先生审校的。对于译文中的错误，先生逐一予以改正。我已自觉到先生不仅是审校我的译作，而是在向我传授“为师之道”，我将来如果当老师，就应当像先生对我那样去对待我自己的学生。

为民法典制定作理论准备

1995年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要编写一套民法教材。因为李岚清副总理指示，要编写一套现代化的法学教材。他问我什么叫现代化的民法教材。我回答说，日本的东京大学，我国台湾的台湾大学，他们的学生学什么，我们的学生就学什么，这样的教材就是现代化的教材。此前在福建开过一次海峡两岸的什么会议，出席会议的两岸的企业家都带了自己的律师，但是台湾的律师在发言中所说的一些法律概念，大陆的律师听不懂。这是一位参与会议组织的经济学博士告诉我的，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他们的律师所使用的许多民法概念，我们的律师听不懂，因为我们的课堂上讲的民法概念体系不完整，是残缺不全的，许多重要的概念我们的律师根本没有听说过，那怎么能够进行经济交往，进行对话呢？

因此，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所学习的东西和台湾大学、东京大学的学生所学习的一样，这样的民法教材就是现代化的民法教材。我建议按照东京大学法学部的课程设置，把原来的民法学一门课分解为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总论、债权分论、亲属法、继承法六门课。据我的了解，东京大学的民法总则、债权总则和物权三门课是学生的必修课，债权分则、亲属、继承三门课是选修课，我们也应当照此办理。同时，我建议这套教材，每一本由一个学者来写。我们先看准哪个学者在这个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请他来编写，不要再像80年代初的那套统编教材那样搞集体创作，一本书由一位作者、最多由两个作者编写。

后来，请了王利明教授一起研究，王利明教授大体赞同这个方案，并且进一步建议把债权分论分解为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人格权也单独作为一本书。这样，原来的民法学一门课被分解为8门课，再加上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构成九五规划教材民商法系列共14本教材。在商定作者人选时，我主动提出写民法总论，并建议与王利明教授合写物权法教材，但王利明教授不想写物权法，他挑选了人格权和侵权行为法。

当时设计和组织编写这套民法教材，我充分意识到是在为民法典的制定做理论准备。我在90年代初就给研究生讲民法总论，在研究生院出过一本《民法总则讲要》，因为早有准备，所以很快完成书稿，199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是该套教材中第一个出版的，后来在2001年修订了一次。我关于民法典制定的许多思想，在那本书中就已基本上形成了。那套民商法系列教材的出版，对我国的民法学研究和民法学教学来讲，是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们的民法学正在和国际接轨。

80年代的统编教材，基本上是苏联的民法理论体系，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法理论参考很少。九五规划民商法系列教材的出版有重大的意义，基本上做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科学生学什么，我们的学生就学什么，基本做到了与国际接轨，改变了以往的民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模式，并且为民法典的制定准备了理论基础。仅就做学术研究来说，也与以往不同了，不再是人家要你做什么研究，你就做什么研究，而是从学者的社会责任出发，主动地、有预见地从事学术研究，为民法典制定作理论准备。

做学问要独立思考和判断

做学问，就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有一次，我在山东大学新入学研究生开学典礼上讲，什么是研究生？怎么研究？我就把它概括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也就是把各种资料，不同的观点收集起来，加以比较。你不能盲从别人。别人怎么说，书上的，权威学者的，自己老师的，都不能盲从。要独立思考。经过思考的东西才会有道理呀！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采纳谁的就涉及到独立判断。但独立判断得有标准，这个标准当然包括法学原理、哲学原理以及社会学、经济学原理等，更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常理、常识、常情，就是社会生活经验。是用社会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这样才能判断张三说的对，李四说的不对，为什么对，讲出一些理由。这就是判断。关键在于判断标准。

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专业打假”，至今有赞成与反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各有其理由，你究竟赞同哪一种观点？按照社会生活经验，“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造假者）和销售者（售假者）,一个是源，一个是流，哪一个应该着重打击？显然应当着重打击造假者。再说，在售假者中，小摊贩市场和大商场，哪一个的“假冒伪劣”商品多？通常是小摊贩市场的“假冒伪劣”商品多。显然应当着重打击小摊贩市场。但我们看到，“专业打假”人士并不打击“造假者”，专挑“售假者”打假，并且在“售假者”又专挑“大商场”打假。这是为什么？因为“造假者”没有钱（假货还没有售出）,“售假者”有钱，其中“小摊贩”钱少而“大商场”钱多。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金钱。这样一来，我们就认破了“专业打假”的真正目的。于是，我们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中也就不难取舍了。这就是用社会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

我一直坚持每年写两篇自己选题的论文。学问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实际上，直到1988年之前，我都没有得到评副研究员的机会。对此，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抱怨过。因为法学研究所有很多老同志还没有解决职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人担任领导恐怕都会先考虑老同志的职称问题。1988年社科院开始实行“破格”晋升，从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年限未满的）直接评研究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属于“破格”评研究员的，不占各研究所的职称名额。因此在法学所领导的鼓动下也就申报了。这是社科院第一次破格评研究员，记得光明日报还作了报道。在评职称的时候，要填报研究成果，有的人报一百多万字，把普及读物都算上。我估计社科院这样的学术机构，评委都是各学科的权威学者，他们绝不可能看重“字数”，报的“字数”太多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我只报了《法学研究》上的几篇论文和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民法》及与别人合著的《经济法的理论问题》，大概四五十万字。

在瑞士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刊物，聘请了加拿大研究中国法的学者（中文名字叫彭德）编了一期特刊，大概叫《中国政府与中国法律》，上面翻译了我的两篇文章，一篇《论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所有权》，还有一篇《论计划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是198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是第一次在中国内陆讲到合同自由。当时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黄进教授，欧洲留学，他看见这个杂志，就复印了寄回来给我，我就将它们作为我的代表作报上去了。我当时之所以评上研究员，得到了黄进教授的助益。

实际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经基本停止了学术研究，主要精力转向了立法工作、指导研究生和编刊物，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给法官讲课。我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民法解释学，1995年出版《民法解释学》一书，然后就在各级、各地法院给法官讲授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还讲统一合同法，大约有十10年的时间。西藏高级人民法院，我都去讲过课，是义务授课。讲课稿经过整理，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叫《裁判的方法》。

我研究民法解释学，起因于1980年代访问日本所受到的刺激，当时日本学者多看不起中国，认为日本已经超越了民法解释学层次，而中国还不知民法解释学为何物。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有了成效，一些法官在讨论案件时已经开始运用这些方法和理论，从一些好的判例中已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官所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最近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中日民商法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的段匡教授就中国的民法解释学和中国的判例研究作了报告，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民法解释学》和《裁判的方法》不是完美的著作，中国的法官现在所掌握的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和理论也可能是有缺陷和有偏颇的，这些不足和偏颇将由后来者批判和纠正。我完成了我的计划，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为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