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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江南进军，参加宜当战役  1949年3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东北野战军在休整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下辖13个军，总兵力约88万人。一个月后，四野在原有第十二、十三两个兵团基础上，成立了第十四、十五兵团，每个兵团辖三个军。我军隶属于第十三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 在组建四个兵团的同时，上级对各军军政主官作了部分调整。原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调任三十八军军长，原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调任四十七军军长，政委仍由周赤萍担任。曹里怀是我进入东北时的老领导。我的老首长、一四O师师长刘转连升任四十八军副军长，师长由四十七军副参谋长刘子云接任。 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已将战线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了配合渡江作战，钳制白崇禧集团，中央军委令四野十二兵团萧劲光部的两个军组成先遣兵团于3月初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配合第二、三野战军夺取南京。4月20日，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我党进行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但南京政府却拒绝了我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和谈破裂。21日，第二、三野战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 在渡江战役发起前一周左右，我们四十七军奉命从河北固安出发，沿平汉路南下，向河南进军。此时，四野先遣兵团四十三军已先后解放了郑州、信阳、南阳等地区，河南境内仅安阳、新乡尚被国民党军占据。为此，四野命令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四十二、四十七军，会同华北军区第七十军发起安新战役。围歼安阳的任务由四十二军执行，攻克新乡由四十七军和七十军负责。 5月初，四十二军首先向安阳敌军发起进攻，战斗不到两天，全歼安阳守军。 驻守新乡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李辰熙与我军炮兵参谋长冉影系姑表兄弟。在大军南下前，冉影即受命先行化装潜入新乡与其联系。当四十七军和七十军完成对新乡的包围后，谈判也于此时开始。守敌在我四面包围之下无路可逃，被迫接受我军和平改编。新乡解放，为大军南下打开了通道。 其间，我师一度奉命驻防卫辉。我对卫辉县很有感情。 中学毕业后我到开封报考军校时，还投考了卫辉师专。该校当年是河南的名校，在全省都很有名。我旧地重游，很是留恋。新乡解放后，我军继续沿平汉路以西向湖北进军。 部队连续行军数十天，行程1500余公里，于6月初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准备渡江作战。 过去我们行军都是急行军，有明确的敌人目标和战斗任务，要求部队随时能够投入战斗。这次长距离行军，因沿途都已解放，途中几乎没有大的敌情，没有战斗任务，是旅次行军。每天部队行军约30多公里，路线事先都有专人安排好，派人打前站，行军组织安排周到，物质保障充分，地方政府食宿安排得也都很周到，每天下午三四点就能到达驻地休息。 在近一个月的行军途中，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解放军就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们途经的地区都是新解放区，部队官兵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向沿途百姓宣传革命。团里有一个20余人的文工团、一个篮球队。每天一到驻地，我们都主动联络当地学校，和群众一起开联欢会、演出。当时正是夏收季节，战士们还常常帮驻地百姓收割、运输粮食。广大官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欢迎和爱戴，军民关系非常好，部队士气特别高涨。 河南是我的家乡，此时全省都已解放。行军途中离家乡信阳不远，来回只需三四天，从感情上讲我很想回去看看家乡和亲友。我自1938年离家投奔革命后，已有11年没有回过家了。但当时部队仍处在战斗行军中，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任务是赶到湖北沙市渡江作战。从理智和受领的任务考虑，我明白是不应该请假回家的。特别是我家乡的亲戚朋友大都是出身地主、士绅家庭，从前我们之间的个人感情也还不错，回去后自然会同他们相见，但考虑到同他们接触过多，地方干部会有意见，不利于基层组织开展土改工作，容易引起矛盾。又考虑到父母也都早已过世，于是我决定继续率领部队前进，暂不请假回家。 6月初，我们南下到了湖北的襄阳、樊城。我们部队战士大都来自东北，不熟悉水性，不适应南方炎热的气候。为使部队尽快适应江南新环境和气候，保证顺利完成渡江作战，部队进行了20天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是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军事训练以山地战和河川战为主，着重演练渡江登陆作战，训练官兵掌握游泳技巧，并调整了编制和装备，以提高部队水上作战和山地作战能力。 襄阳城紧靠着汉江，自然成了我们最佳的训练场所。 我们抽调全团游泳高手负责教学，要求每人都能游200米，同时还要求官兵掌握如何在水中展开战斗队形、避开敌人炮火袭击，以及遇到不同情况的应对方式。同时还训练战士掌握驾船技术和船上射击技巧。一般大船上都架有机枪，有的船还放置沙袋架上重机枪。经过20多天的整训，部队官兵提高了渡江作战能力，为渡江作战树立了胜利信心。 此时，我第二、三野战军已相继解放了长江中、下游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江南广大农村。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仍在做垂死挣扎，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妄图凭借长江天堑阻击解放军前进。四野的任务就是南下渡江，消灭白崇禧主力。此时，十二兵团已解放了武汉，我们十三兵团，为南下的右翼，主要作战对象是布防于长江中游北岸的湖北宜昌、当阳、沙市一线的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宋希镰所部四个军。此时，正是夏收季节，宋希镰为了缓和补给困难，令所部北上抢购粮食。 四野获悉宋希镰部并未后退且尚在北进的情况后，令十三兵团迅速南下。我们四十七军的任务是于7月11日迂回包围宜昌以东so公里敌外围据点鸦雀岭，切断敌退路。 7月6日，宜当战役打响。我们按预定计划向宜昌外围据点鸦雀岭进军。此时正值酷暑，战士们顶着烈日，背着枪支、弹药、干粮、水壶等数十斤负重强行军，途中不时有战士因中暑而掉队。南方气候潮湿，又多是山地、丘陵地形，部队战士一时还不能适应新的环境，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 经过一周的急行军，7月12日午夜(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晚了一天)，我们才占领鸦雀岭。此时，敌人已在当天早上主动撤出，街上随处可见他们逃跑时留下的弹药和军用物资。 我们沿途抓到三四百俘虏。审问俘虏得知，敌人一部逃向古老背，准备渡江南撤;另一部逃回宜昌。此时，我考虑上级交给我团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退路，尽管我们占领了鸦雀岭，但并没有完成歼灭敌人的任务。为此我和政委商量，应积极行动，争取赶在敌人之前占领古老背。政委完全赞同我的意见，我立即致电师首长:首先汇报我团占领鸦雀岭时间，并主动提出继续南行追赶逃跑之敌。我的请求得到上级的同意后，全团立即紧急动员，以最快速度奔袭古老背。 从鸦雀岭到古老背近25公里，为了同敌人赶时间，我随前卫连行动，边行军边跟向导了解情况。 古老背(现改名唬亭镇)是紧靠长江边的一个大镇，沿江有4个码头，是通往宜昌的必经之路。此时离天明还有四五个小时，四周漆黑，我们仅靠月光下依稀可辨的小路拼命向前飞奔，一气奔走了25公里。天色渐明时，前方一股守敌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射击。我当即命令前卫连三营八连连长姜玉明带领一个班迅速扑向敌人，缴了敌人的枪。 审问得知，他们是敌警戒分队。古老背除原驻的江防部队外，又多了昨天刚从鸦雀岭一带溃退而来的敌军两个营(另1个营已被歼灭)，正在寻找渡船，准备早饭后过江逃跑。 同时从俘虏口中得知镇上设置有临时街垒，离街半里处有坚固的地堡群，是原守备部队构筑的。我判断此刻敌人已无心抵抗，便指挥部队迅速攻击前进。 早晨8点左右，部队赶到古老背北面一线山头，发现山顶有人活动。因排长宋子林侦察时，不小心冲锋枪走火，暴露了目标。我当机立断，命令八连从正面发动攻击，先将敌人压下去。10分钟后，八连逼近地堡群，战斗打响。同时，我趁敌不曾完全占领工事，命随后赶到的部队当即展开队形，左右包围，抢占渡口，最先赶到的是九连连长朱昌一。 “朱昌一，给你两个向导，快带你们连，趟过河岔插向西面轮船码头。能不能切断敌人退路，就看你们了!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决不能让敌人跑掉。”我命令道。 “大家跟我来!”朱昌一转身，带着战士向指定目标飞奔。 随后，我又向陆续赶来的七连、二连布置任务，令其迅速投入战斗。很快，各连从东、西、北三面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而南面是滚滚长江。 20分钟后，古老背西面的轮船码头附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随之东面也打响。现实情况说明，各连已成功插到敌人侧后，控制住了渡口，并切断了敌人水、陆两路西退宜昌的道路。这时敌正面抵抗的地堡群，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八连长姜玉明作战勇敢，在东北开原战斗中负伤，南下时腿伤仍未痊愈，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行军，当听到枪声一响，他就丢掉棍子，指挥部队趁势发起冲锋，他将全连8挺轻机枪集中到第一线，人人平端着，一边扫射一边冲过敌人地堡，向正街突进!随后赶到的二营也投入了战斗，大约一个小时就全歼敌人两个营，占领了古老背。 当我赶到江边码头时，发现岸上坐着黄呼呼一大片，足足有几百名国民党军伤兵和医务人员，一个个聋拉着脑袋，等待发落。这些人原计划吃过早饭后撤向宜昌，当我军枪声一响，镇中的守敌就拥到江边，不顾伤兵们的死活，抢先登船逃命。谁料，解放军神速，攻抵江岸，坐上汽船的军官慌忙命令砍断缆索，扔下三条木船，开足马力先逃了。而已逃上木船的敌人在我军及时赶到江边监视下，被迫下船缴械投降。同时，我军又向逃到江心汽船上的敌人喊话，敌无反应后，我们就用重机枪猛扫，给汽船上的敌人以大量杀伤。 就在我们占领古老背后约一个小时，敌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镰从沙市乘军舰到古老背视察阵地，他尚不知古老背已经被我们占领，正准备靠岸登陆。我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他们见势不好，调头就逃。我因长途奔袭，没有携带重武器，所以让其跑掉了。解放后，有一次黄埔同学会开会，宋希镰与我在一个小组，当他得知占领古老背向他们开枪的就是我们团后，他对我说:“如果当时你们不开枪，我们上岸了，可能就成了俘虏了。如果你们有平射炮，我同样也跑不掉了。” 占领古老背渡口后，我曾向军部建议:派部队从这里渡江，绕到宜昌南面，切断敌人向南的退路。遗憾的是上级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后来宜沙战役虽然取得胜利，却使大部分敌人逃到四川，给其后的战斗增加了难度。 我带领部队攻占古老背后，归建一四0师。14日，一三九师奉命向宜昌进攻，敌人因有坚固的碉堡群掩护，而我军重武器尚未赶到，攻击受阻。巧日夜，敌人渡江逃跑，宜昌解放，我军随后渡江追击敌人。 7月16日，一三九师四一六团追敌至白云山一线时，遇敌第二军两个师的阻击，并向我军发起反冲击，情况紧急。四一六团向军部告急，曹里怀军长急令我团前去增援。 白云山位于宜昌县的土城乡，海拔约1100多米，是宜昌江南第一峰。峰峦峻秀，矗立云霄，林荫蔽日，白云缭绕。 山上有座白云庙，庙侧有条古老的石板路。石板似白布垂挂山间，直抵山脚，故曰“白布梯”。白云山是宜昌到三斗坪(现在修三峡大坝的地方)的唯一陆上通道。我们一路西行，越走道路越陡。19日天亮，我们赶到白云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子。四一六团因攻白云山受挫，主力即撤到镇里休息、待援。我和前卫连进镇后找到四一六团团部了解敌情。他们对前面的敌情变化也说不清楚，我随后带着参谋前往敌人阵地观察。我用望远镜顺着“白布梯”自下而上地望去，白云庙、石板路，历历在目。据向导说，上山下山17里，山那边就是三斗坪，白云庙在峰巅上，正好是个歇脚站。我向两翼观察，发现左翼主峰分出来一道七八百米长的山梁，山势缓缓而下，直伸长江，好像一个巨人伸出的手臂，混浊的江水顺着“手臂”绕了一个弯儿，咆哮着流向东南。山梁上构筑有零星的野战工事，有敌军防守，此外再也没有任何通向山顶的路。 白云山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二军的一个团。第二军是宋希镰部的主力，敌人仗着山势陡峭，自恃“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利，只筑了简易工事，便可紧锁咽喉要道。 为了试探虚实，我决定组织佯攻，先侦察敌人火力部署，再作攻打方案。我命二连从正面进攻。敌人反击，又是打枪又是用迫击炮轰。火力很猛，子弹从“白布梯”上飞泻而下，压得二连官兵抬不起头来。正面进攻很困难。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派出侦察员继续侦察，寻找道路。 同时令团政治处到镇里找向导。这时镇上一位姓石的猎人主动请缨，他说:“我常在白云山上打猎，知道一条小路，我给你们带路。” 我命令五连跟随向导，沿小路向山顶进发。五连连长姜玉明在攻打开原时身负重伤，离队治疗。王振义由四连排长直接提升为五连连长，指导员杨宗藩，五连是一四O师授予模范称号的“开原先锋连”。 指导员杨宗藩带一排作为突击排，在猎人的引导下，秘密进抵右翼山脚下，找到了那条小路。这哪里是路，准确地说，是一条山水冲刷出来的不足一米宽的干水沟，成陡峭的斜坡沿山梁蜿蜒而上，直达主峰下面几百米的鞍部。突击排紧跟向导，奋勇向上攀登。二、三排和营重机枪排紧随其后。 天色渐晚，能见度越来越低，我从望远镜中隐隐绰绰看到五连向上攀登，战士们背着枪，顺着水沟向上爬。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命令担任正面佯攻的部队再次组织攻击。 山顶上的敌人以为我军又要强攻，疯狂地进行反击，紧紧封锁“白布梯”。子弹如同雨帘，十分密集。由于山势太陡，登山的战士只能手脚并用，脚登在沟面上的石头，手抓住沟边的小树枝或荆棘，吃力地向上攀爬。 爬到半山腰，他们又遇到了既壁立又光秃的石崖，没有石缝可登，没有小树攀抓。战士们只好架人梯，一个个往上送。 战士们刚刚爬上山梁，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敌人发现。顿时山左、山右和山背后枪声大作，一齐压向五连。我立即命令担任佯攻的连队加强火力，压制敌人。敌人依旧疯狂地向五连射击，一点儿也不理会从“白云梯”下射来的子弹。五连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展开，经过激战，夺下主峰下面的一个小山包。守卫小山包的敌人大部被歼灭，小部逃上主峰。 杨指导员带领一、二排的战士飞快进人敌人工事，站稳脚跟，向主峰射击。几分钟后，王连长带领三排战士跟上。随后，二营长宋德万派出的重机枪排也上来了。五连开始向山顶发起冲击。担任正面攻击的四连、六连，也沿着“白布梯”同时发起冲锋。 五连官兵很快冲到了顶峰，与敌人展开肉搏。我看到山顶上五连正和敌人白刃格斗，即令正面加大攻击力度，进行夹击。一时间，枪炮声响彻云霄，呐喊声震荡山谷。敌人慌了神，因不知我军有多少攻击部队，胆怯志衰，全线崩溃，仓皇逃跑。 部队冲上主峰后，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到处都是敌人逃跑时留下的衣被、弹药和呻吟的伤兵，还有几大锅煮熟不久的大米饭和红烧猪肉，散发出扑鼻的香味，正好慰劳了饥肠辘辘的官兵们。 白云山一战，我团歼敌一部，俘敌1000余人，残敌向三斗坪逃窜，我们随后一路追击到三斗坪。三斗坪是位于宜昌长江上游约30公里的一个小镇，镇边长江上有个叫中堡岛的小岛，将长江分为大江和后河，大江宽约900米，后河宽约300米，是长江中下游最狭窄的地方(现在在这里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这里山峰陡峭，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水急，易守难攻，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利用这里险要的地形，阻止住了日寇的进攻，守住了陪都重庆的门户。我们攻占此地，打开了向四川进军的大门。我们占领三斗坪后，敌人又逃向巴东，我团才奉命停止追击，返回宜昌，在洋溪休整。宜当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白云山一天的战斗，是我团同国民党正规军的最后一场战斗。白云山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二军的一个团。第二军是宋希镰部的主力，他们携带重武器，占据险要地形，企图阻止我军追击，掩护主力向四川逃窜。我团是在兄弟部队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接受的任务。上阵地后，我根据白云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情况，没有强攻。采取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派部队沿小路上山偷袭敌人，并指挥炮火支援偷袭分队，一举攻下了白云山，打开了部队追击敌人的通道。当时敌人的战斗力还很强，战斗很激烈，部队伤亡100余人，侦察股长牺牲。 按照四野最初的部署，应在宜当战役中全歼宋希镰部。 这是四野下达给十三兵团的任务。虽说全歼宋部不易，但只要指挥得当，歼灭其大部还是有可能的。但因我军没能按时赶到上级布置的奔袭目标，没有完成截断敌人退路的目的。今天总结宜当战役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个问题是提前暴露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四野主力在发动宜当战役前，同敌人保持接触的主要是湖北地方武装两个独立师。因此，白崇禧、宋希镰错误地判断四野主力尚需休整，不可能很快南下渡江。此时正值夏收季节，敌人为了达到同我军划江而治，长期固守长江的企图，宋希镰部的四个军都到宜当以北抢收粮食。这正是我军消灭敌人的最好时机。四野根据敌我部队的实力、所在地区，明确划分了奔袭目标和任务，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的一部到达当阳东北观音寺附近，由于思想麻痹，过于轻敌，遭敌第二军突袭，伤亡损失100多人，过早暴露了我军的作战意图。宋希镰发现是四野主力部队后，立即下令全线回缩后撤。因此，当我军赶到指定地点时，敌人已经后撤。 第二个问题，是没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切断敌人退路。战役发动前，四野给各军下达的任务相当明确。我师的任务就是务必于7月11日前赶到鸦雀岭，切断敌人退路。此时我军大都已换上了美式装备，重武器装备由骡马拉运，同步兵一同行军。骡马在山路上行动困难，经常阻塞道路，导致部队行军速度缓慢。记得9日夜里，全师走了一夜，才前进了十余里，而此时我们距离目标还有50多公里。部队首长事先也没有考虑组织部队轻装前进，以致延误了战机，导致我师晚一日赶到鸦雀岭。 第三个问题，也是宜当战役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将敌人全歼。特别是当我军占领古老背渡口后，没有主动渡江，切断敌人退路，导致江北之敌南逃。 7月13日，我四一八团占领古老背后，缴获了敌人一批运送伤员的渡船。我立即电报军长曹里怀，建议派部队渡江，当天就可以赶到宜昌以南，截断敌人退路。军首长认为没有渡江作战任务，没有采纳。直到14日夜，一三九师刚刚赶到宜昌城北，军长怕敌人逃跑，即令一三九师当晚进攻宜昌。由于敌人工事牢固，设防严密，进攻部队的重武器装备一时没有跟上，当夜伤亡几百人，仍没有攻下宜昌。 查四野战史，当时十三兵团曾电令三十八军明确要求十三日从古老背渡江，包围宜昌之敌，但不知何故他们当天没有赶到，也不知我们团已经占领了渡口。 以上这三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宜当战役正是在南方最炎热的气候下发动的，部队连续作战，长途奔袭，追击敌人，非常疲劳。北方战士又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染痢疾、中暑、被蚊虫叮咬以致传染疟疾的人很多，非战斗减员严重。我们团上送休养的病号就多达四五百人，还不包括在团卫生队治疗的。个别连队病号高达七八十人，身体健康的战士只剩下十几个人，部队思想不稳定，普遍存在厌南思北情绪。宜当战役后，上级决定自8月中旬至9月上旬进行休整，主要任务是治病，建立卫生制度，改善生活，减少疾病，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克服厌南思北情绪，树立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那时部队减员很大，如敌反击，我军会很被动。虽然各部队都做了应急准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作战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好在敌人早已丧失斗志，不敢轻易进攻。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休整，部队恢复了战斗力，9月中旬，我们进至湖南湘西，开始了一年多的剿匪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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