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转移前，沈泽民主动留下：坚守鄂豫皖是职责，死也愿意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撤离根据地时，都会留下一部分部队留在当地坚持打游击，如中央红军撤离苏区时，项英、陈毅被留下；红二十五军撤离时，高敬亭带着数千人坚守大别山。当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也有一个人坚持要留下，他说：“我是鄂豫皖省委书记，坚守苏区是我的职责。我要留下打游击，哪怕死在这里，我也愿意。”

他就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之弟。沈泽民1921年5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春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到上海，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春，随着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等人指挥红军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与日俱增，已经与中央苏区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战略关系。为了适应鄂豫皖苏区的发展，中央决定设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于中央政治局，高于地方省委。

但此时，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开始了长达四年在中央的统治，周恩来等人受到严厉指责，受到周恩来信任的曾中生、旷继勋也被列入怀疑和批评范围。鄂豫皖要由“信得过”的人来领导，中央于是决定派沈泽民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鄂豫皖苏区形势图

1931年3月下旬，沈泽民起程奔赴鄂豫皖苏区的皖西根据地。

中央“空降”苏区根据地最高领导人的做法，被戏称为“换头术”。自鄂豫皖苏区建立以来，中央先后向鄂豫皖苏区“空降”过三批领导人。

1930年春，鄂豫皖根据地初步建成，由鄂豫边、皖西两部分组成，建立了中共鄂豫皖特委。最初，是由土生土长的大别山子弟徐朋人担任特委书记，但中央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后来又派曾中生，替下郭述申。曾中生文武双全，干得不错，但因为王明“左”倾错误当权，坚持己见的曾中生又被撤换。

徐向前元帅说：

“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要比他强得多。

沈泽民在皖西巡视一圈，下车伊始，动辄训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里的一切，这也指责、那也挑剔，回来就对鄂豫皖提出了严重批评。沈泽民完全无视鄂豫皖当地党的干部的艰苦努力，把根据地在艰苦环境下取得的成绩批得一文不值，甚至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发展完全是当地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并非当地党的领导的结果。

鄂豫皖地方和军事上的干部对此都有很大的意见，更反对毫无理由地贬低根据地和红军。杰出的红军将领许继慎谈起对沈泽民的印象，概括了八个字：“浑身长刺，不得人心。”

没等沈泽民正式走马上任，张国焘又来了。张国焘早就想找个地方大展拳脚，他看中了鄂豫皖这个朝气蓬勃的新地盘，自告奋勇提议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鄂豫皖，并通过狠批瞿秋白和吹捧王明，获得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的信任。他们采纳了他的建议，作出《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张国焘为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沈泽民为鄂豫皖省委书记，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为鄂豫皖中央局委员。

至此，鄂豫皖根据地形成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的三驾马车。

为了给张国焘腾出位置，沈泽民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降了半格，成了鄂豫皖省委书记，但沈泽民依然有极大的话语权，是鄂豫皖苏区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沈泽民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教授，擅长的领域是文学创作和宣传鼓动。一向忠厚的徐向前对他的评价非常尖锐，说他对政治只有热情，对军事“一窍不通”。

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组成的三驾马车缺乏战略头脑和军事知识，又不愿意让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人主导军事，提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军事方案，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冲突。

1931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粮食紧缺，而外围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处于守势，形势对红军有利。曾中生建议部队南下，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老根据地，还可以一举三得：解决粮食问题，恢复老区，牵制国民党准备派往中央苏区的兵力。

沈泽民不假思索地强烈反对，并对“一举三得”的提法嗤之以鼻，他坚持要求鄂豫皖红军不该南下，而应东进。他和张国焘、陈昌浩绞尽脑汁提出了“攻打英山，出击潜太，威逼安庆”的行动计划，打算以兵锋直接威胁南京，通过攻打大城市来调动国民党军队。

沈泽民口口声声反对“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可是他提出的计划却是标准的“立三路线”。

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人都喟然长叹，这样幼稚的计划也拿得出手？红军如果东征的话，将远离根据地长途奔袭，缺兵、少粮、短枪，以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相反，不如稳扎稳打，依托老区逐步向南发展。

徐向前分析道：“我们对潜太和安庆地区的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有可能吃苦头、打败仗。”

就南下进军的好处，徐向前这样说：蕲黄广地区是老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比较好；从英山直下那里，仅有200里的路程，沿途都是红区。更重要的是，那一带由国民党第十军驻守，蒋介石计划调该军前往江西参加“围剿”，如果我们拉住这股敌人，可以直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压力。

他们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了。

不过曾中生、徐向前带着红四军出征后，不顾个人荣辱的极大风险，毅然改变行军路线，转而向南进军，毙敌5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条，基本恢复了蕲（春）黄（梅）广（济）老区，同时牵制了国民党军一个军回援，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

事实证明，沈泽民在出兵战略方向上确实看走眼了。徐向前在回忆时说：“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

此后，沈泽民等人在军事上暂时沉默地了一段时间，鄂豫皖苏区也迎来了军事上的一个大发展，先是扩充红军成立红二十五军，又以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为基础组成红四方面军。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相继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歼敌6万余人，军队数量、根据地人口稳居于全国第二位，鄂豫皖根据地达到了巅峰。

这时，沈泽民又亢奋的再次热血上头，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要不行了，已经成了一支“偏师”，将要被帝国主义抛弃了。未来，红四方面军将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

由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缺少与外界的直接交流，在通过只言片语了解到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时，沈泽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都是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直接结果，把国内外的重大变化都与鄂豫皖苏区挂上钩，甚至连日本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九事变”，也说成是为了攻占上海后顺长江而下威胁武汉，以便直接进攻鄂豫皖苏区。

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不顾实际，而是异想天开了。

沈泽民向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了自己的此种观点，连当时也“左”得出奇的临时中央书记博古都感到荒谬，毫不客气地指斥为“不顾事实的胡说”，可沈泽民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胜利的喜悦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情绪，沈泽民等人还提出要“不停顿进攻作战”，攻打麻城，逼近武汉外围。而此时，蒋介石已经纠集31个师（旅）30余万人，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徐向前建议收拢部队，为反“围剿”做好准备。可张国焘也受到胜利的狂热气氛感染，他支持沈泽民的提议，要求徐向前带兵向麻城进攻，徐向前不得不听从命令。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此时，危险已经来临。

趁鄂豫皖苏区后方空虚，1932年8月上旬，国民党军队从北线、东线、西线完成了对鄂豫皖苏区的三面包围，随即向鄂豫皖根据地中心七里坪、黄安猛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麻城久攻不克，仓促北上，张国焘、沈泽民的一时莽撞，使红四方面军陷于空前被动的局面。

先是皖西根据地失守，接着鄂豫边主要地区也接连被国民党军占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于9月中旬致电鄂豫皖苏区要求他们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各个击破侵犯苏区的国民党军。但此时，张国焘已经彻底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没有执行这一指示。

张国焘打算给鄂豫皖留下1个师，其余主力暂时跳到外线。沈泽民坚决反对，他希望部队能够留下，以等待时机的变化，还认为至少要有2个师的兵力才够保卫根据地。

1932年10月10日，鄂豫皖苏区主要负责人召开了在大别山里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决定留下2个师保卫苏区，红四军的3个师和红二十五军的73师随方面军总部一起向西转移。在这次会议上，沈泽民与张国焘言语冲突，多次公然怒斥他的悲观主义和家长作风。

危难时刻，沈泽民展现了他的惊人担当，他主动要求留守苏区，带着三千名战士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捍卫这块艰苦开创的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沈泽民同留在根据地的省委其他成员一起，坚定地担负起鄂豫皖省委的领导重担，以微弱的兵力拼命苦撑，并重建了红二十五军，成为鄂豫皖苏区新的主力红军。

他们指挥系统没有调整、军事编制没有重组、斗争方式没有改变，其原因出于一点：沈泽民和他的战友们都相信了张国焘关于不会丢弃大别山的誓言，相信红四方面军主力会择机而返，重新与他们会合。毕竟，鄂豫皖才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家和“根”。

红四方面军转移前，张国焘发誓：我绝对不离开你们，并说主力部队只是暂时跳到外线，以后还要打回来。

到1932年12月，红二十五军在缴获的报纸上看到红四方面军已经到达川陕一带的消息。这时，他们才确信主力红军不会再回来了。张国焘越走越远，一意孤行并彻底抛弃了鄂豫皖苏区和其他坚守苏区的同志战友。

沈泽民感觉不可思议：“张（国焘）主席竟然不告而别！”殷殷的期待化为了沉重的一击，沈泽民奋笔疾书，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通过有理有据的事实、有案可查的电文，揭发了张国焘的错误。

沈泽民既是苏区最高决策者之一，又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他既是张国焘的主要追随者和合作者，后来又成为张国焘西征决策的主要反对者。虽然他曾经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但他能够正视现实，认识错误，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代表省委作了沉痛检讨。他给中央的报告，叙述的事实和分析举证不仅指控了张国焘的错误，而且严格剖析了自己的错误，令人感叹他的坦诚。

报告写出后，交给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成员传阅，这份由沈泽民等8名鄂豫皖苏区军政领导成员联名签署的报告，是党内第一份正面反映张国焘错误的文件，它关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逃跑路线”的提法给中央负责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报告还提醒中央，应该对张国焘的战略取向保持警惕。

沈泽民起草的这份报告，虽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错误的真正根源，但是能够勇敢地正视现实，诚恳地承认错误，并开始提出比较正确的方针。这在当时“左”倾错误还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非常可贵的。

以这份报告为界点，鄂豫皖苏区军民放弃了等待的幻想，转入以鄂豫皖省委为领导核心、以红二十五军为主要力量、独立自主革命斗争的新阶段。沈泽民认识到自己追随张国焘所犯的“左”倾错误，公开与张国焘决裂，并在艰巨的斗争中改正了错误。

1933年11月20日，因身染疟疾，沈泽民病逝于湖北黄安天台山，年仅33岁。

在坚守鄂豫皖的这段战斗岁月，沈泽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他艰苦朴素，忠于职守，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最终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徐向前曾用六个字概括沈泽民：“是好人，左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