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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看来，若希望把握一个文明的文化特质，一个便利的方法是首先找到在这个文明当中承担社会整合和文化延续功能的主导社会阶层，常常是这个社会阶层塑造了这个文明的性格。在他于1915年发表的《比较宗教学导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一文中，韦伯的以下分析十分集中而明确：儒教是俸禄阶层——具有文书教养且以现世的理性主义为期性格特色者——的身份伦理。……古印度教的担纲者是一个具备文书教养的世系种姓阶层。……佛教的宣扬者是沉潜冥思、拒斥现世、流转四方的托僧。……回教在初期时，是个征服世界之战士——训练有素就的圣战骑士团——的宗教。……犹太教就是个市民的“贱民民族”（Pariavolk)……的宗教。……（基督教）其初现时，乃一游走四方的技匠职工所持的教义……它始终不失其为独具一格的都市的、尤其是市民的宗教。而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则以更简洁的语言概括世界诸主要宗教的主要担纲者的人物典型：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 
基于以上洞见，韦伯认为，以印度教、佛教和儒教为代表的亚洲主要宗教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亚洲主要宗教的世界观中，知识分子特质较为明显。韦伯说，亚洲，特别是印度“是专一地以主智主义态度来奋力求取'世界观’……的典型国度”。亚洲所有的哲学和救世论所特有的共同前提是知识，知识是通往最高救赎和达到正确行为的唯一途径。不论是印度教的文化担纲者婆罗门、佛教的文革担纲者僧侣，还是儒教的文化担纲者士大夫，其核心角色都是受到系统古典教育，掌握知识，具有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第二，以知识分子为文化担纲者的文明，往往天然致力于压制武士和商人。韦伯谈到，从印度历史看来，印度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受到祭司阶层的规制。“婆罗门至上”在古代印度社会秩序形成之时，曾发挥重大作用，但同样，也将其他社会阶层置于婆罗门的精神力量的笼罩之下，以婆罗门为核心的种姓秩序使整个社会安排定型化，以至于变得僵死不动。佛教本依托于刹帝利阶层，但最终采取了与婆罗门的那种知识分子救赎论更彻底的样态，与印度教竞相攀比智慧灵觉的高度和深度，其实质是走上了与印度教的精神趋向类似的道路。而中国则不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导致的政治早熟，使世俗王权很早便没收了巫师“绝地天通”的权力，而且阻止了祭司阶层的形成。这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家产君主制相配合的道路。但与印度相类似，由于中国的文化担纲者也是知识人，这使其文化特质天然倾向于压制武士和商人。这在效果上，使佛教难以发展出足以自我保卫的武士伦理，而趋向于和平主义，儒家则逐步形成以文御武的政治文化。
●第三，在亚洲，普罗大众的精神世界，往往固着对救世主的信仰和巫术崇拜。韦伯指出，在社会下层的无学识大众中，人们天然倾向于救世主和巫术。高贵知识分子的救赎论往往由于过于烦难复杂，使大众不得要领。相反具体的、人格化救世主，和以咒语和仪式为外观的巫术反而能够为他们所把握。而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前现代社会，救世主信仰和巫术在广大农民当中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难以清除干净。这使得“对于'活生生的救世主’的皈依，乃是亚洲虔敬心的特征类型”，而在“这样一个将'世界’之内所有的生活都笼罩在里头的咒术花园里，不会产生出一种理性的实践伦理和生活方法论来。”这导致，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救世主信仰和巫术偏好抱有反感，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这种汹涌澎湃的思想观念妥协，有时甚至加以利用。佛教的发展史，恰恰表现出由原始佛教时期知识分子的救赎论逐步转向大乘佛教和密教向民间救世主信仰和巫术咒语妥协的过程。儒家士大夫则容忍了民间的祖先崇拜，也部分放任了包含巫术性内容的道教和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建立在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与之相得益彰的世俗、科学、理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特点是对于宗教灵魅，特别是巫术的祛除，以至于达到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状态。宗教社会学中，韦伯的研究举足轻重，尤其在比较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水准，其奠基地位举世公认。虽然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生涯是以经济领域的省思为起点，如果以我们所知的韦伯作品为判断依据，则宗教社会学是其晚年的研究中心所在。 韦伯的研究重点首在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则在于对政治与教育的影响。尽管学术界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其学术思想直到今天影响力仍然极为深远。可以说，韦伯的相关著作是宗教社会学的必读书。他的书不仅具有相当多的真知灼见，更主要的是深度开拓了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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