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奏何乐曲出现分歧，军乐队指挥提一意见，毛主席拍板同意

1949年9月，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受阅部队进行了认真艰苦的训练。这一天，作为开国大典上军乐队总指挥的罗浪，就典礼上应该演奏什么乐曲，提出了疑问。

对这一问题，人们给出了不同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很多人开始倾向于使用苏联的曲子。

就在此时，这位军乐队总指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身为阅兵指挥部主任的杨成武，决定将这几种意见进行上报，由中央负责同志定夺。

杨成武

不久后，由这位军乐队总指挥写成的报告，一路呈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完后，在上面批了九个字，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这位总指挥的方案最终得到批准，出现在了开国大典上。那一天，也成为了这位音乐家终身难忘的日子。

那么，这位总指挥提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毛主席又是如何批示的呢？

奔赴延安 投身革命

时间回到20多年前。1937年的一天，一位17岁的少年，从南洋马来亚回到中国，进入上海暨南大学附中高中部就读。

他，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罗浪。

1920年7月，罗浪出生于福建德化雷峰潘祠村。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做过村塾里的老师，父亲罗信尔则是一名归侨知识分子，曾先后在福建和马来亚多地担任学校教师。

幼年时期，罗浪跟随父亲南渡马来亚，度过了一段异国岁月。成长为一名少年后，他又回到国内，先后在德化县明伦小学、德化县立培风初级中学、省立永春中学上学。在此期间，聪颖活泼的罗浪，开始展现出对文艺和音乐的喜爱。

1936年，罗浪从永春中学初中毕业后，又一次前往马来亚，跟随父亲生活。但一年后，17岁的他返回国内，进入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习。

1936年的上海

没想到的是，就在罗浪来沪没多久，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很快，日寇的铁蹄踏入上海，罗浪所在的暨南大学附中高中部校舍，在战火中被炸成废墟。

面对这样的无妄之灾，罗浪只得乘坐一条难民船只离开上海，先后辗转广西和香港等地求学。但在战争的阴影下，这位少年一直没有安顿下来。

直到1938年6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罗浪和几位华侨青年好友，决定奔赴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去那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罗浪一行人经广州、武汉、西安等地，抵达了延安南边的看花宫。不久后，罗浪进入陕北公学参加培训。

成为音乐工作者 成绩斐然

1938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来到陕北公学招生。此前就已经接触过音乐的罗浪，决定报名试一试。

在考试中，这位少年表演了一首《松花江上》。1935年，身在西安的音乐家张寒晖，在亲眼目睹流亡关内的东北军和东北人民的境况后，写出了这一悲愤中带有抗日决心的作品。歌词中的“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代表了广大东北人民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于是，罗浪凭借这首《松花江上》，成功考取了鲁艺，成为了音乐系第三届学员。

当时的鲁艺音乐系，有着冼星海、李焕之、吕骥等多名音乐大家。在这些老师的带领下，罗浪学习到了如何作曲和指挥，并成为了冼星海排演名作《黄河大合唱》时的首演队员。

在《黄河大合唱》里，罗浪负责打鼓和吹口琴。在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整个乐队只有三把小提琴和少量二胡、三弦、笛子、口琴等，打击乐则只有鼓。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冼星海谱出了这样一首极具气势的雄壮乐曲，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击日寇的呼喊。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鲁艺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在冼星海的指挥下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起立鼓掌，毛泽东还连续说了几个“好！”

毛泽东

从此以后，每逢延安举行重大晚会，《黄河大合唱》都是必不可少的曲目。1939年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在欢迎自己的晚会上听到《黄河大合唱》后，进行了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冼星海这种因地制宜、西为中用的音乐理念，令罗浪受到很大的启发。与此同时，这位年轻人也深刻地意识到，用音乐表达爱国心声，竟然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在鲁艺学习期间，罗浪还掌握了许多音乐基础知识和文艺理论。1939年底，他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成为一名音乐工作者。

在那里，罗浪将之前学习到的音乐知识和理念充分运用，立足当地实际条件，开始创作大量抗战主题的新作品。那段日子里，他一边跟随部队在敌后同敌人周旋，一边用音乐开展宣传工作。这些乐曲和音符，一边抚慰战士的身心，一边鼓舞着他们继续战斗。

与此同时，在一分区担任音乐教员的罗浪，还多次指挥了《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曲目的演出。而出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后，他又组织排演了多部话剧、歌剧和活报剧，进行抗日宣传。

罗浪在指挥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棋盘坨上的五个神兵》的报道。两天之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命令，将五名战士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从此，他们的事迹开始广为人知。

很快，为了纪念这5位勇士，罗浪为《五壮士之歌》谱曲，创作了《五勇士故事歌》。后来的日子里，他又发表了《当兵谣》、《七月小唱》、《保卫一分区》等作品。这些歌谣小曲通俗易唱，逐渐在根据地的部队和民众中间流传起来。

向上级提建议 开国大典上指挥演奏国歌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罗浪继续着音乐方面的工作。不久之后，解放战争开打。经过几年的战事，局势日趋明朗，解放军连战连捷，中华大地就要变天了。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遭到重创的国民党第三军，有一支自己的军乐队。于是，在上级的命令下，罗浪开始收编并重组这支队伍。

那时，罗浪骑着一辆缴获的自行车到处奔波，从各个俘虏营里召集分散开来的军乐队成员，还得到了黑管、长笛等20多件乐器。

就这样，有了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一支几十人的新乐队诞生了。与此同时，罗浪开始尝试将一些革命歌曲改编为军乐。

到了1948年初，当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改编后，这支乐队重组为华北军区军乐队，罗浪担任队长和指挥。

进入1949年后，筹备成立新中国的事宜，已经被中共中央提上了日程。很快，罗浪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让他组建一支联合军乐队。

罗浪

接到命令后，罗浪立即着手行动起来。他以之前的华北军区军乐队为基础，联合了即将在开国大典上受阅的部队各军和师的军乐队，还将华北文工团接管的原北平颇有名气的警察局军乐队一并叫来，从中进行了认真挑选。最终，一支近200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诞生了。

进入9月后，离开国大典举行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这一天，在一次阅兵训练会上，罗浪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开国大典上，应该演奏什么乐曲呢？

面对这一问题，在场众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就用世界上其他国家常用的曲子，比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和分列式进行曲等。这些曲子不仅耳熟能详，而且之前国民党也在用，军乐团成员们对此都很熟悉，不会出差错。

还有一位搞音乐的专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大典，不应该用那些德式典礼乐，而应该跟随苏联，它们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正好当时有一位苏联顾问在现场，一听这话，对方立即大加赞同，还当即表示，只要你们决定用苏联的，他可以马上派人从莫斯科送谱子过来。

眼看老大哥都发话了，很多人立即表示同意。正在此时，罗浪对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说道：“杨司令员，我提个意见。”

杨成武看着他：“你说吧。”

罗浪接着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革命歌曲改编的进行曲，作为这次阅兵的乐曲？”

原来，当时罗浪麾下的联合军乐团，已经在石家庄开始了训练。在训练中，由罗浪亲自改编的八路军进行曲，便常常被使用。

听了罗浪的话，杨成武作了回应：“这个意见，大家也欢迎。”就这样，现场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作为阅兵指挥部主任，众人纷纷看向杨成武，等待他作出决定。然而，杨成武却说自己也不能确定用哪一种好，还是把这三种意见报给中央，由中央决定吧。

杨成武

训练会散会后，杨成武私下里找到罗浪，告诉对方自己其实比较同意他的意见，但在当时也不好直说不同意用苏联的乐曲。

明白首长的想法后，当天晚上，罗浪便将会上出现的三种不同意见写成报告，在第二天交给了杨成武。

杨成武看完报告后，转给了聂荣臻。聂荣臻不敢擅自做主，又向周恩来进行了请示。可面对如此重大的事项，周恩来也没有直接批，而是呈送到毛主席面前。

毛主席看完这份报告后，在上面批了九个字：“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这九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乐曲的选择，要以我们国家的为主。有了毛主席这句话，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于是，由罗浪本人提出的这一方案，被确定用于开国大典上。

在那份方案里，罗浪对使用的乐曲和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1）阅兵式演奏《东方红》、《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2）分列式演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3）群众游行演奏《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4）烈士纪念碑奠基演奏《哀乐》。

确定了曲目和顺序后，留给联合军乐团训练的时间，只剩三个多星期了。于是，他们便在黄寺这一当年袁世凯训练新兵的地方，天天演奏操练。

可在紧张的训练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参加阅兵式的部队，都经历过残酷战争的洗礼，习惯了四处冲杀；现在突然让他们根据音乐节奏来齐步或正步走，一时间难以适应。于是，在排练的时候，经常出现军乐队鼓点和部队步伐不同步的情况。

不仅如此，由于军乐队的鼓手按照惯例站在后排，他们发出的鼓声受天安门附近建筑的影响，容易产生不规则的回音，也常常令受阅战士们无所适从。

面对这些困扰，罗浪开动脑筋反复思考。终于，他想出了相应的对策。鼓手被安排到了乐队的最前排，这样距离阅兵队伍更近，战士们听到的鼓声更清晰。而原本乐曲中每小节起始时鼓要敲两下，现在改成了敲一下，并都敲在战士迈左腿的时候。这样一来，鼓点更少了，队伍也更容易走整齐了。

开国大典

经过罗浪的改动，乐队和部队的配合果然大为改观。他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着。

就在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前没几天，又一个小插曲出现了。9月27日这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几天之后的开国大典上，它将被隆重演奏。

然而，直到这一决定作出的两天后，罗浪才接到通知。为了不耽误大事，他连夜挑灯工作，将乐曲的和声部分赶出，并让乐队所有队员连夜抄写分谱。

幸好，由于在此之前，《义勇军进行曲》便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所有军乐队成员对它都非常熟悉。虽然排练时间十分有限，但出来的效果很不错。

9月30日这天下午，在政协会议的闭幕式上，罗浪指挥着军乐队，进行了新中国国歌的首次演奏。

终于，10月1日这天到了。罗浪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于下午两点带领军乐队，在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列队完毕。罗浪站在队伍最前方，身后的两名副指挥，各自率领着一个百人方阵。

下午3点时，开国大典正式拉开序幕。伴随着“升国旗”的号令，罗浪挥动起手里的指挥棒，他身后的军乐方阵，随即演奏出《义勇军进行曲》那慷慨激昂的曲调。此时此刻，整个天安门广场，陷入到一片沸腾中。

开国大典上的罗浪

那一天，军乐队近200名队员，足足站立了5个小时左右，将预定的一系列曲目圆满演奏完成。

后来，罗浪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地说道：“当一个个方队，踏着我们演奏的旋律走过时，那种激动又自豪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那一天，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