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启四年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纵横于东亚海域的武装势力，除了西来的佛郎机和红毛夷外，就属以郑芝龙为纽带的二十六豪士和十八芝影响力最大。二十六豪士以颜思齐为首领，是旅日明朝海商的联盟，在海外以再创中华为目标，是华人走出去的代表；十八芝以郑芝龙为领袖，是开发台湾亦商亦盗团体的结盟，意在重返大陆或抚或盗，他们都带有浓厚的投机倾向，其目的在于争夺东亚海权。两个团体，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前者有开辟之功，最大获益者为郑芝龙，后者既是明末海氛的乱源，又是郑芝龙名讳的来源和政治资本积累的工具，其重要性由此可见。 十八芝，最详细的出处来自江日升的《台湾外纪》，其附纪曰，“芝龙从颜思齐为盗，时名一官，至齐死，结十八芝，渠为首，名芝龙”。十八特定数字的由来，与就位吉日有关，颜思齐死后，郑芝龙被选为继任首领，“于十八日承接统领诸军，除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外，另选十八位作先锋”。这十八位先锋，除了芝龙外，其他十七人仍以芝字为辈，接以神兽为序，如芝虎、芝豹、芝鹤、芝鹏、芝燕、芝凤、芝彪、芝麒、芝豸、芝獬、芝鹄、芝熊、芝蛟、芝蟒、芝鸾、芝麟、芝鹗等。 十八芝的名讳用字褒贬不一，除了好字优先赋予郑芝龙的同族兄弟外，其他人皆采用抽签的方式获取，好坏全凭天意。这种抓阄排序、结拜联盟的方式，符合当时商盗团体驰骋海外、义字当头的时空背景，但也给我们识别十八芝成员身份带来了困难。如果按《台湾外纪》的记载，十八芝作为郑芝龙武装的先锋，从其结盟开始，一直到郑芝龙接受招安、逐渐壮大的整个过程，都陪伴左右不离不弃，似乎有点违背当时亦商亦盗人物的性格设定。既然是结盟，起初有共同的利益述求，但后来或抚或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最终分崩离析也是早晚的事。故而，有人把十八芝的成员指向后来纵横东亚海上的各路诸侯，如陈衷纪、李魁奇、刘香、郭怀一、何斌等，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究竟如何识别十八芝的真实身份，应从郑芝龙当时的处境说起。 作为颜思齐二十六豪士中最年轻的一员，郑芝龙不管是资源还是号召力，都无法与继任首领的位置相匹配。按传统的说法，郑芝龙的脱颖而出是拜天所赐，即另一种形式的抓阄让他成了老大。这种抓阄方式，有的说是数条船的桅带搅在一起，谁三鼓之后恢复正常谁就是老大；也有说是将两碗掷下，谁连得圣筊而碗不破者胜出；更有说是将剑插于地上，轮流叩拜，若剑跃起则拜谁为首。总之，后来的记载，无非是要圆了郑芝龙当老大的事实而附会了一些神话，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断，郑芝龙的显现，在当时可能存在争议。 我们再回溯郑芝龙的前半生，从他天启年间加入颜思齐团伙，再到天启五年继任首领，时间着实不长，是什么，让他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呢？ 《台湾通史》载，“天启四年夏…游说李德、洪升、陈衷纪、郑芝龙等二十有六人，皆豪士也…芝龙最少，年十八，材略过人，思齐重之”。连横修的是通史，用词比较保守，他认为颜思齐是看重郑芝龙的材略过人，才倚重他。或许也是基于这份倚重，颜思齐才在临终前将整个事业托付给他。但在更多时候，更多的人看来，郑芝龙却是以“色”上位的。 郑芝龙幼时不爱读书，好动，还未成年便“被迫”到澳门投靠舅父黄程下海学商。这期间他入了天主教，也学会了葡萄牙语，混得颇有声色，于是，黄程便派他到日本负责一方业务。在这期间，郑芝龙认识了旅日大海商李旦，《浮海记》载，“有李习(旦)者，巨商也，往来日本，与夷狎，遂弃妻子，娶于夷。芝龙少年姣丽，以龙阳事之，李以万金托之持归付妻子，会李死，芝龙匿之。”在依附李旦期间，郑芝龙也娶了日本人为妻，并生了郑成功，但同时，他仍操持着贸易事业，往来于中日之间，而李旦委托他暂管的资金便是他发家的资本。《鹿樵纪闻》传称他是此期间被颜思齐掠走的，而不是主动投靠，“生子森，久之，仍附巨商归，中途为盗所劫，盗魁颜振泉复爱之，任为头目”，跟了颜思齐后，郑芝龙反而受到了重用，《明史纪事本末》亦载，“年未弱冠，为海寇颜振泉所掠，振泉爱芝龙状貌，因有宠。”由此，或传闻，或信史，人们一定会认为，郑芝龙的上位，靠的就是“有宠”，而非实力和财富。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两位旅日大海商的财产和器重，而刚好这两位人物都在同一年死去。 因为年少、争议，郑芝龙在接任后一段时间内确实只是个傀儡。《台湾通史》写到，“然大权仍归衷纪。衷纪亦海澄人，最桀骜，芝龙犹阳奉焉”。年少得志，却不得权，以郑芝龙后来的表现看，他一定会采取措施的，而夺权的手段，莫不过组建属于自己的人马，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局部夺权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故而，此时出现的十八芝，便自带十足的火药味，况且十八芝的很大一部分成员就来自天启五年后投靠郑芝龙的同族兄弟，他们应该是一群年纪相当、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与《台湾外纪》的记载相当，《台湾通史》在天启六年郑芝龙出军大陆的排兵布阵名单中也有十八芝的身影，他们已然成长为独挡一面，各带兵、船的小头领，与陈衷纪等老一辈头领呈并列的关系。如此可推断，十八芝定然不包含充当佐谋、督造、主饷、监守的老辈头领，如左军的张宏、右军的李明、护卫的陈衷纪、游哨的李勋、监督的吴化龙、参谋的杨天生、洪升，以及留守的林翼、杨经、李英、方胜、何斌等十余人。 短短的一年时间，郑芝龙便摆脱了傀儡的尴尬处境，同时还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显然就是一个既有颜值又有才华的励志人物故事。而这之后，东亚海域上便开始了海贼轮番上场的表演，其剧目梗概，大体上可以理解为郑芝龙逐一打怪的升级锤炼之路。给事中何楷曾对该过程做了贴切而简要的概括，“臣家居海滨，颇悉近事，自袁进、李忠初发难而后，寇祸相继者二十余年…进、忠之后，有杨禄、杨策；禄、策之后，又有芝龙；芝龙之后，有李芝奇；芝奇之后，有钟斌；而斌之后，又有刘香也。驱逐未几，旋复哨聚，如焚燹火，乍赤、乍白。” 所谓的“寇祸相继者二十余年”，可以按郑芝龙的投机行为分成三个时期，而十八芝的成员名单，我们也可以在这三个时期内确定可能的人选： 其一，天启末年蔡善继招降郑芝龙，因故中止期间，有人选择继续接收招安而与郑芝龙分道扬镳； 其二，崇祯元年郑芝龙正式接受熊文灿招安，有人反对招安而退出，自立门户； 其三，招安后，因分赃不均或利益不对等，有人再叛离。 首先，始终跟随郑芝龙者，以郑氏家族子弟为主，他们也是十八芝中最核心的成员。郑芝龙曾在崇祯末年主持修纂了石井郑氏族谱，该谱几经重修，留存至今虽有多个版本，但其中我们可以在郑氏十一世中找到共通的多位芝字辈的人物，他们可能就是郑芝龙十八芝的核心成员。其中，郑芝龙同父兄弟计有四人，分别为郑芝虎、郑芝麟、郑芝凤、郑芝豹；郑芝龙伯父之子二人，为郑芝鳌、郑芝兰；以及郑芝龙同族兄弟郑芝鹏、郑芝莞、郑芝越。如此，郑氏族人便占有芝字辈十人之多。按芝凤在郑氏谱中载明官名为鸿逵，芝莞在《台湾外纪》标注为芝鹤的改名，其他非神兽名者如芝兰、芝越，以及后来与郑芝龙反目的芝字辈成员也可能发生了更名。 其次，在第一次招安失败时，总兵俞咨皋背着蔡善继和郑芝龙也招安了郑氏团伙的杨六、杨七，即何楷所说的杨禄、杨策，同时袁进、李忠也举兵投降，前二人后来与许心素勾结一起操纵了月港贸易，后二人则被调往辽东。杨六、杨七虽然选择招安，但却没有和郑芝龙彻底决裂，他们的反目源自杨六收钱不办事。《明史纪事本末》载，郑芝龙“因杨六求反内陆，杨六不通”而对其心生愤怒，以至于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时，杨六、杨七反而叛离，最终也死于郑芝龙之手。 第三，郑芝龙在两次招安的过程中，有一大批不愿意就抚的人员就此撤离，他们主要为颜思齐的旧部，可能也包括后来的刘香。《福建通志》载，在郑芝龙第一次前往泉州受降时，“陈衷纪等不欲降，自以船十二艘回台湾”。他们后来是否有再合军不得而知，甚至陈衷纪的死也存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崇祯元年郑芝龙杀衷纪以向熊文灿邀功，其二为陈衷纪、杨天生、陈勋等从台湾渡海欲与郑芝龙相会，在澎湖被李魁奇劫杀从而引发郑李大战。至于刘香，《海寇郑芝龙降》一文中，曾提到郑芝龙与他的关系，“(芝龙)遂雄长海上，以己泉人不寇泉，令其党刘香寇之”。依此看，刘香在早期应该也是郑氏团伙，但因其活动区域初定在广东，得以避开郑芝龙、李魁奇等人而得到充分发展，故而在钟斌之后，刘香成了足以抗衡郑芝龙的人物。 最后，在接受招安后，因述求不同而中途分散者，如李魁奇(即李芝奇)、钟斌等。这位“旧党李魁奇”，并不甘为笼中鸟，《靖海纪略》云“李魁奇之横，即芝龙有未能约束者”，“有陈衷纪、李魁奇各怀异心，船只叛出者三之一”，“挟钟斌以叛”。李魁奇跟随郑芝龙就抚后不久，便带了一帮人马再次叛离，他和郑芝龙的矛盾，除了分赃不均外，还有理念的不同。与李魁奇同时叛出，但最终又彼此产生分歧者，尚有后来的大海贼钟斌，以及郭芝葵，他们都是这支队伍的头领之一。 从以上三个时期出现的海贼人物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源自郑，而又灭于郑，从而成了郑芝龙不断升职的垫脚石。又从他们成长的轨迹、不凡的海上操控力和反反复复的投机行为看，他们又都带有浓厚的郑氏风格：我行我素难受约束。 这些轮番登场的海贼在与郑芝龙分离后即拥有足以挑战郑芝龙及明朝海军的实力，从他们曾是郑氏团伙一员的身份推断，他们可能原本就是郑氏团伙的高级将领，除去二十八豪士，最有可能的身份便是独领一军的十八芝。因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十八芝的初始名单应该包括成名较早的杨六、杨七，也被称为李芝奇的李魁奇，以及独霸一方的刘香，而可能的人选也包含袁进、李忠、钟斌、郭芝葵等，以及那些未被关注的无名海贼或郑氏旧部。但同时，随着这些初始头领的离去，在郑芝龙羽翼未满时，他似乎又“引进”了新的“十八芝”成员，以继承原有先锋或头领的位置，直到他不再需要这些人冲锋陷阵了，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的芝字辈，大多成了郑氏家族成员了。 不管怎样，十八芝的存在，是郑芝龙实现纵横海上、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他们开启了明末武装争夺东亚海权的序幕，也极大地改变了东亚海贸的格局，为后来郑成功割据一方独自对抗清军做了准备。  图文排版 | 林心凌 审核 | 沈毅玲 罗蓉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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