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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首吟成万颗珠 | 孙琴安

 金钱河南山牧童 2022-07-02 发表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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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李颀《赠张旭》(局部)

只要提起盛唐诗人李颀,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些边塞诗。的确,李颀的《古从军行》《古意》等七言古诗,多写边塞风光和征战之苦,慷慨悲凉,雄壮豪迈,堪称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边塞诗之一。然而,他在七言律诗上的创作成就和重要地位,却被长期忽略了。七十多年来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和大学教材,对其七律一概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疏漏和遗憾。

李颀比李白长十二岁,他所处的时代,七律并不盛行。他本人也仅有七首,在他之前,七律数量超过他的仅有四人:沈佺期十六首,宋之问十首,张说十二首,苏颋十三首,其余寥寥。由于此时七律英华乍启,门户未开,故时有格律不谐,或杂以古调。即使到了盛唐七律,如王维二十二首,高适九首,岑参十一首,李白八首,崔颢四首,仍有失粘之处。如王维的《出塞作》,因三、七两句同用“马”字押脚,即遭后人诟病。唯独李颀的七律,篇篇平仄和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更无复字之嫌,且声调朗润,开阖动宕,秀赡流利,令人百读不厌,千载如新。难怪明人许学夷谓其“七律篇什虽少,则篇篇合律矣”。王世懋所说的“李颀七言律最响亮整肃”,也是指他的七律在章法结构、格律规范方面最为严密。

一般来说,七律形式的最初完成,始于沈(佺期)、宋(之问)。自元稹创其说,各种正史,以及一些最有权威的诗评家如严羽、高棅、胡应麟、冯班、浦起龙、赵翼等,几乎都充分认同了这一点。不过,也诚如谢榛《四溟诗话》所言:“七言近体,起自初唐应制。”试看沈佺期七律,除《独不见》写闺情、《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写惜别,其余全是宫廷应制;宋之问亦以宫廷应制为主。至于苏(颋)、张(说),二人皆为宰相,除了个别七律,余皆宫廷应制,君臣唱和,尽多华词,即使到了王维也不能免,写了不少应制七律。只有李颀的七律,绝无应制陋习,其中《送魏万之京》《送李回》是送别之作,《寄司勋卢员外》《寄綦毋三》是寄怀之作,《宿莹公禅房闻梵》是咏物之作,《题璿公山池》是题记之作,《题卢五旧居》在题记中兼怀亡友,一洗宫廷缛靡之气。这些内容,在杜甫之后的七律中自然十分普遍,但在当时宫廷应制笼罩七律的情况下,还是十分可贵的。与此同时或前后,崔颢写了七律《黄鹤楼》,为登临之作,《行经华阴》为行旅之作,稍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也为登临之作,正是在李颀的带动和崔颢、李白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使七律冲破了宫廷应制的窠臼,扩大到送别、题记、寄赠、咏物、登临、行旅等领域,使唐代七律的内容题材有了明显的拓展与变化。

不过,尽管李颀和崔颢、李白在七律的题材流变上都做出过贡献,但二者仍有区别。李颀虽把七律从宫廷引向民间,然其声调音律、句格章法,仍多从沈、宋、苏、张而来,故与王维一向被视为七律“正宗”、“正鹄”、“盛唐正轨”、“万世程法”;而崔颢、李白的七律多从歌行来,时杂古调,每每失之于放,不够纯正。如明高棅就说:“若崔颢,律非雅纯。”施端教也说:“唐诗七律……崔司勋、李青莲间出古意。”清毛奇龄《唐七律选》也承认李白“与三唐律法迥别”。明王世贞则干脆明言:“太白之七言律……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凡此,均可看出李颀与崔、李的不同。

有意思的是,自晚唐至宋元,李颀的七律并未发生影响,直到明代的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等一大批诗人专门学他,才声誉鹊起。如果说北宋中叶以后的七律多以杜甫七律为尊,那么明代中叶以后的七律则多以李颀为尊。即使到明末,仍有一大批诗人学他。王士禛说:“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此其大略也。”而他本人的有些七律也受到李颀的影响。

第一个发现李颀七律的妙处,并大加赞美的,是明代的李攀龙,他在《唐诗选序》中说:“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致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自此以后,李颀七律地位顿高,诗评家们对其七律全是一片溢美之词。陈继儒说:“新乡七律,篇篇机宕神远,盛唐妙品也。”许学夷说:“李颀五七言律多入于圣矣。”陆时雍说:“李颀七律,诗格清炼,复流利可诵,是摩诘以下第一人。”无怪乎明末卢世㴶曾感叹道:李攀龙“此语出而老杜七言律诗几失坐位”。

在钱谦益的率领下,清初诗坛曾对明人“诗必盛唐”的主张有过一次颠覆和清算,其中也殃及了李颀。如王夫之就认为李颀的七律是“朽木败枝,区区以死律缚人”。毛奇龄在《唐七律选》中也抨击道:“至嘉、隆诸子以李颀当之,则颀诗肤俗,不啻东家矣。明诗只顾体面,总不生活,全是中是君恶习,不可不察也。”但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等清代诗坛领袖对李颀七律的评价依然很高。王士禛说:“唐人七言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翁方纲也不含糊:“东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诗人,莫之与京。”沈德潜则细加剖辨:“东川七律,故难与少陵、右丞比肩,然自是安和正声。自明代嘉、隆诸子奉为圭臬,又不善学之,只存肤面,宜招毛秋晴太史之讥也。然讥诸子而痛扫东川,毋乃因噎而废食乎?”他居然与李攀龙一样,将李颀的七首七律全都选进《唐诗别裁》。李攀龙的《唐诗选》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都是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经典,二者将李颀仅存的七首七律照单全录,这种现象古今罕见,也绝非草率之举。

今观李颀的七首七律,非但篇篇规范,格律严谨,而且各有高妙之处,如《寄司勋卢员外》,王闿运以为“振起有高远之意”。明顾麟评《送魏万之京》:“结蕴可兴,含蓄不露,最为佳作。”胡应麟赞《宿莹公禅房闻梵》:“七言律咏物,盛唐惟李颀梵音绝妙。”其对句如“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夜动霜林惊落叶,晓闻天籁发清机”等,皆意象超迈,含蓄婉转,诵之悠然,不同凡响。清人于庆元以为“东川七律风骨凝重,声韵安和,足与少陵、右丞抗行。”陈维崧更是以诗赞叹道:“神韵天然高达夫,嘉州格调也应无。更怜绝代东川李,七首吟成万颗珠。”陈是清代诗词大家,他以为高适、岑参的七律虽佳,但都不如李颀;而李颀七律仅七首,却如万颗珍珠,璀璨夺目,光耀千秋。褒奖至此,足以引起今人对其七律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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