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凭你们也敢脱下我的衣服，你们算什么东西？”
这位对着监狱长开口大骂的人是范纪曼，国民党的少将代理专员，同时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看着范纪曼如此蛮横的态度，监狱长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万一真的是冤枉的，出狱后报复自己怎么办。
就这样，范纪曼成功恐吓住狱卒，没有受到太多的刁难。
这已经是范纪曼第四次入狱，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入狱竟然差点丢了性命……
一、第四次入狱，九死一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同意和平解决国内纷争，范纪曼顺势改名为范行成为一名国民党军官，并凭借着自己多年来的情报经验很快成为国防部少将代理专员。
在国民党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范纪曼为了减轻别人的怀疑，学着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样子每天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享受生活。
这种生活上的奢靡没有腐蚀他的内心，他依旧记得自己是个共产党人，依旧小心谨慎地将情报传回我党。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范纪曼都传回了关键的情报，就连蒋介石想要撤退台湾的消息都是范纪曼第一个传回来的。
可惜当沈寒涛被捕后，特务们在他房间里搜到一本由范纪曼签名并送给他的书，这才引起国民党人的怀疑，将范纪曼逮捕进监狱。
刚被抓进监狱时，监狱长想将他的肩章没收，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原以为这次入狱也会像前几次那样平安出狱，没想到国民党竟然要处死自己，再不逃走或许就没命了。
想到这里，范纪曼装作肚子疼的样子要去厕所，并以让监狱长给他打热水为由将他支开。
待确定监狱长走后，范纪曼从厕所内拿出一块木板放到篱笆墙上，几次尝试后终于逃出监狱，来到我党的办事处，成功脱离危险。
人虽然逃出来了，中国也快要解放了，可范纪曼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没人证明他的身份。
二、第一次入狱，党籍“丢失”
1930年，范纪曼因叛徒的出卖被抓进监狱，每天都承受着严刑拷打。他的朋友四处为他打点关系，这才将他成功营救出来。
在入狱的三个月时间里，范纪曼从未吐露过任何一句关于党内的秘密。
由于我党在上海的组织已经被国民党破坏干净，而范纪曼又被关押三个月。当他从监狱出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组织了。
上海已经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范纪曼只能来到北平工作，暗中寻找党内同志。直到1932年，范纪曼才终于和党内人员取得联系。
不过接下来却发生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情：现在上海被破坏得太严重，没有办法证明他的党员身份，也就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党籍。
原来范纪曼曾经与罗瑞卿是同学，而且参加过北伐战争，因为在战场上受伤才前往四川做情报工作。
后来辗转来到上海担任联通联络员，没想到我党在上海的办事处被国民党破坏太严重，这才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范纪曼的党员身份。
面对这种情况，范纪曼没有过多抱怨，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组织，我愿意等！”
就这样，范纪曼以一名普通工作者的身份继续在北平待命，等待组织上安排任务。
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工作，范纪曼利用空暇时间学习了俄语，并将英语也系统地复习了一遍。没过多久，他的外语就派上了用场。
三、翻译日本重要资料，第二次入狱
一天中午，范纪曼突然收到来自好友曹策的求救信，希望他能帮忙将自己救出来。
曹策不仅仅是范纪曼的好朋友，更是我党的一名干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监狱了。救人是一定要救的，可该怎么去救呢？
思来想去，范纪曼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学陈恭澍，一位国民党的秘密刊物负责人。想到这里，范纪曼赶紧带着礼物去看望他。
“老同学，有个事得求你帮忙。我有一个亲戚叫曹策，被抓进监狱了，你看……”
“没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你的亲戚肯定是被冤枉了，我去打个招呼。”
起初范纪曼以为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有着落，没想到过了好久曹策都没有被释放。每次去找陈恭澍，他都是一口答应却不采取行动。
直到后来，陈恭澍才说出自己的要求：“我这有一批外国文件，我知道你精通三国外语，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
听到是翻译资料，范纪曼二话没说答应下来，陈恭澍也信守承诺将曹策救了出来。
更令范纪曼惊讶的是，陈恭澍的这些资料竟是关于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军事机密，若能传递回党内一定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范纪曼赶紧找到北平的负责人，并约定好专门的对接人员，终于将这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回党内。
可惜没过多久，到范纪曼手中取情报的人被抓后叛变，将范纪曼窃取情报的事情供了出来，范纪曼再次入狱。
他的女友彭雅萝找到军政处处长求情，这才将他无罪释放。
三、收集日本人情报，第三次入狱
1934年，范纪曼与刘尊棋和刘逸樵结识，并成为了好朋友。恰好刘逸樵是《大晚报》的特约记者，有一些来自日本的资料需要翻译。当听说范纪曼精通日语后，这个工作就落到了范纪曼头上。
此时的范纪曼已经是军统北平站的代站长，而日后鼎鼎大名的毛人凤也不过是他手下一名不起眼的小兵。
七七事变发生后，范纪曼成为我党驻上海的情报人员，主要工作就是撰写关于日本人的材料，他的上级就是刘逸樵。
也正是这时，陈恭澍再次找到范纪曼，希望他能为国民党收集日军的情报。范纪曼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说是想考虑考虑。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恭澍时，陈恭澍认为这是个了解国民党的好机会，让范纪曼将给我党的情报抄一份给国民党。
更重要的是，有了国民党的支持，范纪曼在上海的工作少了很大的阻力，同时还能将国民党的情报搜集起来传递给我党，简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可没想到意外很快就发生了。
我党在上海有一部可以直接将消息传递到延安的电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的上海，这部电台也就危险了。
为了挽救电台，范纪曼最终将电台放到自己家中。可没想到这个电台的负责人被日本人抓走了，并将范纪曼供出来。就这样，范纪曼再次进入监狱。
好在范纪曼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陈恭澍则认为他是为了帮国民党收集资料才入狱，赶紧对他实施营救措施，这才终于将他安全解救出来。
在这期间，刘逸樵因工作原因调往其他地区，而范纪曼出狱后又分配到其他任务，加上之前在上海入狱后党籍没有找到，所以范纪曼的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被证实。
当第四次从监狱逃出后，有人建议范纪曼重新入党，但被他拒绝了。直到1984年，范纪曼才终于恢复党籍，而他的入党时间竟是1926年，党籍丢失的时间是1930年。
也就是说，范纪曼等了54年才证明自己是党员的身份。在这期间，范纪曼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做了不小的贡献，潜伏19年，甚至四次经历牢狱之灾，面临的生命威胁更是不计其数。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即便暂时不被“认可”，但他的追求却从未变过。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