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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16世纪初开始，西班牙开始与所有宗教改革国家为敌——法国、英格兰、德意志诸国、荷兰、瑞典、丹麦，从上到下叫嚣着不惜一战，更不惜与全世界发达国家为敌。 这是典型的以价值观为第一位，顽固地把宗教立场与政治立场纠结在一起，而不顾历史现实与潮流，忽略民族国家崛起的世界大势，冒然出击、四面树敌，把自己消耗在疲于应战上的例子。 守着自以为是的宇宙真理，西班牙有如一头掉进泥坑的大熊，它比周围任何一条攻击它的狗都强，但它无法同时应对所有的狗，结果当然就是渐渐声嘶力竭。 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建立起来的白银帝国，从南美获取的巨量黄金，全部都应用到了军费开支和皇室耗费中，有再多的资源，也经不起这样无节制的消耗。 西班牙不仅对外四面树敌，对内也同样残酷镇压——大名鼎鼎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就在西班牙，以严酷的刑罚惩治宗教异端。自古至今都是这样，对外不惜一战的国家，对内一定是以高压追求绝对的一致。 而英格兰、法国都迅速地抛弃了罗马天主教过时的观念，加强中央集权迅速崛起。法国可以说是维持两者平衡最为出色的国家——既不严格悖离罗马教会，也不把宗教利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法国人以胡格诺教派为国教，也容纳天主教。从16世纪中期开始，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先后通过限制宗教，抛弃宗教价值观，不固守特定的意识形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加强了君主集权，对外则持续不断地打击西班牙，在客观上营造出了一个有利于法国发展的国际局面，一跃而成为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 宗教改革导致了民族国家崛起，从政治上脱离了罗马教会控制；从个人层面，则启蒙了个人精神自由和个人权利需求；从文化意识层面，则促生了批判和反思精神。这三个方面对应了近代西欧崛起的三大要素——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科学理性。 作者还提到了到17世纪后，自英格兰开启的理性主义精神的起源问题。 何以这样崇尚基督和天国的西欧人，会产生科学理性主义这种与信仰和神迹格格不入的东西呢？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当可与“李约瑟问题”（何以不受宗教信仰约束的古代中国，却没有产生科学理性呢？）并列。 其实也是因为宗教改革——一是宗教改革导致的怀疑、批判和反思精神就跟草原上的野火一般一发不可收拾；二是各民族国家都脱离了罗马教会控制，同时也就抑制了基督教对世俗政权的染指程度，说明宗教也是有限的；其三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定的宗教宽容。
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与宗教的有限性相结合，在17世纪的英格兰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自然神论。所谓自然神论，即是主张基督教的要义局限于道德层面，是理性而不是信仰，甚至于把理性看作上帝的本质。上帝理性的表现，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规律性。 在自然神论看来，上帝是一个大自然的设计者，就跟一个钟表匠一样，他设计出了大自然，包括自然规律，然后大自然就此自动运行下去，无须上帝再来维护和调教（上帝休息了）。 这么一来，实际上就杜绝了此前基督教强调的“奇迹”和“神迹”的可能性，如果自动运行的大自然还需要奇迹来“打补丁”，那不就说明上帝作为设计者是有缺陷的吗？ 自然神论在英格兰的思想体现就是经验论，经验论的杰出代表就是洛克和休谟，如果看过敝号随笔这两位著作的看官就会知道，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把质疑作为一切的起点，强调一切都必须经过理性分析和观察才能加以判断和采纳。 正是基于对基督教的尊崇，西欧的王公贵族和知识界把宗教限定在了精神和道德范畴，把宗教精神纯粹化；把自然、宇宙和社会留给了人的理性。 当时的英格兰，自然神论仍然被视为异端思想，因此，只有一批爱好知识的人秘密地信奉并交流。这其中有两个自然神论者，极为重要——牛顿和洛克。 牛顿给人们展现了一个遵循普遍必然规律运作的自然世界，洛克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遵循法律规范运作的人类社会，这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此前两千年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不要忘了，牛顿和洛克同时又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至今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样两个可怕的人物会在18世纪同时出现在英格兰。他们提出的世界图景，就跟病毒一样感染了西欧——法国的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德国的门德尔松、莱辛等人紧跟而上，把理性主义贯彻到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自然神论的理性到了科学领域，就出现了机械主义；到了哲学领域，就出现了归纳和演绎，经验论和唯理论；到了政治领域，就出现了自然法学派；到了经济领域，就出现了重商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古典主义。这就是18世纪初期启蒙运动的滥觞。 理性主义在牛顿手里发展到了极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机械钟，上帝其实就是个钟表匠，他在打造了这个钟后，就让这个钟一直自行运行到今天，他牛顿不过是揭示了这个钟表运作的基本原理。在这里，理性与神性是同一的。 接着到了伏尔泰们手里，既然自然界是理性的，那么我们的思维也就必须是理性的，要遵循相应的规则——归纳法、演绎法，运用理性逻辑来认知理性的世界。 理性主义在洛克那里，变成了自然法学——既然上帝都要遵循理性规则，那何况国王呢？国王如果不遵守规则，违背了社会契约，那么民众就有权否定他的统治权。
除却理性主义的发展，还有宗教宽容的发展。宗教改革初期大家打来打去，尤其是17世纪初期的三十年战争，打完了才发现，其实大家也都没必要为了不同的宗教观点去打，于是坐下来谈，不打了，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吧。 这种宽容先是在基督教内部，后来又扩大到对伊斯兰教，再进一步扩大到有神论和无神论。到了18世纪，干脆扩展到政治领域——人的政治观点、经济权利都需要得到尊重和宽容。 有意思的是，什么发源于经验主义的英格兰，什么就会在唯理主义的法国被推向极端。这可能就是岛国思维与大陆思维的不同了吧。理性主义从英格兰发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取代了上帝，成了至高无上的裁判，相对温和的自然神论蜕变为无神论。 无神论就是理性独断论——认为人本身才是最终判断者——这在无形中就变成了理性的自大狂妄，人的理性变成了唯一的法则，理性主义自身也变成了它曾经反对的宗教。法国的理性独断论，后来发展成了激进的暴政。 18世纪后半叶，理性主义的狂飙到了德国。德国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上远不及英格兰和法兰西，但在思辨哲学上可比两者要深厚得多。莱辛、康德、门德尔松就开始致力于为理性和信仰、理性和道德划定界限，他们吸取了法国唯理论偏激的教训，主张协调和调和。 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为了弄清楚理性的本质，理性的界限。由于康德搞清楚了理性的局限性，基督教中的道德因素因而就越发显得重要——道德恰恰是用于弥补理性局限性的法则，康德就是把信仰重新建立到了道德基础上——上帝虽然被我们从自然界中赶了出去，但是在内心道德活动中，它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很简单一点，在人的道德情感世界中，还是需要相信“好人有好报”的。 德国诗人海涅说得非常到位——康德运用先天直观形式、先验思维形式等概念，把上帝从现象界中赶尽杀绝，接着又在道德情感世界把上帝复活了。（此事敝号将在随笔康德那可怕的三大批判时详细分析） 6.基督教信仰与乌托邦的变迁 作者在这篇分析了基督教信仰的变迁，对后世乌托邦政治思想，乃至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没有哪个民族会像犹太民族一样，饱受千年苦难，而渴望被拯救，迎来一个美好世界的降临，估计没有谁会反对。 犹太人大约是自3500年前就已经定居在了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1-10世纪的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之后，一直到公元1世纪，整整一千年时间，犹太人失去了独立，先后被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新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 辉煌的前世历史，以及千年的寄人篱下之苦难，让这个民族产生了强烈的不幸意识，也成就了他们基于犹太教的坚定的选民意识。他们坚定地相信，上帝必将委派一名救星来拯救整个民族，让他们再次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这就是犹太教的弥赛亚预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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