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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古建艺术—— 弘扬佛法，共沐东方艺术！ 试谈子长钟山第3窟菩萨造像的文化内涵
摘要：陕北子长钟山第3窟菩萨造像众多，按照其尊格和属性的不同，可分为水月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佛坛胁侍菩萨、其他菩萨四类。水月观音菩萨占据窟内石柱和各壁面显要位置，在山水间呈空明澄澈之像；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成对出现，独具精进尚武精神；佛坛胁侍菩萨与主尊佛像组合，自显雍容华贵；其他菩萨众分布各处，体量相对较小，囊括了多种菩萨造像，皆华彩缤纷。这些菩萨造像在继承唐代实例基础上，融合了宋辽金三地菩萨造像特征，反映出边疆战争前线军民信仰的丰富文化内涵。 关键词：钟山石窟，菩萨造像，文化内涵 子长钟山石窟在陕西北部子长县城以西的15公里处，位于安定乡钟山南麓，开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①。现存洞窟5窟，呈一线排列，大体坐北朝南，窟内绝大部分造像为宋代遗存。据实地调查，钟山石窟第1窟仅在窟门内两侧残留二力士像，第2窟完全风化，不见造像。第4、5窟规模相对较小，风化残损也较为明显。只有第3窟规模宏大，所保存造像实例众多，雕刻精美，佛教内涵也最为丰富②。 钟山石窟第3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643厘米，进深978厘米，通高560厘米③，窟中央设长方形佛坛，佛坛上矗立两行四列八根石柱，均直通窟顶。八根柱子将佛坛分割成三个相对独立小空间，每个小空间里设置一佛、二弟子、二供养菩萨，中间主尊为跏趺坐施说法印的释迦佛，左侧为跏趺坐施弥陀印的阿弥陀佛（以尊像自身为准分左右，下同），右侧是倚坐施说法印的弥勒佛④。三尊主佛的两侧分别侍立年老弟子和年轻弟子，弟子前面是供养菩萨。佛坛前方安置整石雕刻的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两者呈对称表现。八根石柱上满刻菩萨，主次分明。窟内四壁雕刻有众多的佛、菩萨、弟子像，还有佛传故事、十六罗汉、万菩萨等造像，人物数量极多。这些造像中，菩萨的数量占据了相对多数，形态各异，尊格多样，反映了彼时隆盛的菩萨信仰。下文按照菩萨的尊格和属性的不同，分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④按照两宋时期流行的主流三佛布局，释迦佛左侧应为倚坐的弥勒佛，对应东方弥勒净土；右侧是跏趺坐的阿弥陀佛，对应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1、水月观音菩萨 水月观音菩萨，就是世间所绘观水中月之观音，为图画普門品所說三十三觀音之一①。一般认为水月观音菩萨图像初创于唐代周昉，《历代名画记》卷三，提及周昉在西京长安的胜光寺画水月观音菩萨掩障，同书卷十又述及周昉妙创水月之体。至晚唐时，水月观音菩萨已广泛流传，画、塑水月观音像事迹也多见于诸文献，留存至今的实物也并不罕见，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以及肃北寺庙壁画上，尚存五代、宋和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像有二十七幅②。此外，在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中，藏有宋辽金时期的金木材质水月观音菩萨像。钟山石窟第3窟体量较大的菩萨造像中，以水月观音菩萨数量最多，且分布于立柱和四壁上的重要位置，足见这一造像题材在当时受到的重视程度。 钟山石窟水月观音菩萨造像均为依附于佛坛石柱或洞窟壁面的高浮雕，代表性实例如佛坛前排第1柱（自东向西排序，下同）南面水月观音菩萨（图1）、佛坛后排第2柱南面水月观音菩萨（图2）、佛坛前排第3柱南面水月观音菩萨（图3）、南壁中上段水月观音菩萨（图4）。四尊造像呈现高度相似的造型特征，其前两者游戏坐于山石上，头高挽发髻，戴卷草纹宝冠，裸上身，下身着裙。胸饰璎珞，两肩垂下的披帛在两臂周边飘动，络腋自左肩斜插入右胁下，左手轻握络腋的一端支于左膝盖上，右手支于山石上。左腿支起，右腿沿山石垂下，脚底下有莲花。后两尊水月观音人物造型特征和着衣形式与前两者并无明显不同，差异之处在于坐姿呈镜像的对称表现。这种变化，应是匠师在同一建筑空间中追求构图的变化而为之。
图1 佛坛前排第1柱南面水月观音菩萨
图2 佛坛后排第2柱南面水月观音菩萨
图3 佛坛前排第3柱南面水月观音菩萨
图4 南壁中层水月观音菩萨
图5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太和二年（828）石碑胁侍菩萨
上述钟山石窟四尊菩萨的人物造型和着衣，均带有明显的唐代造像因素，尤其是高挽的发髻和身上的璎珞、帔帛，是唐代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后者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太和二年（828）石碑胁侍菩萨（图5），只是作立姿表现，而不是钟山石窟的坐姿。值得注意的是，钟山石窟的水月观音位处于有自然景观的山石背景中，相似的宋代实例还见于天水麦积山第58窟彩塑水月观音菩萨（图6）。相对颜色风化和被烟火熏黑的钟山石窟而言，麦积山水月观音背后窟壁上残存的悬塑山石，还保留有比较鲜亮的色彩，可以想象水月观音初创时那种宛如山水仙境的场景。关于水月观音背景中的自然景观，见于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六十华严）：“渐渐游行，至光明山，登彼山上，周遍推求,见观世音菩萨住山西阿,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郁茂, 地草柔软, 结跏趺坐金刚宝座,无量菩萨恭敬围绕, 而为演说大慈悲经, 普摄众生。③”又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敧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④”这些经文的描述，都点明了观音菩萨所在的自然环境。可以想象，观音菩萨在山石水畔之间，悠然而坐，呈现出清明澄澈的超然境界，这与边疆战场的苦痛形成鲜明对比。 ①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水月观音”、“三十三观音” 条。 ③《大正藏》第9册，《大方广华严经》卷三第五十一，第718页上。 ④《大正藏》第51册，《大唐西域记》卷十，第932页上。 2、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四大菩萨中的其二（另两大菩萨为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也是佛教造像中经常出现的大菩萨。在《华严经》中，这两尊菩萨一般作为毗卢遮那佛的胁侍菩萨出现，形成华严三圣组合。钟山石窟佛坛中间主尊佛像的窟顶上，墨书写有“大方广华严经”，指明该窟的造像内涵应与华严经思想有关，但未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与毗卢遮那佛直接组合的场景。在人物造型上，文殊菩萨多端坐于狮子上，普贤菩萨则骑白象，这两尊坐骑是辨别菩萨尊格的重要依据。在钟山石窟第3窟中多处出现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组合，显示了这一题材在该窟中是仅次于水月观音菩萨的存在。 佛坛前骑狮文殊菩萨（图7）、骑象普贤菩萨（图8），是第3窟中一对圆雕造像，也是该题材造像体量最大者。文殊菩萨跏趺坐于狮子背的莲座上，头戴筒形冠，颈部断裂，脸部有被人为破坏的痕迹（据《陕西古代雕刻》1985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显示，该菩萨当时尚完好）。上身有护甲，胸部有两圈呈对称表现的线型漩涡纹。左手置于右足上，右手残损（现存右手应为后补）。两臂着短衫，自左肩斜向右胯部饰有络腋。腰部系短裙，下半身着长裙。在宋辽金时期，菩萨头上的筒形冠多见于辽代实例，如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燃灯佛左侧菩萨像①，胸甲上旋涡状的图案和腰部系短裙的着衣形式，则在麦积山第4窟第6龛的宋代菩萨中可以看到②。佛坛右侧的骑象普贤菩萨，半跏趺坐于白象背上的莲座上，头戴筒形冠，脸稍低垂，五官带有英武之气。胸部亦穿护甲，护甲上的璎珞挂坠有一个漩涡形的图案。左手上抬持物，右手置于又膝上。两臂同样着短衫，饰络腋。菩萨左腿垂下，右腿盘曲。该菩萨腰部及下身着装，与文殊保持一致，对称表现的意味明显。普贤菩萨的筒形冠外形与文殊菩萨高度一致，不过局部图案存在差异，护甲上的圆形漩涡纹，亦与文殊菩萨胸上的两大圈漩涡纹呼应，但这种有五条曲线围绕中心点旋转的图案，自彩陶时代至商周青铜器上都有出现，可能与风或火有关，包含着神秘的文化涵义。云肩的造型同样多见于辽代实例③。多种造型元素并存，显示出此地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面貌。
图7 佛坛前骑狮文殊菩萨
佛坛前排第4柱南面中段骑狮文殊菩萨（图9）、佛坛前排第1柱南面中段骑象普贤菩萨（图10），是一对雕刻于石柱上的菩萨。这对菩萨的着衣配饰，与佛坛前的骑狮文殊菩萨、骑象普贤菩萨颇为相似，都带有辽代菩萨的造型特征，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这两尊菩萨为高浮雕，体量相对较小，且所处东西位置也倒转过来了。此外，还在其他石柱或窟壁上都有相同题材的浮雕造像，均以成对的形式出现，造型特征相近。
图9 佛坛前排第4柱南面中段文殊菩萨
图10 佛坛前排第1柱南面中层普贤菩萨 与上述水月观音菩萨直接传承自唐代造像相比，骑狮文殊菩萨、骑象普贤菩萨则直接吸收了辽代菩萨的造型样式，后两者身着披甲的装束，应该与辽代游牧民族身份及钟山石窟位处边疆战场有关。菩萨身披铠甲的造型，或是出于中晚唐以来佛教经典中流行将菩萨修行比喻为身披精进铠甲关联④。这种造型，在此后的辽代菩萨中较为常见，除了寓意修行精进的思想外，也可能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相涉。钟山石窟位处北宋防御西夏的边疆地带，窟中所见题记施主多为驻守此地的军兵和平民，题记内容包括祈求天下太平、亡者升天、消灾得福等内容⑤。可以看出，钟山石窟中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造像，与中原地区同题材造像相比，明显被赋予了边疆尚武精神和保平安的宗教内涵。 ① 冯骥才主编《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图版 22。 ② 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图版 247。 ③ 如天津蓟县独乐寺胁侍菩萨立像，中国寺观雕塑全集《中国寺观雕塑全集-宋金元寺观造像》，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图版 4。又如，大同华严寺普贤菩萨坐像，《中国寺观雕塑全集-宋金
元寺观造像》第 10 页图版 13。 ④大乘佛教经典中记载的菩萨六度行精进思想，是菩萨身披精进铠甲的内在要求，如唐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00《初分法涌菩萨品》：“大士乃能披被如是坚固弘誓铠甲，为欲利乐一切有情，以淳净心不顾身命，求于无上正等菩提”（《大正藏》第6卷，第1070页下）。唐质周译《大乘入道次第》卷1：“发起勇悍于行不退，如入阵者披铠甲，故即无怯退故，故名甲精进。”参见齐庆媛《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与北宋菩萨造像造型分析》，《艺术史研究》（第十二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 所谓胁侍菩萨，就是协助佛陀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大菩萨。胁侍菩萨自身的修行层次仅次于佛陀或等同于佛陀。胁侍菩萨与主尊佛陀的组合如华严三圣，此中文殊、普贤是作为毗卢遮那佛的胁侍菩萨存在的，又如西方三圣，则由观音、大势至胁侍主尊阿弥陀佛而成。 释迦佛前左胁侍菩萨（图11）、右胁侍菩萨（图12），是钟山石窟胁侍菩萨中代表性作品。两菩萨皆盘坐于莲座上，人物造型基本相似。左胁侍菩萨头挽高发髻，戴卷草纹宝冠，面部残损。胸部有璎珞，璎珞靠近肩部的两端结节并装饰两条绸带。两上臂有臂钏，披帛两端在腹部相互缠绕后再披搭向对侧上臂后下垂。右胁侍菩萨发髻低平，完整衬托出卷草纹宝冠形态结构。面部饱满圆润，五官清秀。眉心白毫处为半圆形凹槽，原应镶嵌琉璃宝石之类饰物。此外，右胁侍菩萨的其他部位衣装饰物均同于左胁侍菩萨。两菩萨着衣及饰物与上述水月观音菩萨高度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披帛、络腋的披搭和缠绕方式有别，可看作同一造像题材局部雕塑手法的差异。右胁侍菩萨的雕刻细节极为清晰，尤其是匠师将复杂的发髻盘绕和相互穿插关系雕刻得特别精细，体现出鲜活的古代生活气息（图12-1）。
图11 释迦佛左前方胁侍菩萨
图12 释迦佛右前方胁侍菩萨
图12-1 释迦佛右前方胁侍菩萨（局部） 阿弥陀佛左前方胁侍菩萨（图13）、弥勒佛右前方胁侍菩萨（图14），虽说不是同一主尊的胁侍菩萨，但两者位处佛坛的两侧，呈遥相呼应之势，且造型特征有不少相似之处，应是作为一对菩萨来表现的。左胁侍菩萨胯部略向右前侧倾斜，头挽高发髻，戴卷草纹宝冠，面部饱满圆润，五官秀美，眉心处有圆形凸起的白毫。有云肩，胸部同样表现璎珞，璎珞近两肩处系有向外飘逸的绸带。双臂抬起，左手捏法印，右手残。菩萨自左肩斜向右胯部表现络腋，下身着两层裙，外层短裙上有腰带。右胁侍菩萨的着衣配饰几乎与左胁侍菩萨相同，差异之处在于该像胯部略向左前倾斜，发髻低平，卷草纹宝冠也非常的低矮简洁，双手残毁严重，显示出两尊菩萨统一中求变化的造型规律。可以看出，两尊胁侍菩萨是以继承唐代菩萨造型特征为主的，而云肩又是辽代菩萨造像元素，这种融合，体现了边疆战场佛教造像内涵的多元性。
图13 阿弥陀佛左前方胁侍菩萨
图14 弥勒佛右前方胁侍菩萨 在佛坛上，除了上述四尊胁侍菩萨外，还有两尊体量相对较小者（图15、16），分别位于阿弥陀佛右前方和弥勒佛右前方。阿弥陀佛右前方胁侍菩萨着衣配饰，和上述两尊站立胁侍菩萨有些许不同外，整体相似度很高，显然是基于同样的造像粉本雕刻出来的。不过，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阿弥陀佛右前方胁侍菩萨非常壮实，与上述两尊站立胁侍菩萨的那种溜肩细腰、身材苗条的人物形象区别明显，后者造型特征与同为宋代的其他地区实例相仿。宋辽金时期，中原北方菩萨造像虽然存在诸多关联和受唐影响的渊源，但彼此间的造型特征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其中就人物躯体特征而言，金代菩萨明显要壮实很多，后者相似实例如故宫博物院藏金代木雕彩绘贴金大势至菩萨。这种厚重的人物特征，或与游牧民族自身的审美趣向有关。因此，这尊躯体壮实的胁侍菩萨，有可能是北宋灭亡后金代据有该地时补刻的①。弥勒佛右前方胁侍菩萨（小）的造型特征，与阿弥陀佛右前方胁侍菩萨颇为相似，只是头部已残失，璎珞也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应为同一时期所作。
图15 阿弥陀佛右前方胁侍菩萨
图16 弥勒佛右前方胁侍菩萨（小） 这几尊胁侍菩萨虽说是作为主尊佛陀的辅助而存在，但都是独立造像，在体量上与主尊佛像两侧的弟子相仿。并且，两尊盘坐于莲座上的胁侍菩萨，位处石窟入口处的佛坛正中间，距离礼拜者的距离最近，在人物造型和雕刻细节上凝聚了匠师极大的创作热情，现场的观感也印证了这种观感。六尊胁侍菩萨在着衣配饰上，主要是延续了唐代造像特征，云肩的加入，则体现了辽代菩萨造像元素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尊胁侍菩萨并不是和佛坛一体雕刻，而是在佛坛和石柱雕好以后再放置上去的，所以佛坛上的这些造像的底座及所处位置高低不一，而且，尺寸较小的两尊胁侍菩萨并不是安置在对称的位置上，其壮实的躯体特征，显示该像很有可能是宋代以后补刻。 ①北宋灭亡后，金人接管陕北地区，继续在此地开凿石窟，比如富县石泓寺就是该时期完成。因此，不排除这两尊胁侍菩萨为金代补刻的可能。 4、其他菩萨 除了上述的主要菩萨造像外，还有其他形式和尊格的菩萨存在，比较重要的有佛坛前排第3柱南面中段禅定观音菩萨（图17）、佛坛前排第1柱东面中段说法菩萨（图18）、佛坛后排第1柱东面中段说法菩萨（图19）、南壁中段地藏菩萨（图20）。此外，在石柱中还表现云端十菩萨众（图21），以及成组的万菩萨众（图22）。这些菩萨分别位于不同的石柱或壁面中，并与其他图像组合。 佛坛前排第3柱南面中段禅定观音菩萨，在这些菩萨造像中相对有些特殊。该菩萨像跏趺坐于莲座上，施禅定印，头戴筒形冠，冠上有化佛，面部五官舒展。胸部璎珞及系于其上的绸带，与前述水月观音一致，衣饰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该像着双领下垂的袈裟，且胸腹部表现有僧衹支，这是佛像的着衣形式。与这尊菩萨相对应的前排第2柱南面中段壁面，是一尊水月观音像，两者的差异，打破了这一空间中单一对称构图。
图17 佛坛前排第3柱南面中层禅定观音菩萨
图18 佛坛前排第1柱东面中层说法菩萨
图19 佛坛后排第1柱东面中层说法菩萨
图20 南壁中层地藏菩萨 佛坛前排第1柱东面中段说法菩萨、佛坛后排第1柱东面中段说法菩萨，均位处东侧的两石柱同一方位的相同位置，对称表现意图明显，并呈现高度一致特征。两像跏趺坐于莲座上，双手施说法印，身穿护甲，有璎珞、络腋，整体造型与前述文殊、普贤菩萨相似，只是在雕刻细节上更为简洁。 在石窟南壁中段雕刻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因其“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而得名。地藏菩萨自唐代起就开始广为流行，一般作僧人装束，身披田相格袈裟。钟山石窟南壁中段的这尊地藏菩萨，跏趺坐于台座上，双手施禅定印，掌中托宝珠。头戴六面低矮宝冠，面部饱满，双目低垂，内着交领僧装，外披勾纽式袈裟，其座下有一类狮子的怪兽，应为地藏菩萨随行的谛听兽。这尊菩萨像发髻和面部特征与前述同一壁面中上段的水月观音菩萨相仿，或出自同一匠师之手。 佛坛前排第1柱东面中段云端十菩萨众，在着衣配饰上出现了三种形式，一者类同于前述立于莲台上的胁侍菩萨，二为身着通肩式袈裟的佛装菩萨，三为披风帽的江南式观音菩萨。三种着衣形式菩萨中，后两者并未在钟山石窟重要的菩萨造像中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披风帽的江南式观音菩萨，在南方地区五代以来是观音菩萨题材中的主流形式①，但在该石窟中仅以次要形式点缀其中，可见该时期北方与南方的造像理念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性。此外，还存在万菩萨造像的壁面，如佛坛前排第4柱南面下段万菩萨造像，这些菩萨体量均较小，姿态各异，着装衣饰也多样化，涵盖了前述的各种类型菩萨。
图21 佛坛前排第1柱东面中层云端菩萨众
①披风帽的白衣观音早期实例见于杭州烟霞洞，为五代时期作品，在两宋时期四川和江南地区获得极大发展，元明清时期则波及大江南北。齐庆媛《江南式白衣观音造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4期。 子长钟山石窟第3窟的菩萨造像，题材形式多样，其中以水月观音菩萨最为重要。这种题材的流行，一方面与华严经的造像思想有关，另一方面自身清净自在的品格，或与宋代风行的禅宗思想契合。骑狮文殊菩萨、骑象普贤菩萨成对出现于盛唐以后，多表现在以释迦佛为主体的三佛两侧，或与毗卢遮那佛组合成华严三圣，钟山石窟中大量出现此两尊菩萨造像，应表现各自所代表大智、大愿的大乘菩萨行思想。钟山石窟佛坛上的胁侍菩萨，作为佛、弟子、胁侍菩萨的组合而出现，是协助佛陀弘法的大菩萨，虽说难以确认这六尊胁侍菩萨名号，但较大的体量和极高的造型水准，显示出其在这一佛教空间中的重要性。这些菩萨造像，在着衣形式上，是以继承唐代造型特征为主，但在躯体表现上又不似后者那般丰腴和重视肌肤表现，整体追求面相清秀、动态含蓄的造型特征，代表性实例集中在水月观音菩萨和胁侍菩萨；头戴筒形冠、身披云肩的菩萨也占据了重要位置，该类型菩萨肌体为衣装所覆盖，整体显示出一股英武之气，其气质或与边疆战场尚武和祈愿保平安有关，其代表性实例集中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见于石柱和壁面的说法菩萨中。此外的菩萨众和万菩萨壁面，综合了不同造型类型菩萨的造型特征。一定意义上说，子长钟山石窟第3窟的菩萨造像，是宋辽金时期不同地区菩萨造像的大合照。 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其后遣使入宋，谋求宋朝的承认，被拒后，李元昊随即下令对宋朝开战，战线自山西、陕西的黄河一带绵延至陇右、河西，其中战场最为激烈的是陕北一线。宋夏陕北战争大约持续了近百年，双方互有胜负，期间宋方多采取守势，广设城寨等防御措施。战争期间，这些军人多参与石窟的营建工作，成为重要施主。李静杰教授系统考察过陕北的宋金石窟，他就石窟题记内容中作了深入分析，指出陕北宋金石窟的施主身份包括家族施主、结社施主、军人施主、军民施主等，其中的钟山石窟就出现诸多军人施主和平民施主，军人施主中有禁军、乡兵、蕃兵、弓手。军人长期作战在前线，他们对天下太平、亡者升天、消灾得福等祈愿有着更深的理解与期盼，也希望能够在战场上能获得菩萨护佑。这些现实的状况，都会影响到石窟开凿的文化内涵，上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身着披甲，或可能与此存在关联。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战乱中，体验着现实生活的苦难，因而更向往佛国世界的种种美好，其中水月观音菩萨那种空明澄澈的禅观世界，更是为人们所憧憬。 ① 前引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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