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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都督制的兴起，由此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中外军制度。当然笔者认为与其说中外军是一种军事制度也不尽然，中外军制度只不过明确了两晋南朝中央军和地方军队的区别。中军常年驻扎在京师附近；外军泛指各地都督所统辖之军队，还包括各州郡所统辖的州郡兵都属于外军范畴。 当然其实中外军之称谓还有另一种说法，驻扎在宫城周围的军队叫做中军，而驻扎在宫城之外的军队则又称呼其为外军。当然今天所讲述的中外军乃是上述所指第一种，即京师以及地方来区分的中外军制度。  中外军制度在各个朝代是不尽相同的，曹魏时期外军虽然属于都督管辖，然都督本就属于中央官职，因而曹魏时期的中军亦或者外军同属于中央范畴；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外军则不属于中央直接管辖了，外军由此独立出来。可以说外军的独立是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密切相关的：
可以说中军和外军是一种既是相生又是相克的状态，此为何意呢？中军除了保障京师周边的防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也要经常外出平叛，南朝时期也常有中军外出京师帮助地方平乱，而南朝历次北伐之中也常以中军为主力；而同样外军除了保证地方的稳定性之外，也是对朝中心怀叵测的人的一种威慑，因都督一职大多都由宗亲来担任，一旦有居心不良的臣子因控制了中军而对皇位有所觊觎，那么朝廷则需要靠外军拨乱反正。这在南朝时期此等事情可谓屡见不鲜，诸如刘邵杀刘义隆而引起了孝武帝的反抗；刘彧废杀刘子业却引起了“义嘉之难”等事件都是很好的例证。此即是中外军相生之状态，即中外军相互牵制又相互互补以此来达到政权的稳定性。 然而中外军制度结合两晋南朝时期的政治也有一个缺陷，一旦中军势弱就会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这些本该保驾护航的外军因为失去了牵制作用，那么外军则也会成为祸乱的根源，最终靠着强大的外军入主中枢夺取皇权，而之前其所属势力则会取代原有的中军成为新的中军系统。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可以说这两点是导致中军势力变弱的原因，而一旦中军出现疲软状态，那么野心家则会依靠外军强势崛起。这是中外军制度相克的一面，本该为稳定朝纲而设的外军往往会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诸如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人都是靠着强大的外军夺取了前朝的江山。  南朝中军刘裕登基初期，门阀势力经过东晋末年的乱战之后已经不再像东晋时期那样具有很大的规模，然而门阀在刘宋初期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因而为了统治的需要，刘裕则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套禁卫刘宋皇室的中军防御系统：
刘裕的起家资本是谢氏在淝水之战中名扬天下的“北府军”，因而刘宋初期在中军系统的任命上，刘裕建立的中军体系都是以北府军将领为主体的。 中军防御系统之中最高级别的将军是护军将军以及领军将军，这两个职务分别由谢晦以及檀道济二人担任，这两个一个为陈郡谢氏的豪门贵族，另一个是和刘裕一样从最底层成长起来的名将。这样两个人明显是不能共事的，而刘裕却偏偏要如此安排。可见刘裕之安排也是别有用意的；一方面他需要二人来承担中军的重要职位；另一方面又要两人互相牵制。 同时为了加强皇室对于中军的控制，刘裕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东宫卫队，东宫卫队自成体系，却同属中军系统，与谢晦、檀道济所领的军队一同拱卫宫城的安危，这属于宫城的禁卫体系。 这套系统大多为南朝所沿用，不过之后各朝的中军主体就不再是刘裕的北府兵了，萧道成时期中军主体是青徐武装，萧衍时期中军则变成了雍州势力，而陈霸先的中军主体则依靠的是三吴地区。 
东晋时期外军势力一旦坐大就会像皇权发起挑战，诸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和桓玄父子的举动。因而刘裕登基之后便着手在建康周边建立起一套中军防御外军为主的防御体系。 建康虽然是东吴以及东晋的首都，然建康本身除了长江之外其城墙等设施根本称不上是固若金汤，因而六朝都会在建康周边修筑大量的堡垒构成建康的军事防御体系。 首先就是建康防务之中最重要的一环：石头城。石头城位于建康西部，地形极为险要，“欲克建康，必先取石头城”。我们从东晋以及南朝历次政变之中看到，一旦石头城失守，那么整个建康的防御体系就会崩塌，因而石头城是建康防御体系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而刘裕在此地部署了大量的中军。 在建康西南角也有一个和石头城同样重要的堡垒：越城。他是建康城南的第一道防线，卢循叛乱之时，刘裕坐镇越城迫使卢循无功而返，与之相对的，越城得失也关乎建康的安危，刘裕在越城也驻扎了大量的中军。 在建康东南也有一座重要的军事堡垒东府城，刘裕在篡晋以东府城为根据地一步步壮大的。然而篡晋之后的刘裕也担心后人走起老路便着手削弱东府城之地位，可是东府城是建康军事体系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算刘裕如此大费周章其军事地位还是高居不下。 而在建康周边还有诸如白下城、新亭等等城池，他们有的是政治需要而驻守大量中军，有的也有军事的原因，因为字数原因笔者就在此不多讲了。 刘裕所构筑的一套防御体系一直为南朝所沿用，他在建康构筑的防御体系更多的是防范外军坐大而设立的，可以说刘裕的角度是以军事为主。然而我们从南朝历次政变之中可以看到，堡垒往往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也不得不说是刘裕布防的一个漏洞，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死后他的后人以及后来的南朝诸君竟然重演了西晋同室操戈的一幕。  南朝外军篇头笔者就说过因为都督制的出现，两晋南朝的军队有了中外军之分。
南北朝时期外军最主要的统辖机构就是都督府，管理所辖督区内所有的外军，同时按照权力大小可依此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种；同时都督又分为都督诸军为上，监军者次之，督诸君又次之。两晋南朝时期的都督权利很大，其不但掌管军事，同时也兼管民政。 而除了上述所说之外，南朝外军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各地的州府兵以及郡县兵所组成，根据南朝州、郡的大小其兵力是不对等的，州兵的最高指挥官则为州刺史，如遇战事都督有权指挥各地的州府兵。 外军的最高统领虽然是各地的都督，然而南朝时期因其独特的政治而导致都督大权旁落的现象实有发生。为了辖制都督的权力，除了在制度上加以限制，南朝还在此基础上利用典签官来牵制都督，典签官多为皇帝的心腹，皇帝设置典签官的目的就是要把外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皇室和典签官的矛盾就是皇帝和宗亲之间的矛盾，这也造就了南朝外军的动荡。 
南朝时期的都督大多是由皇室宗亲来担任，虽然皇帝对这些宗亲大臣极其不信任，然而为了皇权上的需要却又不得不重用他们；同时南北朝时期的边境线上战事频繁发生，虽然朝廷屡次分割州郡以此来削弱外军的势力，却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南朝时期因为朝廷屡次分割州郡之缘故，导致各地的外军驻防情况都不尽相同，笔者不一一多做介绍了，就简述几个重要的外军常驻督区。 荆州，治所为江陵，南朝外军体系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其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一直引起当权者的过度关注，因而荆州在两晋南朝时期被屡屡分割，然而在荆州还是拥有相当庞大的外军，其都督大多都由皇室宗亲来担任，刘裕时候是由后来元嘉帝刘义隆任都督，刘义隆时期用刘义康镇守荆州。 江州，在东晋时期，东晋皇室担心长江上游的荆州，故而将扬州和荆州一部分分离出来作为缓冲地带缓解上游对建康的压力。在东晋时期江州是并不独立出来的，刘宋鉴于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故而在江州地区也驻扎了大量外军，而曾经镇守江州的就有北府军硕果仅存的名将檀道济。 青徐地区，青徐地区向来是一个整体，虽然其比不上荆州、扬州之地的幅员辽阔，然而处于和北朝争雄的最前线。外加上刘裕本身就是出身于京口，对于刘宋来说颇具政治意义，故青徐地区也有大量外军，同时刘裕也结合了西晋分封制的特点，即京口重镇非宗王不得出镇，而这套体系也为南四朝所沿用。可以说建康和京口的关系就如同长安和洛阳的关系。  中外军的相爱相杀我们说西晋是亡于“八王之乱”，然而南朝的灭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次小型的“八王之乱”，其惨烈程度绝对不亚于“八王之乱”。归根结底来说，南朝君主大多都是得国不正，因而这就造就了他们的猜疑心极重，这一系列的举动造就了中外军之间的矛盾。中军和外军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来说就是皇帝对于地方势力的不放心，然而更加矛盾的则是他们的举动：
  一方面他们利用宗亲来担任地方都督；可是另一方面一旦稳定朝政之后又会有卸磨杀驴的举动，一方外军和中军之间的摩擦其直接导致的后果有两个：
诸如刘彧大肆屠杀义嘉之难的功臣，得利的还是青徐的萧道成，萧道成依靠青徐地区的外军打败忠于刘宋的沈悠之，最终刘宋青徐地区的外军成为后来南齐一朝的中军主体。而同样的萧鸾对于南齐宗室的屠杀最终得利的是南朝君主萧衍，他们最终都能够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忠于前朝的中军和外军大多都在内乱之中损失惨重，而他们则依靠积攒的势力强势崛起。 可以说皇帝和地方大臣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外军矛盾一直存在，平时就是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一旦矛盾爆发至无可挽回的地步，一方外军就会挑战中军，最终的结果往往会是两败俱伤，而得利的还是真正的野心家。 而杨坚灭陈之后，鉴于都督制已经不再适合于当时的局势，故而隋朝时期，影响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都督制最终废除，随之消失的则还有这套中外军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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