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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前文《“苗之为苗”二一：从以汉治苗到以苗治苗，改土归流后的务实变革》）。 清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出身，满族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既做过明朝的顺民，也做过明朝的逆臣。清朝执掌国政以后，自然会以自己民族的心态，揣摩各地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苗民，经过多少代与汉人的交往，尤其是有明一代在当地进行的“改土归流”带来的影响，其实已有相当多的苗民像广大汉民一样直接接受国家设立的州府县体制管理，这些苗民被称为“熟苗”。清朝统治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把广大“生苗”转化为“熟苗”上，希望苗民逐渐向汉民趋同。 本章节举一个清朝治理苗疆的经典案例——开辟六里苗疆。 我们先看六里苗疆的位置。  清雍正四年(1726年)湖南六里红苗图 六里苗疆，在今湖南省花垣县一带，位于湖南西部腊尔山北麓，六里苗民是“腊尔山苗”的一部分。该支苗族妇女衣饰尚红，故称“红苗”，在清代也常被称为“六里红苗”。 明朝时湘西红苗分镇溪红苗和筸子坪红苗，分属镇溪军民千户所和筸子坪长官司管抚，二者合称镇筸红苗。以高岩河为界，镇溪红苗又分上六里红苗和下四里红苗。湘西红苗屡抚屡叛，地方不堪其扰。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此地设镇溪军民千户所，分镇溪、崇山124寨为十里。自高岩河为界，东南为下四里，即一里、二里、三里、四里，在今吉首地区；西北为上六里，即五里、六里、七里、八里、九里、十里。六里红苗地域广达三百余里，与保靖土司接壤。 自明朝起，永顺和保靖两土司争竞不断，六里红苗夹在其中，不堪两土司争竞之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里红苗至镇溪军民千户所投状，表示愿归版籍。但是辰州府地方官员因循守旧，以六里红苗纳入版籍，需请设流官，嫌麻烦未将六里红苗所请向上级汇报，仍令六里苗疆属保靖土司管抚。于是，六里红苗心怀不满，经常外出骚扰。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十七日夜，镇溪所寨苗张鼎伯等人抢掠泸溪县城，清朝调集当地驻军和土司兵，与红苗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次年始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永、靖二司互争。三十二年（1693年），苗以弃暴归仁，诉永顺司。两经详批，仍归旧土司管”。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麻阳县生员李丰、王章等人为红苗事赴京叩阍陈情，以至于“天威震怒”，派礼部尚书席尔达为将军，湖广总督喻成龙、偏沅巡抚赵申乔和提督俞益谟率楚、粤、黔三省军队进剿，最终压服红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镇筸红苗劫掠麻阳、泸溪诸县，“居民大苦之”。 为稳定治安，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朝在腊尔山地区的下四里红苗和筸子坪红苗被清朝武力开辟，设立凤凰厅和乾州厅，归辰州府管辖。驻镇筸等地，并移辰沅永靖道驻镇筸，后又设凤凰营于此，派驻流官进行管理。三年之后，再将当地早已形同虚设的五寨长官司和筸子坪长官司裁撤。部分红苗地区实现改土归流。  花垣县尖朵朵（乌崖）瀑布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偏沅巡抚（湖南巡抚旧称）赵申乔对六里红苗进行招抚，六里苗归顺朝廷，由乾州同知管辖，定下每年向朝廷缴纳七十二石八斗四升粮食。 康熙五十年（1711年），湖广总督鄂海与湖南巡抚潘宗洛到湘西巡边，复招抚毛都塘等五十二寨。不久苗族首领吴老铁等代表八十二寨到武昌总督府要求归流。凤凰厅的设置至此完成。 但因六里苗疆距乾州百余里，依然被保靖土司钳制，粮食从未如数缴纳。乾州同知对六里红苗的管辖徒有其名，六里红苗仍属不受中央政府管辖，六里苗地仍是“化外苗疆”。 雍正元年（1723年)，“诸土司互相仇杀，镇筸诸苗屡肆劫掠，恃六里、永顺、保靖为助，督抚檄令武弁弹压”。雍正五年（1727年），湖南保靖、桑植、永顺三大土司先后改土归流，清朝分设保靖、桑植、永顺、龙山四县，并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四县之上设永顺府。 至雍正六年（1728年）时，六里红苗东、南、北三面皆属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区域，六里苗地则被包围其中。“以分省而论，系楚、蜀、黔各省之边徼，合楚、蜀、黔而观，实间居三省之腹内。”在清朝政府看来，六里红苗与保靖、永顺、桑植等地相邻，北连湖北的容美等诸小土司，西接四川省的酉阳、地坝、邑梅及贵州省的平头、乌罗等土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选自清代彩绘本《苗蛮图说》 六里红苗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成为苗民犯事的包庇场所。历来周边诸苗潜入内陆，捉人牵牛，都在六里地区窝藏，勒银取赎，或假道贩卖于他省。红苗习用鸟枪，凡偷劫牛畜，均恃鸟枪为骋凶之具，失主追踪捕役缉拿，辄用以拒敌伤人性命，故窃盗每成大案。官兵畏其险阻，平时不敢深入追擒，以致诸苗与六里红苗互相联络，边民深受其害。 清朝的官方文献记载称，“尔时六里红苗顽梗，永保土司恣肆，镇筸诸苗遇有扑人抢夺劫杀，事发即行窜入六里生苗境界，缉捕维难。其声气联络，狼狈为奸，捕镇苗急，则六里苗人为之救护，攻六里急则永保土司阴为助援，边民甚受其害。” 为消除苗众作乱隐患，减少湘西苗、民冲突，实现湘西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雍正时期君臣决定开辟六里苗疆。 王柔长期担任乾州同知，对六里苗疆情形非常熟悉，此人深受雍正器重，他极力主张对六里苗疆改土归流归流。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王柔陛见时向雍正建言开辟六里苗疆。雍正超擢王柔为辰沅靖道，特授按察使衔，赐专折具奏权，可越过湖广藩、臬二司以及督抚直接向皇帝奏报。除此，王柔还获赏三千两养廉银，以供其开辟苗疆赏赉之用。 当时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改土归流进展不顺利，尤其是云南改土归流，激起土司激烈反抗。湖南属于腹地，毗连江西、湖北等地，一旦引起土苗顽抗，会牵连南方诸省。因此对于湖广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态度比较审慎。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朱批湖南巡抚王国栋折曰:“近来各省整理番苗土之事，略觉多些。缓者徐徐图之，如王柔过于从事急公效力之心，且恐少涉草率孟浪。诸凡详慎为之，有操必胜、可保万全者方可举动。若用张罗，不能彻始彻终洞晓之事，宁静以待之，敬之，慎之。”  选自清代彩绘本《苗蛮图说》 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十六日，已经改流的原永顺土司彭志文等率百余土人，围攻永顺同知衙门。彭志文等调来永顺土人约有千余，随同的有田、王二峒司，号称两千余人。持续十一天，土众才在镇筸道劝慰下解散。事件发生后，湖南巡抚王国栋向雍正作了奏报。雍正认为土司造反，与湖南巡抚王国栋举荐永顺同知潘果不当有关。任第一任永顺同知的潘果到任仅仅两月，就因酷刑重耗、纵役扰民外激起民变。雍正责备王国栋说:“似此新辟苗疆重任，而汝所超擢题补者乃潘果，其他寻常之缺尚可问乎？汝如何任督抚而全朕？假汝等举劾之责，从何信任也？”雍正帝又自责曰:“亦无怪乎汝等，朕擢用之督抚皆为王国栋等人，应督抚之保荐皆为潘果之辈也。此皆朕乏识人之明，源不清而望流之洁，朕亦无颜出此论怪汝等也。惟自愧自责而已，复夫何论!” 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提出改土归流的具体实施之法:“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此次开辟六里苗疆，因六里苗疆“无君长，不相统属”，在是否归顺朝廷的大事上各寨没有一致意见。湖南方面决定以招抚为先导、以大兵为殿后，一旦招抚不成，即勒兵剿之。湖南巡抚赵弘恩提议:“臣因六里苗性凶顽，恐难化诲，故令王柔由花园带兵而进。倘苗梗化，则周一德之兵可挠其背。复令周一德由阳孟寨而进，倘苗梗化，则王进昌之兵可击其后。” 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辰沅靖道王柔赴长沙，与赵弘恩面商进兵六里苗疆一事。恰好云贵总督鄂尔泰由广西回云南，路过长沙，遂与之密商。鄂尔泰“亦以速宜招抚，添设官兵为妥”。八月，湖南招抚六里红苗之进兵计划得到朝廷批准，定于九月进兵。进兵前，赵弘恩向六里红苗发布了招抚檄文，宣布进军缘由，震慑众苗。 进军时间选在九月的原因是因为六里红苗疆处于万山之中，夏月草木繁茂，难以深入。入秋后，草枯叶落，芟其荆棘，除其障蔽，有利进兵。 九月初三日，辰沅靖道王柔、保靖游击王进昌率官兵号称12000名，其实只有1200名，从六里地区的花园前进。王进昌负责招抚五里地方，王柔负责招抚六、七、八、九、十各里地方。九月初六日，镇筸总兵周一德、永顺知府袁承宠，从乾州的阳孟寨前进。九月十六日，湖南巡抚赵弘恩自长沙起程，率官兵750名，亲抚六里红苗。周一德施展计谋，不费周折便使苗众归服。王柔遭遇杨孟三寨苗众抵抗，周一德领兵救援，王柔才得以顺利进兵。 十月十二日，赵弘恩抵达六里花园地方，见“苗头俱已就抚，苗众尚在疑畏，潜躲山穴”，于是派员前往各寨，向苗众宣示，“田地牛马仍令尔等耕牧”，打消苗众疑虑和畏惧，苗众络绎归来。至十月二十日，招抚工作基本结束。计招抚六里地区“苗寨二百二十八寨、烟户四千七百六十九户，男妇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六名口”。  花垣县古苗河大峡谷 此次开辟六里苗疆布置周密，进展顺利。湖南方面意在招抚六里红苗，不在征剿。但并未因此抱侥幸心理，而是充分进行了一旦招抚不成就勒兵剿之的军事准备。长沙定议招抚六里时，依王柔之议，此次进取带兵800名。后依赵弘恩之议，增兵400名。赵弘恩又亲统750名大兵殿后。在进兵之前，赵弘恩移檄云贵总督鄂尔泰，令贵州铜仁副将移驻与六里南界相接之贵州正大营，防止六里苗众自西南方向进入贵州境内，从而使六里苗疆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被严防死堵，六里苗众无从逃避抗拒。六里苗众只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被迫归顺。 招抚工作结束后，清朝采取了六项重要措施，加强中央王朝对此地的管控和抚驭，加速该地与内陆的一体化进程。  选自清代彩绘本《苗蛮图说》 第一项措施是设官驻兵。雍正八年（1730年），设六里同知一员，两年后六里改名为“永绥”，归辰州府管辖。雍正九年（1731年），复设永绥协，置副将一员，归镇筸镇统辖。此地驻官兵1600名，在险隘要口安设大、中营汛18处，分布弹压。
《治苗十三条》是清朝雍正时期鉴于新辟苗疆的特殊情况，根据历朝治理得失，吸取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有效施政举措。以湖南巡抚赵弘恩为代表的雍正朝官员对新辟苗疆善后事宜非常重视，防止新辟苗疆地区的形势发生反复。 雍正八年（1730年），清朝开始在新开辟的六里苗疆实施流官制，进行中央直接管辖。清朝设同知管辖六里苗地，同知下复设管苗百户一职，每里设百户一名，共百户六名，均由苗人头人担任，负责约束苗众。里下有寨，每寨设寨长一名，共二百余名，负责巡查、缉拿、催粮、征缴。自此，六里苗疆形成厅、里、寨，同知、百户、寨长三级管理模式，不仅将内陆的州县管理体制成功移植到新辟苗疆，而且充分采取因俗而治、“以苗治苗”的治理政策，从此开启六里苗疆与内陆一体化的进程。 湘西地区改土归流成果显著，善后措施的落实全面到位。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辟六里苗疆，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西苗众因不堪压迫而起义，湘西地区六十余年间太平无事，说明雍正朝的招抚工作和善后措施比较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苗族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自蚩尤被黄帝打败以后，苗人作为蚩尤的后裔就不断迁徙，元明清时代大一统国家的疆域已经包含苗民的居住之地。如何把苗民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开启苗疆地区与内陆一体化进程，成为明清统治者面对的问题。当然，历史已告诉我们答案，明清通过“改土归流”完成了苗疆治理的历史进步，其施政原则可以用“化生为熟、化熟为民、以苗治苗”来概括。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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