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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前文《“苗之为苗”十二：王阳明写信处置彝苗争端，致良知而安边民》。 再伟大的王朝也有到末路的时候，明朝也不例外。到明朝中后期，朝廷君臣大眼瞪小眼，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了，面对天下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对边疆的民族危机，都无良策了。 本章节是与明朝有关的最后一篇。我们再回顾一下明朝的苗族政策。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把持中央政权的朝代。朱元璋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废除执掌中枢权力的丞相制度，在地方设立“三司”——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司法，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进行管辖。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地区，明朝仍然实行土司制度。  清代陈浩《蛮苗图说》中安顺附近的苗民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明朝迫切希望将西南土司控制地区收归朝廷直接管辖。西南地区的土司割据一方，控制地方财政，给朝廷造成极大困扰。因此，“改土归流”，废除西南少数民族土司，由朝廷改派流官直接统治少数民族地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有明一代，明朝在西南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并不顺利，很多地方仍然实施土司制度。 明朝没有彻底解决蒙古问题，所以进入和控制云南，就要开拓进入云南的贵州道路，“欲取云南，必重贵州”。在明代，贵州是中原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要开拓这条道路必须拿下川、黔、滇交界的水西部落，这一区域大部分在今黔西北地区，一直由彝族土司统治，此时苗民是水西彝族土司的属民。  苗族预防山中猛兽攻击的半边吊脚楼民居 明太祖给苗族造成较深影响的政策有：武力征服、交通建设、屯田移民。至今，苗族还流传着明朝安顺筑城、奢香夫人、调北征南等传说。 吴复是明朝著名大将，少时富有勇谋，元末召集乡众保护家乡，后在濠州响应并归顺朱元璋，战功卓著。洪武元年(1368年)，吴复被授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后跟随傅友德平定四川，征战云南、广西。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金疮旧伤迸发，在普定(今贵州安顺市)逝世，追认黔国公。至今，安顺史料仍记载着吴复的功勋，因为安顺是吴复所建。 朱元璋为巩固西南，除让沐英率大军屯驻云南，还让吴复择地在“西南冲剧，夷汉襟喉，土厚水深，川潆峰列”的阿达卜寨设栅筑城，并将普定卫、习安州合并设立安顺军民府，从此“安顺”才正式成为地名。《贵州图经》载，“城围七百一十五步，周壁四门，东曰朝天，西曰户安，南曰怀远，北曰镇夷，洪武十四年（1381年）安陆候吴复建。” 之后入黔三十万明军的一部分“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后遂焉”。史称“调北征南”，结果以屯军驻地命名的村寨，星罗棋布地散居在安顺各地。来自江南的屯军，带来江南先进的农耕和文化，到明代中期，安顺日渐兴盛，成为“襟带三州之区，控引百蛮之域”。徐霞客路经此地时，盛赞：“城堰峻整，街道宏阔”，“层楼跨街，市集甚盛”。 明朝在安顺汉族军屯户的后代现在称屯堡人，时至今日依然恪守着世代传承的明朝文化习俗和服饰特点，其服饰源于明初，具有中原特点，其习俗经过六百多年的传承，逐渐演变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屯堡文化”。屯堡是汉族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上最后的具有明代风貌的古村落。  屯堡人准备过节 今天以安顺为中心，包括普定、平坝、镇宁、紫云、清镇、长顺、晴隆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生活着在语调、习俗、服饰、信仰、建筑等方面，有别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汉人。这些汉人居住的村寨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关、哨、卡、卫、所等命名，其中屯、堡最多，《安平县志·民生志》，“以其居住地名之屯堡人”。《安顺府志·风俗志》，“屯军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屯堡人的语言保持着明代江南口音，接近今天的老南京话。 明朝在黔西北建立卫所的过程就是征服水西地区彝族和苗族的过程。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遣内臣谕乌蒙、乌撒诸部长来明朝贡，后傅友德统大军三十万进军剿诸土司。今毕节、威宁苗民传说，当时乌撒兵败，从今天云南彝良县境内逃跑，明朝大军经乌蒙地之分水岭，山原为森林，被夷为平地延绵数十里，大兵所到之处竹木尽毁，可见人马之多，是苗族先民前所未见。传说汉军来威宁经野马川（威宁与毕节之间），数十日都没有休息，苗民大惧，逃入屋角大山。后来奢香夫人进京告马烨事件，并以开通黔川驿道、永世臣服于明朝换取杀马烨雪仇。明太祖终于实现川军经驿道入黔，开通川、黔、滇交通连线，大军通过乌撒乌蒙，从此控制云南、贵州的夷民。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立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隶云南行省，置司于乌撒路(今贵州威宁)，领乌撒、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茫部(今云南镇雄北)四路军民政务。可以说，明朝通过奢香开驿，牢牢控制了贵州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对当地少数民族民众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影响。 之后明太祖又在毕节、定边、曲靖等地大量屯兵屯田，大量汉人进入到今黔西北地区，大量苗夷不得不向滇南迁徙。在今黔西北中除大花苗和部分小花苗、一部分大定白苗及牛角苗以外，其他苗族部族都自述历史从洪武开始，这是由于在战乱中仓皇迁徙造成的历史记忆断代。  清代陈浩《蛮苗图说》中安顺附近的苗民 贵州建省后，明朝加强了对贵州地区的统治，但由于统治者压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永乐十一年（1413年）六月，思州台罗等十四寨苗普亮等及洪江、洪陂等寨苗普罗哲等二千余人进攻镇远、清浪卫，次年初才被镇远侯顾成等镇压下去。 宣德二年（1427年），水西阿闭妨宜带领八千余人举行抗税运动，宣德五年（1430年）八月，乌罗府知府严律己奏称：“所属治古、答意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石鸡娘并筸子坪长官司吴毕郎等作乱。”嘉靖十八年（1539年），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长达十多年的人民反抗。正统十三年（1448年），兵部尚书王骥奉命征讨滇西土司，在经过苗族地区因肆意征派粮草夫役，沿途苗民起兵反抗。年底，明朝命王骥为平蛮将军，总兵“征讨叛苗”，赤水、毕节等地苗民在黔西北阻断官兵。 到明朝后期，苛捐杂税和阶级压迫使得屯兵大量外逃，朝廷只好借助土司力量来统治贵州地区，这使得土司力量膨胀，拥兵自重。明朝动用数省之力才平定播州土司和平定水西土官安邦彦的叛乱。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崛起于辽东，明军屡败，为解燃眉之急，明朝征调永宁宣抚司土司奢崇明率所部兵马援救辽东，奢崇明趁机派遣其婿樊龙、部将张彤率领步骑兵二万来到重庆，择机发动叛乱。安邦彦是水西宣抚司土司，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邦彦起兵响应奢崇明反明，自称“罗甸大王”，率10万叛军进围贵阳。在10个月围困中，贵阳外无援军，内缺粮食，以至城内百姓“人相食”。安邦彦叛军波及贵州大部、四川、云南、湖南等地，三次围攻贵阳。安邦彦起兵时，“每图大逞，必勾引水外苗仲（种）以扰我”，可见安邦彦进攻贵阳途中拉拢了不少沿途居住的少数民族。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安邦彦才被兵部尚书朱燮元，督贵、川、湖、滇、粤五省兵马平复，因兵败在四川红土川被杀。 明朝在贵州多次尝试改土归流，“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明初“改土归流”后，中央设置“三司”对当地管辖，“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司……置贵州都指挥司，置十八卫……”。改土归流后，将贵州建置分为八府四州，朝廷委派流官进行管辖。 贵州省会贵阳的地位也是在明初“改土归流”后得以确立的，史载：“贵阳府，旧为程番长官司。洪武初，置贵州宣慰司，隶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隶贵州”。 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改派流官，实行三司管辖，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贵州扫清割据一方的苗民、黎侗等少数民族土司障碍，加强地域控制，方便了中央对贵州及辐射周边西南地区的治理与控制。  清代陈浩《蛮苗图说》中安顺附近的苗民 同时，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也使得许多苗族同胞和汉人一起屯田戍边，这说明明朝的民族融合政策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但是，明朝各民族的融合关系反倒是在明朝的民族压迫事件中体现出来的。 明朝时期，海南岛黎族发展较快，但明朝对待黎族地区的管理主要也是依靠当地的豪强土司。明朝扶植起来的黎族的土官、土舍，经常压榨和欺凌黎族百姓。土官一般是明朝任命的黎族上层首领，土舍是在卫所制度之下设立的地方武装组织。这些土官、土舍名义上专职抚黎，统率黎兵，实际上掌握地区军政大权，成为当地土皇帝。他们在管辖地区，到处为非作歹。黎族人民名义上“以粮纳于土舍而输之于官”，实际上土舍“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农民的耕地随时“可夺于土舍”。《安定县志》载：“今之土舍之镇压凶焰则轻，而以作奸以肥身家，刻削以媚官府，是长蟊而蠹也……借备御之职，自作小朝廷”。不少失去土地的黎族人民被迫流亡，对土官、土舍极为怨恨，经常举行起义。 弘治十四年（1501年），琼州遭受水、旱灾，张桓、余浚两任知府不体恤民艰，依然横征暴敛，贪残尤甚，大失民心。儋州七方峒（今白沙县七坊乡）符南蛇领导黎族人大规模起义，“三州十县诸黎峒皆领箭，闻风响应”，“拥众万余”，高潮时“众号十万”，“撼动海外三千里，海南几危”。起义军一次作战消灭明军3000余人。两广总兵征将军毛锐曾率“汉达官军及狼土兵十万”至儋州镇压。起义后来失败，符南蛇中箭堕河身亡。“狼土兵”即“狼兵”和“土兵”。一般认为，“狼兵”起源于明朝中期，是当时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一说狼兵的主要民族成分是瑶族和侗族）。“狼兵”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北部以及贵州南部部分地区，由于作战勇敢故称“狼兵”。明代朝廷曾调遣“狼兵”到江浙一带抗击倭寇和镇压广西瑶民起义。战事结束后，“狼兵”被朝廷派遣到桂平一些边远山区的交通要道屯兵落户。“土兵”是指湘西土家族土司兵。这些“狼土兵”中是否有苗族不好说，但可知明代军队打仗时会征召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成员。 在黎族比较集中的崖州地区，黎族人民汉化程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但也深受汉族地主和黎族土官、土舍双重压迫。地主官僚“奸贪科扰黎人，勒取牛财”，敲诈黎族人民，不断激起人民反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崖州知州邵浚、判官黄本静贪扰黎族人民，矛盾激化，爆发了止强、石讼村（今乐东县志仲乡）那燕、那牵领导的起义，一时多达4000余人参加，并得到感恩、昌化古镇州符门钦等人响应。起义以崖州为中心，东至陵水，西至昌化300多公里的三州县之地，极大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明朝不得不从两广调集8万多“两广汉达土舍兵”及“（广西）两江狼僮土官目兵”入境，历时3年才把黎族人民的起义镇压下去。海南民间传说，认为苗族迁入海南岛最早是在嘉靖年间。这说明两广少数民族土兵中，可能有部分苗族土兵。  苗族家中悬挂的牛头雕像 但明朝这种不从减轻民族负担的角度出发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并没有缓解当地人民的矛盾与压迫，崖州地区黎族人民又陆续发动多次起义。万历四十年（1612年）冬，崖州（今三亚市、乐东县等地）黎族首领那阳、那牙等人发动罗活、抱由（今乐东县三平、抱由镇）诸峒（古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群众起义。起义军到处焚烧官府，杀死官僚地主。面对规模浩大的黎族人民起义，明朝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令分总薛鸿翱、把总曾忠等人率兵围剿，而抚黎通判葛经则令土舍符起凤前往招抚。剿抚两派在是否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产生不和。 符起凤与抱由峒初定盟约准备朝廷招抚，把总曾忠为邀功却违抗命令，企图趁符起凤与起义军谈判无备之机，一举剿灭起义军。明朝将领的阴谋被起义军识破，抱由峒“背盟反戈”，与罗活峒起义军联合作战，射杀薛鸿翱，大败明军，符起凤也在混战中被射死。 十一月，明朝急调南头副总兵张万纪、雷廉副总兵杨应春、参将张守贵等率兵进攻。由于明军腐败涣散，指挥无能，战斗力低劣，起义军把明军打得大败，张万纪、张守贵等皆战死。 明军遭到两次惨败之后，明朝政府为寻找对策，镇压起义，遂委任赵孟麟统率驻守官兵和增援的军队共同防守，与起义军对峙。崖州把总吴业逮捕了较有威望的黎族人张帮念等人，押送到崖州城监禁起来充当人质，妄图瓦解起义军，结果适得其反，激起更多的黎族群众参加反抗。起义军攻陷明军乐平营据点，挥师南下包围崖州城，崖州局势“危如累卵”。 明神宗命总兵王鸣鹤调遣各路官兵及广西狼兵汇合崖州。经过精心策划，明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分七路对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十二月，罗活、抱由两峒起义军因寡不敌众，阵地首先被明军从东路突破，被迫撤退。明军诸路兵马会合后，形成强大攻势，击破起义军防线，攻占抱由峒。起义军损失惨重，有的跳崖跳河而死，明军焚毁起义军根据地抱由峒。 抱由峒失守后，起义军失去屏障，明军长驱而入，聚集于罗活的起义军焚毁村庄，进入深山。不久，罗活峒失守。明军入山搜捕，起义首领那臭等182人被捕杀害。明军又招抚群众下山，坚持一年之久的黎族人民起义最终失败。 起义被镇压以后，明朝吸取了教训，不得不对当时败坏的吏治做了一些整顿，如撤换贪官抚黎通判葛经，革除一些地区的土舍并改为粮长等。明朝政府采纳参将何斌臣的建议，在罗活、抱由二峒修筑城堡，设立守备，派驻军队加以防守。“改抱由为乐安营，调兴、长兵三百九十六名防守，议设守备一员；改乐活（罗活）为乐安，调广西药弩手兵三百名屯守，统治把总”。同时没收起义群众的土地，清丈黎田，“以三十顷给予广西药弩手兵三百名，为屯田”。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这300名广西药弩手，就是最早迁入海南岛的苗族祖先之一。《崖州志》卷十三载：“有一种苗黎，凡数百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安）定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可见这些苗兵是明朝从广西调入防守黎族人民起义的带有家室的屯田兵。但是后来，这些在海南岛屯田的苗族士兵的后人，土地遭到地主官僚兼并，他们又不得不散居深山之中。罗活峒（乐安营），即今乐东县三平乡一带，仍然是苗族同胞聚居地。现在海南岛各地的苗族都操相同的语言，音位差异也很少，可见他们都是苗民一脉相承的后代。  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演出 在包括苗族生活的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是明朝一直的夙愿，但是明朝276年（不算南明）最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彻底的和不可逆转的改土归流，只有留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解决了。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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