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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前文《“苗之为苗”之七：明朝打击“生苗”，土司兴起，湖广填贵州改变苗民生活》。 “湖广填贵州”后，贵州的人民生活状态发生重要变化，原本是非常闭塞的地区开始与中原地区发生更为紧密的往来。自明清以来，苗族地区的集市贸易得到大力发展，继而出现城镇，和较大的城市。 少数民族的节日一般较汉族多。原因有两条：一是少数民族居住环境比较艰险，生活比较困苦，常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满足精神需要，某些固定宗教仪式一般会转化为某种特定民族节日；另一个是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地比较分散，需要通过参与共同的节日庆祝，汇聚在一起，凝聚民族向心力。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该州苗族全民性节日集会有“吃新节、苗年、祭鼓社”等，地域性节日集会有“芦笙会、爬坡节、四月八、姊妹节、种棉花、龙船节、踩鼓节、灭鼠节”等200多个节日。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下，西南地区的商品交易一般在这些少数民族节日中举行。众多的少数民族节日往往具备集市贸易的特点。  选自清朝《黔苗图说》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城北8公里处的邦洞集贸市场，大约形成于清代康熙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初，当地群众在此聚会，青年男女对唱山歌，逐步演变成歌场。人们赶歌场时多带些物品进行交易，逐渐形成集市。后来就以农历每月的四日、八日定为场期，至今未变。这个市场主要交易大牲畜，是黔东南有名的大牲畜市场。由此可见，节日集会演变为物品交易和经贸交流场所是顺理成章的事。 包括苗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集贸市场还有一个特殊特点，以城镇为中心周围有许多农村集市，群众依日期干支次序在周围轮流赶场。市场皆以十二生肖命名，此日赶鼠场，彼日赶牛场，虽经常有集市，但赶场地点逐日轮换。干支次序纪日是汉文化，但按干支日赶场却是少数民族贸易特色。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该市名，则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各负货聚场贸易，仍立场主以禁争夺。”嘉靖《贵州通志》载:“及期则汉夷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附郭者有卯申子午四场。”说明集市以十二生肖为场期从明代就开始了，而且当地汉人也和少数民族一起赶集。 这样的市场周期，在当地被人们称为“空五赶六”——5天休市，第6天开市。现代贵州省以十二生肖场命名的有259个，民国时期更多一些，12日二集的场期占绝大多数。如果以干支论，赶子午集、赶丑未集、赶寅申集、赶卯酉集、赶辰戌集、赶巳亥集的又占绝大多数。  湖南邵阳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 明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时兴赶“转转场”。民国《兴义县志》载:“县境市场，皆有定期，以六日为标准，循环终年。例如县城场期为子午，俗呼曰鼠马，即子日赶集曰鼠场，午日赶集曰马场是也。其他各乡场照此类推。”流动商人即货郎，肩挑货物，一天一个地赶“转转场”。布依族古歌道:“造牛场卖米，造马场卖布，造虎场卖碗，造龙场卖猪，造兔场卖鸡，造鼠场卖兔，造羊场卖花，造龙场卖线，造蛇场卖菜，造狗场卖盐，造鸡场卖蛋，造猪场卖肉。有买有卖，有卖有买。” 农村集市在交易时皆按件计价，交易规则千奇百怪。竹以扛(若干竹捆作一束以肩扛)之大小、木以株之粗细论价。粮食数量多者以斗、少者用碗量。牛、马之类大牲畜以“掌牛”、“比马”的方法计价。市场上度量非常不统一，以贵州安顺地区卖米用谷斗、米斗为例：三堡、石板房、珠马场等处皆为六十八碗为一斗；雷家屯、云山屯等处皆为七十碗为一斗；二堡与旧州、双堡一带均为七十二碗为一斗；羊武一带均为七十六碗为一斗；薛家鸡场、倪儿哨、石纳塘、羊猫场一带均为八十碗为一斗；渚鱼河新场一带均为八十四碗为一斗；架布机场谷斗、米斗均为八十八碗为一斗。又如在衡器方面，有司码秤(即库秤)、省秤、贵秤、街市秤等数种，又分盐秤、糖秤、牛皮秤、山货秤、京果秤、洋烟秤等。司码秤每十两大于省秤三钱，贵秤小于省秤一钱，街市秤小于省秤二钱。盐秤每百斤加四斤；糖秤分红、白二种，红糖每百斤加十斤，白糖、冰糖每百斤加三斤；牛皮秤分水、黄二种，水牛皮每百斤加二十斤，黄牛皮每百斤加十斤；山货秤每百斤加二十斤；京果秤以十五两当一斤；洋烟秤于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每百斤须加六两。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土民志》记载:“交易多不用度器。购布以大指、食指伸开为五寸，以两手伸开左右中指极端为五尺。牛马以掌数多寡定价值。其法将篾片箍牛前肋，以掌量篾片。水牛十六掌为大，黄牛十二掌为大，名曰掌牛。马则论老少。以木棍比至鞍处，从地面数起，高至十三掌为大。齿少掌多为优，则价昂；反是为劣，则价低。是谓比马。”这些记载可与古代方志记载进行比较，查乾隆《辰州府志》:“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如杂粮、布绢诸类，以趋集场。粮以四小碗为一升，布以两手一度为四尺，牛马以拳数多寡定价值。不论老少，其法将竹蔑箍牛前肋，定其宽侧，然后以拳量竹蔑。水牛至十六拳为大，黄牛至十三拳为大，名日拳牛。买马亦论老少，以木棍比至放鞍处，从地数起，高至十三拳者为大。齿少拳多，价差昂，反是者为劣，统曰比马。届期毕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初犹质直，今则操权衡、较锱铢，甚于编氓矣。”这说明湘西的苗族贸易习惯与贵州苗族的贸易习惯相同，而且自清朝至民国都差不多。 这种商品交易度量衡的混乱反映了过去贵州商品贸易不发达，没有统一规则的市场都是落后的。明清改土归流之后，贵州民间交易才开始使用升、斗、尺、秤等度量衡器。民国时期，随着外地商贩进入，商品交易频繁，以前那些交易习俗及与升、斗、尺、秤等度量衡并用的贸易风俗才逐渐改变。  端午节“赶苗场” 苗民的交易习俗以碗、手、拳取代标准化的度量衡，是与苗族的迁徙历史有关的。历史上苗族从华北平原被迫西迁至武陵山区最后迁移到云贵高原，这种颠沛流离的困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人们很少会在迁徙中有余钱购置统一的度量衡器具。在市场交易中，碗、手、拳虽然不准确，但胜在非常方便。这样对包括苗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贸易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混乱的度量衡制度就好理解了。《民国兴义县志》载:“新度量衡颁布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翌年，奉令推行量器。政府征收粮食，先行一律使用新标准。惟衡器所用法码，规定公斤(公分)，民间概不知使用。至工商业场中所用之度器，则以新规定之码尺、市尺为准(一码尺合市尺二尺五寸)。至测绘所规定之公尺、公里等又属例外，民间多不适用。”自此以后，贵州集贸市场上的度量衡才趋于统一。 贵州地势十分险峻，万山丛簇，素有“地无三尺平”之称，古人称“森林密箐、跬步皆山”。贵州地少山多，土地贫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九山半水半分田”。贵州气候多变，《安顺府志》云:“一日之间，忽晴忽雨，数十里内，此懊彼凉。”当时贵州各民族间交往很少。明朝初年，中央王朝从内陆征调大量官军屯戍贵州安顺，卫所屯堡密布，形成守望相连、声息互通的诸多汉人社区，贵州的社会经济才逐渐改观。当时各族分布情况是“高山夷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旯旮”、“苗家住山头，夷家住水头，客家住街头”。 苗族一般居住在山区，正因为山区地貌的碎片分割，交通不便，才使生活在贵州的苗族各个分支保存了丰姿多彩、古朴特异的传统习俗。嘉靖《贵州通志》卷三，“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如“水西罗罗”,“坐皆席地……病以羊革裹之，汗出则愈。信男巫尊为鬼师，杀牛祀神曰'做鬼’”。仡佬“言语侏离……杀牛祭鬼。毕而横葬于上，后有人诱以倒埋”。“仲家”“以十一月为大节……待客以杀犬为敬。”  选自清朝《黔苗图说》 除了老百姓间的集市贸易外，明朝苗族参与的“茶马贸易”则涉及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军事行动。 西南地区自古是我国主要的产茶地和产马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勘行阵。今黎叙等五州军所产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匹，其间良纲不过三五匹，中等十许匹，余皆下下，不可服乘。”这类马匹不适应战争需要，主要充作役用。历代记载多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土司上贡朝廷马匹，它体现出少数民族对朝廷的臣服，朝贡马匹的数量、价值往往赶不上朝廷的回赐物品，只是政治需要而已。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在宋朝时就已兴起，当时用于马匹贸易的主要不是茶叶，而是以丝绸为主的土特产品。到南宋时期，贵州南部成为朝廷重要的买卖地区之一。《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比那、罗孔、谢蕃、藤蕃等，每岁冬以马叩边。” 明朝初年，面对北部游牧民族和残元势力巨大威胁，朱元璋认为应该将茶马贸易作为羁縻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北地区的重要措施。《明太祖实录》卷70，御史刘良卿言，“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因此，明朝垄断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严禁私贩活动，以此控制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 《明会典》卷37《茶课》：“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在明朝统治者看来，茶马贸易不单是商贸关系，而且在政治上能巩固大一统局面，对西北少数民族行羁縻之道，增强边境安全。 元末明初战乱迭起，茶马贸易难以推行，大量的私茶贩子运进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农畜土特产品，政府的马匹采购受到很大影响。朱元璋把对西北地区的失控和马匹采购执行不力归咎于私茶贩子的冲击。《明太祖实录》卷251，“巴茶自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贱马贵，不独国课有亏，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盖由守边者不能御防或滥交无度，放纵私茶，或假朝廷为名，横科马匹，以至番人悻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谓西番不顺，岂知边吏有心激之，且命曹国公李景隆粢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传圣命，令各番首领受牌为符，以绝奸欺，尚巩边卫将士巡防不严，私茶出境，尔兵部备传朕意，谕边守者知之。于是兵部具禁约事宜，谴人只谕川陕守边卫所，仍谴僧官着藏卜等往西番申谕之。”为保证官茶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严禁私商贩运茶叶，“榜示通接西番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着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私茶出境，即拿解赴官治罪。”永乐年间，又在茶马贸易地区设立专管茶马贸易的机构。《明成祖实录》卷13，“永乐六年（1408年），谕令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漏缎匹，布绢，私茶出境。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降金牌信符赐番族，以防诈伪。” 明朝贵州的北部地区已是茶叶的主生产地和集散地，据《明实录》，“盖祖宗时茶课，量园户产额，计重征金。其于产茶地方官课。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令喧课司三十取一，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嗣于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建茶仓成都、重庆、保宁、播州宣慰司四处，定税额，四川一百万斤。”当时贵州的遵义地区已成为各种地区茶叶的产地和集散地，史载播州杨氏土司有茶园26处，明朝在这里设立茶仓，将贵州地区的茶叶聚集于此，用来对西北进行茶马贸易。 随着贸易发展，明朝后来不再要求茶叶贩子们到朝廷指定的茶仓购买茶叶，而是就近购买茶叶，然后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去换取马匹。朝廷将原来的征收茶叶改为征收茶课，“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庚子，除四川余庆九姓等长官司、天全、六番招讨司及雅江、通江、荣经三县绝户茶课三十七万七千九百余斤。”茶仓已没有必要存在了,于是“正统五年（1407年）三月，革四川播州宣慰使司、长官司茶仓，以本司茶课折收钞故也。”  漏画了贵州的“茶马古道” 近年来，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都将茶马古道定位在云南、四川、西藏等地，而将贵州排斥在茶马古道之外，这是不对的。贵州产茶也产马，深深进入到“茶马贸易”体系中去。贵州产茶的历史可上推到西汉年间。唐人陆羽《茶经》称：“（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传统认为茶马古道的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经云南普洱茶的产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迪庆、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尔后再幅射至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出境至缅甸、印度；另一条则由四川的打箭炉（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至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印度。 但这种研究忽视了贵州在茶马古道中的重要作用。贵州高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封建王朝实施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黔北播州、黔西北罗氏鬼国、黔中安顺、黔西南自杞国等都是非常活跃的马市，云南大理马、广马都运经这些马市进行转卖。随着思、播地区农业发展，“夏供茶、蜡，秋输粮米”更成了贸易的主要内容。 元朝在亦溪不薛（水西）设置牧马场，“水西马、乌蒙马、龙驹”都是当时的名马。明清之际的茶马互市中，贵州产马除能自给之外尚有富余，遂成为官府采购的重要对象，也是当时贵州物品输出的大宗产品。另一方面，贵州土宜种茶，所产茶叶主要运往四川交纳，供朝廷用作购买边马之用。于是，贵州的一些古镇与古道，便成了当时茶马互市中的物资集散地和茶马古道中的重要路段。 贵州山多崖壁多，为人类在崖壁上作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已发现六枝桃花洞岩画、兴义猫猫洞岩画、安龙七星洞岩画，关岭“马马崖”岩画和牛角井岩画、开阳“画马崖”岩画、贞丰“七马图”岩画和红崖脚岩画、紫云打鼓洞岩画、长顷龙家院岩画和狮子山岩画、册亨郭家洞岩画、镇宁乐纪村岩画、丹寨银子洞岩画、息烽大塘口岩画、西秀毛栗坡岩画、龙里巫山岩画等数十处。  关岭“马马崖”岩画片段 关岭“马马崖”因画有众多马匹而得名。现仍明显可见8个人、4匹马、1条狗、1只鸟及其他一些图像。纵观整个画面，似为一幅放牧图，年轻力壮的牧民跃马扬鞭，奔跑在前，其后马群紧跟。男孩追随大人外出放牧，情态欢跃。妇女留在住地，不能上山的女童陪伴家人，作舞蹈状。贞丰“七马图”岩画反映的是山区常见的运输场面。“七马图”岩画绘于岩石嶙峋、山路崎岖的盘江支流花江河段崖壁上。黑线白描，画了7匹马，朝同一方向奋力攀登。背上均有货架，十分接近现实生活。 贵州岩画上的马，大多画于明代，这与当时大量需要军马有关。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辛丑，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今贵州威宁一带）岁易马六千五百匹。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洪武十八年（1385年）正月癸酉，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一千六百匹至京师”。“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九月丙戌，乌撒军民府土酋叶原常献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将军西平侯沐英、靖宁侯叶升，以资军用。先是，上命以白金于其境内市马，故原常以是米来献，且言欲收集土军从征。英等以闻，诏从之，并免其市马”。“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戊辰，贵州宣慰使安卜葩，普安（今贵州盘县一带）安抚使慈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军民府诸土官卜穆等来朝贡马”。 贵州养马蔚然成风。洪武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1384年8月8日）,至永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404年3月5日）20年间，从今贵州西部等地“市马、易马”和获得“进马、贡马”42679匹。当时贵州马主要出自黔西北民族地区，即乌蒙山区。当时贵州马价格不菲。据记载，“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每匹马约合30两银子。由于对贵州马的需求量巨大，养马收入颇丰，大大刺激山民踊跃养马，蔚然成风。 苗族节日中的马文化，有的已演变成佩饰。月亮山区苗族村民“吃鼓藏，主要活动是斗牛，斗罢，将“鼓藏牛”砍来祭祖。在整个活动中，男姓村民佩戴马刀，并将马刀作为祭品同糍粑、米酒、猪肉、河鱼一道供于吊脚楼上祖宗灵位前，意为“给先人献马”。苗岭腹地清水江上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划“牛角独木龙舟”，尊崇耕田犁地的牛和呼风唤雨的龙，但仍不忘记马。按照祖规，所有划船人员都必须头戴马尾斗笠，甚至观赏划船活动的后生也要戴这种特制的马尾斗笠，据说如此才能博得姑娘的芳心。 贵州许多地名与马有关，各地都有马场。所谓马场就是逢马日赶的场。贵州有些与马有关的地名，是其地有些山形地貌或者像马鬃，或者像马鞍。兴义市马鬃岭，简称“马岭”，流经马岭的河流因名马岭河。关岭有眼“马刨泉”，相传三国时代关羽幼子关索率部南，来到今之关岭地界，将士渴不可耐，关索战骑，举足刨地，清泉喷涌而出，因名“马刨泉”。大方城北有口“洗马塘”，位于奢香墓内，据说是明洪武年间摄贵州宣慰使奢香洗浴马匹的专用池塘。开阳县马头寨，历史上曾是布依族土司统治中心之一，迄今保留许多古建筑。一些地方建有“马王庙”。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盐仓镇四堡村有块立于清嘉庆十七年年的《马王庙修建碑》，记载修建“马王庙”缘由，“我境非耕耘为业，即建驮营生，切于民者，立牛马二神焉。” 贵州广大地区，特别是巫文化盛行的苗岭山区和武陵山区，禁忌信仰，无马难为。苗岭腹地的苗族村民于老人去世后，要举办“赎魂”活动。当地人认为老人去世后因舍不得离开家人，将其家人的灵魂带走了或认为家人舍不得离开老人，其灵魂跟着老人走了，因此要请巫师将其灵魂“赎”回来。巫师前往阴间“赎魂”，需带领千军万马。而巫师的兵马又是祖先的一部分，巫师手下的兵马即是村民心中的神灵。武陵山区还傩愿，傩师利用手中掌握的“十万天仙兵，十万地仙兵，三万六千金城兵，一万一千木城兵，五万二千水城兵，四万四千火城兵，九万九千土城兵，还有十万麒麟狮子兵，十万黄斑卧虎兵”做法事,调动几十万兵马浩浩荡荡登上天庭，为事主“冲傩还愿”。  选自清朝《黔苗图说》 从历史记载和贵州岩画的描绘，我们知道，明代养马的苗族人民深深参与到国家的“茶马贸易”体系中了。这说明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对国家大一统做过贡献。 那么，“茶马贸易”对中国发展有什么具体贡献呢？ 从军事上看，茶马贸易使明朝获得大量马匹。明朝每三年一次通过茶马贸易可得番马13800匹，足支陕西三边之用，保证了战争需求，加强了明朝的军事防务，保持了边境稳定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政治上看，茶马贸易在维护和加强了明朝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一根重要纽带。“以茶易番,以番制蒙”,明朝钦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给青海寺院的告谕中说，“为申明圣恩，以坚内属事———各族头目传谕各番，以后要感恩图报，一心顶戴大明皇帝，每年牧养好马，依期来纳，尔等亦自以为计，勿为虏胁，凡相近番族须齐心并力，修筑保寨，整塑兵马，一闻虏警，互相探哨，一遇虏骑，互相截杀，即令朝廷遣将发兵，专为保番，番汉合兵剿虏，使虏不能住牧西海，而等自无顾忌，岁岁纳马易茶，永享安乐。”《皇明经世文编》卷115，明朝在秦、洮、河、雅等州设茶马司后,“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而西北安矣。” 从经济上看，茶马贸易促进了西北少数民族畜牧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汉族茶叶生产地区的发展，推动了汉族农业区域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发展丰富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从而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开发。 茶马贸易也使得社会风气的改变，国家教化逐渐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明朝大臣解缙在谈到茶马贸易的作用时说，“(太祖)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皇明经世文编》卷115，过与茶马贸易带来的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给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夷人亦往来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巴茶番马，交互为利，而华夷得以融和相安。” “茶马贸易”是中国古代成功的民族交往政策典范之一，苗族也受益其中。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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