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名叫“德贞”的奇男子，他是晚清时期的京城洋大夫，被尊誉为”西来和缓”，北京城里“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无人不知他的大名，他就是来自英国的医学传教士德贞。1867年的一天，清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谭廷襄的第七个儿子、年方九岁的谭子园在玩洋铣时，不小心走火伤了自己。当即“洞穿腹膈，气已濒绝”，所请中医束手无策，向来排外的谭廷襄万般无奈，只好请来德贞大夫救命。德贞以西医外科手术方式抢救，止血、清创、修补、缝合，一气呵成，术后十天谭子园便得恢复“肌理如初”。谭延襄心悦诚服，向德贞赠送颂匾，匾上题字“西来和缓”，这自然是一段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中医，是《左传》和《国语》记载的春秋时秦国的两位宫廷医师：医和与医缓。谭延襄认为德贞从西洋来到中国，医术高超，堪比和缓。不知道德贞收到这块颂匾，心里是高兴多些还是尴尬多些。明明是个高明的西医，偏生被用中医前辈来类比。德贞（John Dudgeon)，字子固。1837年生于英国苏格兰格拉格斯，1862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获外科硕士学位。26岁时，德贞受伦敦会委派来到北京接替雒魏林（Willian Lockhart)，开展北京的传教医疗事业，直至1901年在北京逝世，葬于公理会小教堂公墓。在华工作了38年。38年来，德贞在华诊治150万人次患者，差不多38年平均每天要诊治108人！这个记录基本上算是全球古往今来医学史上的绝对第一了1864年，德贞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化医院双旗杆医院，又叫北京施医院，“施医院”的“施”，意思便是“施予”，施医院对贫穷病人的诊治是完全免费的。德贞的盛名更是来自于为无数中国贫穷病人免费救治，为百姓化解病痛、化险为夷的善心善举。“施医院”即现今协和医院的前身。德贞是中国现代皮肤科学的开创者，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是中国官方聘任的教授西医学的第一人；是最早向中国介绍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的第一人德贞为传教而来中国，但他后来反对一边传教、一边行医，他对医学传教士的定位是“以医师为主业，治病救人第一”。德贞1884年脱离伦敦会，也没有参加传教行医的中国博医会。从此专事医疗和医学教育，成为一个纯粹的医生。这是一种神转折。一百多年前，很多西方传教士走遍世界，都有这样的神性：他们全心全意变成医生、变成教师、变成慈善家、变成科学家，他们舍生忘死援助灾情、救济贫困、施舍钱米、保护生态；往往忽略了传教的本职工作。他们也不需要传教了，因为他们自身圣洁高尚，早已化作了真神。
民国时期，长沙有个姓叶的女子，名字也叫德贞。逸庐本文只说男人。对于这位女版叶德贞就不展开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叶德贞的哥哥叶德辉。叶德辉的学问和名气之大，在民国时期是当之无愧地立于第一梯队的。胡适在192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就说，“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是凋蔽零落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叶德辉是那种典型的学问太好、嘴巴太欠的那类名士。民国初的上海报纸上曾说叶德辉：“学问文章均尚优美，惟好为言论以道人短长，故往往以文字贾祸”。叶德辉有点像东汉末年的祢衡，总是不识时务站错队，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统计叶德辉一生重大遭际，曾经经历五次被杀险境：第一次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运动领全国风气之先，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推行维新变法之时，读旧书的叶德辉在长沙著文不断攻击康、梁学术，并和王先谦等人驱赶维新变法人士。1898年7月，光绪皇帝忽然降旨，要求湖南巡抚陈宝箴对阻挠新政的官绅“即予正法”，矛头直指叶德辉。只是不久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风向急转，叶德辉顿因“匡救时世先见之明，湘人胆识之雄”，全国皆名。第二次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长沙反正，叶德辉曾在清廷绞杀自立军起事时卖力协助，革命党几欲搜捕杀之。叶德辉逃往株洲乡下，后来章太炎在上海军民中宣称：湖南有叶德辉，不可不竭力保护，若杀此人，则读书种子绝矣。叶德辉得了章太炎这话当护身符，保了一条命。第三次是1913年5月，叶德辉发神经写作了一篇嘲笑湖南军政长官谭延闿、唐蟒等的《光复坡子街记》，被唐蟒派兵从坡子街家上捉拿。坡子街街坊群起对叶德辉营救，叶德辉乘乱奔逃到火宫殿中，从后门逃脱，在湘江码头乘日清公司轮船，逃往上海避难。第四次是汤芗铭督湘时期。1914年，叶德辉又犯了名士病，嘲笑汤芗铭是“乳臭小儿，想学曾左”，并写信给北京的湘人杨度、李肖聃，揭露汤芗铭滥发纸币，严重影响湖南的商业发展。此信为《亚细亚报》发表，汤芗铭见报，于2月12日除夕前夜派兵围住叶德辉住宅，叶德辉躲到床下居然没被发现。第二天男扮女装住进日清轮船公司，去北京上书袁世凯，袁世凯派人称：“汤督当系误会，不必介意”。叶德辉于是返回家乡，走到在武汉时被汤芗铭派人捉拿关进都督府，幸王闿运等营救，袁世凯、黎元洪发话而获释。获释后叶德辉为感恩，在袁世凯欲称帝时期，担任湖南筹安会长。第五次是赵恒惕主湘时期。此前湖南因南北战争成为战场，民不聊生，赵恒惕主湘时期，为了谋得在南北军阀的间隙中生存，特提出湘人治湘、保持中立，制定省宪，宣布自治。叶德辉居然跳出来主张全国和平统一，反对湖南自治。于是湖南议会召开大会，宣布叶德辉为湖南内乱现行犯，前曾为洪宪勋臣，后又为张敬尧走狗，此怪物留之终是湘祸，应将处决，并要抄家。这时叶德辉恰好在家宴请实业司长唐承绪，警察厅长刘武作陪，唐承绪和刘武保驾，这次抓叶德辉，遂不了了之。猫有九条命，叶德辉比猫略差两三条命。纵然逃过五劫，总有气数已尽的时候。第六次招来杀身之祸时，终于运气用尽，惨死街头。第六次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当时是长沙总商会会长，倒是韬晦为计，闭门养气。有一天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叶德辉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叶德辉狂生老毛病发作，大笔一挥，写道：”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这四个字一个个拆开看，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民国时期精英治国，当权者一般都颇有风度和气度，做人凡事留一线。但这次，叶德辉遇见的可是革命最坚决的农民阶级！1927年4月10日晚六时，农会到家抓人，第二天下午三时提审一次，宣布死刑。四时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干净利落砰砰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叶德辉一命呜呼。身处乱世，如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人物般放浪形骸生活，也如《世说新语》人物基本上难得善终一样，叶德辉的学问和做人反差忒大，终于死于非命。
逸庐还认识一位德贞，也是一个当代奇男子。他的道场名叫“和朴茶寮”。“和朴”又叫“和璞”，是一块玉的名称，又名“和氏璧”。和氏璧的故事最早记载于《韩非子》和《新序》。是法家思想的典型体现。法家根本就反对喝茶，主张喝白开水，最好人人成为机器人。不过我相信德贞师傅取名“和朴”，不一定是想到和氏璧这个血淋淋的惨案。他很可能是喜欢道家倡导的“和”和“朴”的境界，平时也看了很多道家书籍，甚至还亲自编撰了一批。确有底蕴，功力很深。那么问题又来了：“茶寮”是标准的佛家场所。明代杨慎在《艺林伐山·茶寮》中描述：“僧寺茗所曰茶寮。”所以，“茶寮”原是寺院内品茗的小斋。德贞师傅是“柯山点茶”非遗传承人，柯山道教洞天，叶师傅的功法似乎更近道家文化，而且江湖盛传叶师傅极为喜欢半夜吃烧烤，而且一向无肉不欢，似乎不像那种整天手捻佛珠、没准哪天就要出家的亚子。德贞师傅不仅是“柯山点茶”非遗传承人，也是建阳白茶“小白银针工艺恢复”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柯山点茶”属于南宋点茶，宋代使用蒸汽杀青制茶，所以宋代的点茶只有一种茶：蒸清茶。如今我们说的绿茶白茶黄茶红茶黑茶青茶，这种用工艺来分类的方法，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才创造出来的。当时南宋点茶自然也没有白茶了。当然宋代也是有草茶研磨的。关键是宋代点茶是团饼茶，用研膏然后榨制过黄焙火呀等等工序，制茶方式和现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建阳漳墩镇历史悠久，是小白茶的发源地，贡眉白茶的原产地，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南坑村萧氏兄弟始创白茶。漳墩小白茶采摘嫩度要求高，贡眉小白茶汤色黄亮，滋味鲜醇，叶底嫩匀，冲泡后品尝，滋味鲜醇可口。漳墩在中国白茶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可见建阳小白茶源起十八世纪，和宋代点茶完全是两码事。这当中就看出叶师傅的厉害了：“柯山点茶非遗传承”和“建阳白茶工艺恢复”，其实是完全跨界在两个领域的不同传奇。叶师傅还曾是中国散打冠军，得过多枚有分量的金牌。一个人在某个地方表现出众，那自然也算高人，但同一个人游走三界，各登巅峰，那就的确相当的神话了。苏东坡如是，李叔同如是，郭沫若如是，叶德贞也如是。
晚于孔子的庄子，不仅是战国时期与孔、墨学说对峙的大家，而且其思想对后世的许多文学艺术家影响极大。本来按老庄的哲学思想来说，是反对“五音”、“五色”的艺术创作的，认为那是违反“自然”的人为技巧。可是恰恰就在庄子宣扬任自然，返质朴的著作中，给了后世艺术家一些有益的启发，“解衣般礴”论即是突出的一例。《庄子·田子方》中说：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僵僵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矣。”《田子方》等外篇，一般认为不是庄子本人的著作，但能代表庄子的思想。这段文字，描写了一个画家受宋元君之命来作画，他的举止与众不同。他步履舒缓.行礼之后，不像别人恭恭敬敬地在那儿站着，就自己回到房子里。未作画前,把衣服脱掉，光着身子，伸开两腿坐着。所谓“解衣般确”，就是脱衣箕踞。古人席地而坐，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有礼貌的规规矩矩的坐法，先跪下，脚掌立起来，屁股放在脚后跟上，上身直着。汉代铜器长信宫灯那个宫女的坐相就是这种优雅范。另外一种坐法是箕踞，是不恭敬不礼貌的一种坐法。庄子妻死时，惠施往吊，见到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很气愤，认为这货太放肆无礼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很灰颓。但这个人很有才气，善于用故事讲道理，闹述他的观点。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说的：“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解衣般礴”这个故事，是借用画画的故事讲道家“任自然”的思想，本意原不在论绘画。但这种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思想，却道出艺术创作的一条特殊性：即艺术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惟其如此，所以后世的画家基本上都是赞同庄子这一理论的，它甚至成了作画的代名词，无论是画画还是写字，精神上都不能受束缚。精神一紧张，就画不好，写不好了。从古人的书画活动和发表的意见中证实了这一点。汉末的蔡邕是绝世书法家，几种书体都写得好。他说：“书者，散也”。他的意思就是要写字的人把精神放开。朱长文的《墨池编》里也说道：“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矣。”欧阳修《集古录》说：“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他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书法家的精神状态同书法艺术优劣的关系。王羲之的《兰亭序》涂涂改改，他自己不太满意，后来返工写了许多次。最后发现还是第一次写得最好，后来怎么也达不到第一次写的效果，因为那种兴致后来没有了。苏轼写《赤壁赋》也是头一次写得好，后来写的一稿不如一稿，远远不如第一次。绘画上更加有这种妙手偶得的感觉：有的画家勾草图，不经意去画，兴之所至，非常生动，摆开架势画正式作品，往往倒不生动了。写意画，过程就是那么几十分钟，欣然命笔，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逸庐画画更是常有类似的情况，一向懒散不爱练习，水平好坏全靠心情和兴致，所以都是不管好歹一次过。作画时，人的精神状态应该怎样，《庄子》之前没人论述过。“解衣般礴”说出了艺术创作这种特殊的脑力劳动的一种特殊性，故深为历代画家赞同。清初画家恽南田在《画论丛刊·南田画跋》说：“作画须有解衣般礴旁若无人之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