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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轩主郑玄鲲谈书法史: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绵延至今,有太多的精华值得我们继承

 当代名家博物馆 2022-07-04 发布于北京

郑玄鲲,名郑林,字玄鲲,号文忠轩主,当代著名书法家。民族英雄林则徐七世嫡外孙;林则徐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内理事;国际注册美术师;北京市民革中山书画社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书法专业研修于清华大学,书法研究生班。

2005年,由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何厚铧特首,亲颁“澳门林则徐纪念馆”荣誉顾问"。

2012年,书写先祖林公则徐警言“'苟利国家生死之岂因祸福避趋之″书法作品入选,获荣誉收藏证书。

2017年,书法作品参加巴拿马世界万国博览会,获艺术产业世界华人精英功就奖。

2018年,书法作品,被美国邮政集团选中,邮票上的艺术名家,印成"国礼世界珍邮“邮册,全球发行。

2022年3月6日,应新闻办新红网之邀,题写(新红网网站名),受邀敬书先祖林公则徐语录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如行云流水,落笔似云烟;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一笔而下,观之若脱缰骏马腾空而来绝尘而去;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又如蛟龙飞天流转腾挪,来自空无,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又归于虚旷,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中这近乎癫狂的原始的生命力的冲动中包孕了天地乾坤的灵气。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

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里融入了儒家的坚毅、果敢和进取,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中也蕴涵了老庄的虚淡、散远和沉静闲适,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中还往往以一种不求丰富变化,在运笔中省去尘世浮华以求空远真味的意味。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观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笔迹流水行云。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进飞。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铁书银钩,冠绝古今。

  

  

  

  

  

  

  

  

  

  

  

  

  

  

  

  

  

  

  

  

从先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到汉文字乃“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到魏晋时期要求笔画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书家无不充满对“雄浑”审美的钟情与推崇。“雄浑”作为审美范畴走进书法艺术,得益于民族传统心理对艺术的辐射、引领和干预,因为任何一种审美思潮都会打上民族心理的深深烙印。

书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能传之久远的作品,其作者必然是人品高迈、行为世范、具有高尚道德和强烈正义感的。道义即存于作品之中,道义是书法的灵魂。

书法的内容是衡量有无道义灵魂的重要标志之一,健康向上的内容总是给人以启迪和洗礼。数十年临写颜真卿名帖的艺术实践情愫让我在这万众一心全国抗疫的大潮中,更认为应该弘扬这种有道义灵魂的书法作品。

自宋以来,颜真卿被颂扬的多为其人品的中正不阿。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体现在他多以中锋藏笔、屋漏痕、印印泥和锥画沙的笔墨以及书写内容之间。我在疫情防控期间反复临摹颜真卿的《奉命帖》《守政帖》《争座位帖》和《祭侄文稿》等名帖时体会颇多。

对文人书法的理解,文化界与书法界存在误区。有人认为文人书法就是缺少历史依据和书写技法的名人字。其实不是这样的,文人书法是一个丰沛的概念和文化高度的象征,它是指中国传统文人在文学创作和毛笔书写两个既相同又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文人书法是具有文化责任和审美意义的集合体。

第一,文人书法技道并存。文人书法,是文人对书法的专业性领悟,选择的眼光、临写的精致、书写的自如,证明了古代文人与书法须臾不分,文人即书法家,书法家即文人,作为传统,延续了一千多年。第二,文人书法富含文化内涵。因为文人书法的表现形式多以手札、手卷、手稿、日记、楹联等形式出现,这些私人性的毛笔书写有思想表述、情感传达,蕴含了太多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王羲之的《十七帖》是手札,颜真卿的《争座位》是手札,苏东坡最为精彩的墨迹仍旧是手札。这说明,贯穿中国书法史最为精美的表达,是中国文人在工作与思考中留下的信函与诗稿。临写这种墨迹,我们岂止是在临写古人字迹的形质,应该是对古人情感的体会,对古人内心世界的窥探,对古人精神世界的仰望。

术审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和心里体验,一定程度上追逐着人们的心理而获得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包括自我意识、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等,构成艺术审美的本质内容。所以,与其说心理体验助推艺术审美,还不如说艺术审美来源于心理体验,当然这里并不否定艺术审美还来源于世界客观规律、社会普遍认知、传统思维习惯、时代发展际遇等。而这里强调的是,民族征服心理引导着人们追求空间高远、追求力量强劲、追求气势磅礴,这确实是“雄浑”审美的形成而且构成其主旋律的重要动因。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雄浑》所说“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文人墨色,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意象,多维、多义。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现代汉语的普遍使用,硬笔替代毛笔,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使今天的一切与古代、近代中国产生了距离。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任何生硬的剥离,不顾及历史客观规律的妄想,都是昙花一现。

《守政帖》书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代宗大历元年二月,颜真卿任刑部尚书。安史之乱后,国子监鱼朝恩讲学,元载专权于朝。奸臣当道,欲蒙蔽视听,欺上瞒下。朝堂之上,以皇上旨意谕百官。作为刑部尚书的颜真卿义正辞严,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陛下倘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元载闻之深以为恨。

元载联合鱼朝恩屡奏真卿诽谤。正因为颜真卿耿直豪迈,不怕得罪权宰一时,而恐违背做人之原则和道义,虽冒被贬之害,也不减对社稷的忠心。《守政帖》就是颜真卿被贬谪到远离京师千里之外的山南道硖州(今湖北省宜昌)别驾途改吉州(今江西省吉安),下州从五品官阶别驾上任中途所作,时年59岁。《守政帖》中这样写道:“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谓吾之寸心,不可不守也。”他的这种舍身为国、志之不移的精神来源于《颜氏家训》:“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2000余年的文化传统绵延至今,深刻的记忆、深情的回望,依旧可以体会到时间的温度,而优雅的诗文、沉郁的墨迹,依然诱惑着我们。因此,不管社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汉字组成、毛笔书写的文章与诗篇,一直被视为生命、尊严、价值,我们代代相传,吟诵这些诗文,临写这些墨迹,我们的内心就会涌动民族自豪感。文人墨色,就是生命墨色、中国墨色。

中国具有漫长的毛笔书写历史,殷墟出土距今三千多年前的龟甲兽骨上面就发现有毛笔书写的痕迹。可以想象,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应该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由于毛笔中的含墨量不足,书写速度又较快,所以在书写材料(龟甲兽骨、竹木简牍、绢帛纸张均有可能)上留下丝丝露白、通透飘扬的独特线条。聪明的古人逐渐发觉到这种偶发书写现象中所蕴含的独特审美特质,故而刻意加以提炼、运用,将偶然的笔墨效果升华为一种专门的笔法或书写技巧,飞白书形成的基础由此奠定。

传统典籍常常将飞白书的发明权安在东汉书法家蔡邕头上,比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就在《书断》中说:

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

尽管这种附会创始者的做法在历史上数见不鲜,不可尽信,但这条记载还是提供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大致在东汉末年,飞白书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工人粉刷所用的扁刷可能是后世发明飞白书专用书写工具的灵感来源。

至于蔡邕时代的飞白书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可以根据相关记载进行合理推测。比如《书断》中还曾谈到:

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

这里所谓的“楷制”“八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隶书,“轻微不满”则应该是由于字中每笔均“丝丝露白”而呈现出特殊的整体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飞白书最初的定义应该是一种以笔笔露白的特殊笔法写就、以隶书结体为形态结构基础、用于题写宫殿匾额的装饰性书体。宋代的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解释飞白书命名之由来时说:“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这不仅与上述定义相合,也体现出飞白书体势飞举的风格特征。

在同自然抗争与征服过程中,先民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实现天人合一、同生共荣,《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将自然与人完全等同化、一体化。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也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也必须不断改造、调适、充盈,这就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内省心理。《论语》中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晋傅玄《傅子》中说:“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而内省的目的,是培养浩然正气,走向纯洁崇高。是富贵不能淫,而不是屈服于权威;是返朴归真的旷达天放,而不是拘于物限的行止有束。这种内省出的自由逍遥、万物同化、高洁无比的理想人格,体现在艺术审美中,高度切合“雄浑”要素与内蕴。“雄浑”审美将人格的伟大高尚纳入囊中、收归己用,作为内涵一部分就显得十分妥帖,名正而言顺。至此,“雄浑”审美架构经过由反到正、由外到内不断完善补益已构建完成。

雄浑”一旦占据艺术审美的高位,必然有力促进书法艺术的嬗变与演进。汉代书法与前代相比,特别注重“力”和“势”的注入,正缘于此。王充在《论衡》特别提到壮士之力与笔墨之力,提出两者均须“扛鼎揭旗”,刘勰《文心雕龙》在“风骨”中极力推崇笔墨之力,认为艺术应该如鹰隼展翅、翰飞戾天那样“骨劲气猛”。同时“势”也摆上书法追求日程,书家开始对笔势、体势提出多种要求,如汉蔡邕《九势》就强调“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以此说明书法并不是笔画线条简单拼凑,而是有着“雄浑”审美的那种一气贯通、淋漓尽致。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面对国之殇、家之痛、忠心耿耿、正义凛凛跃于纸上的作品。作品中,他和着泪水流淌于字里行间,涂抹之处令后人凝重沉郁,肃然起敬。《争座位帖》至今1000多年。读文章之内容,那种秉义直诤,斥郭英乂之谄媚,愤鱼朝恩之骄纵,杰然忠义之气,在临习一笔一划、读诵一字一句之间,窥见其腕下生风、掷地有声之势,令人敬重。《奉命帖》写于遭奸相卢杞嫉妒迫害,出使宣慰叛臣李希烈大营之中。颜公自知天命无违,视死如归,烈烈忠节,取义成仁,标格炳炳溢于笔端。

正如宋司马光在《新唐书传赞》中写道:“及临大节,蹈之无贰色,何耶?彼忠臣谊士,宁以未见信望于人,要返诸己得其正,而后慊于中而行之也。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由于飞白书最核心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就是丝丝露白的“飞白”笔法,所以在汉魏两晋这一段字体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人们使用“飞白”笔法进行以楷、行、草等隶书以外字体为结构依托的飞白书尝试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飞白书的魅影得以投射到中国汉字的各种字体之上,飞白书的定义也由狭义的“以隶书结体为形态结构基础”扩展到了更为广大的范畴。

唐代是飞白书的繁荣期,这与几代帝王的推崇是密切相关的。唐太宗李世民擅长飞白书,还经常创作飞白书作品赐给高级官员,甚至要以此移风易俗:

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见《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

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夫妇都擅长飞白书,他们也像唐太宗那样经常以飞白书赏赐大臣。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碑额是飞白书的名作,此作以楷书结体为基础,用笔雄浑飞动,部分点画刻意塑造成飞鸟的形态,极富装饰性与神秘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飞白书原有的庙堂性、纪念碑性仍保持稳定,帝王常在重要的礼仪性场合使用飞白书,这或许是因为飞白书黑白交融的线条中能体现出中国传统的“燮理阴阳”“阴阳和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飞白书的装饰性大大加强,体现出工艺化、美术化的特征,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极为统治者所偏爱书体的神秘感、崇高感。虽然帝王的喜爱能够将飞白书的发展推向极盛,但过度的装饰倾向则决定了飞白书必将走向沉寂的命运。

宋代是飞白书的最盛期,在此之后,装饰性较强的飞白书便因为过分偏离书法艺术对于自由与抒情的本质追求而慢慢沉寂下来。根据清代陆绍曾、张燕昌《飞白录》的统计,宋代擅长飞白书的书法家人数达到三十人,为历代之最。宋太宗赵光义提倡文治,精研飞白,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揄扬道:“自古飞白罕有传者,惟先帝(宋太宗)兴之于已坠,永耀于将来。”自太宗以下直至南宋诸帝,几乎没有不会写飞白书的,达到了代代相传、世世不绝的程度,这其中的翘楚就当属《清平乐》的主角宋仁宗赵祯。

人品书品兼优的人,其书法作品的内容和笔画章法无不体现其为人光明磊落、立朝刚正的正大气象。书风无不体现方正刚劲、挺然有节的高尚情操,望之如盛德君子。

宋欧阳修《集古录》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又在《论字法》中强调,非自古贤哲学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耳。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宋代黄庭坚《书缯卷后》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论颜真卿书法时说:“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

宋仁宗宣称飞白书是自己的唯一爱好:“朕听政之暇,无所用心,以此自娱耳”,这样的专注用心决定了其成就之高。在《清平乐》中也有较大戏份的名臣晏殊曾作《飞白书赋》颂扬宋仁宗的飞白书说:

空蒙蝉翼之状,宛转蚪骖之形。斓皎月而霞薄,扬珍林而雾轻。

欧阳修、晏殊等名臣的赞扬,极大地提升了宋仁宗的自信心,史籍中关于宋仁宗赏赐臣下飞白书、以飞白书题匾的记载就有几十处。宋仁宗还效法唐太宗,在每年端午节赐给大臣飞白书扇,这好像是在宣告今日之治不输贞观之治。

事实也是如此,史上优秀书法凡冠以“雄浑”风格,其书家一定胸襟宽敞,心宅爽洁;相反,尽管有些书法出类拔萃、卓荤不凡,但因书家人品低俗、狗营苟蝇,终不为世所认。秦刻石小篆雄浑天放为世景仰,其背后与秦始皇雄才大略、尽兼六国的壮志密不可分,与丞相李斯精于文学、治国有术的杰出才能彼此相连。《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就尤如秦始皇、李斯等正襟危坐、肃穆庄严、目空一切的威严形象。对此,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有所总结,他认为学书者不仅要有天分,还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还要学富,学富才能胸罗万有,书卷之气溢满字里行间。“雄浑”自觉含纳人品的审美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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