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众声摘要： 终万历一朝，再也没有出现如同冯保、 张居正那样的权臣， 可谓“ 柄不旁落”，与这种强烈的权力欲是不无关系的。权力欲与怠于临朝，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在神宗身上如此巧妙地融为一体，这种畸形心理着实令人迷惑不解。帝王心理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不过究明了这一点，人们便可一步理解帝王之为何物了。 本文转自《文史月刊》，原题为《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 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 几乎 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 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帝， 作为一个独裁者， 其心理活动与常人有很多不同之处，值得细细探讨。当然这种探讨不是泛泛而谈， 必须作个案分析，才能奏效。笔者在撰写《万历传》时曾注意及此，试图对明神宗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对一系列现象求得合理 的解释。现特撰此文， 作深入的讨论， 求教于方家。
本文作者樊树志教授 一、 酒、 色、 财、 气与好逸、 好疑、 好胜、好货 对明神宗作心理分析的，其实早有人在，那就是对他知之甚深的大臣们。他们在批评自己的皇上乖戾的言行时，常有一些 真知灼见， 其中尤以雒于仁和张养蒙最为引人注 目。 神宗是个酒色之徒，大婚以后沉迷于酒色，年纪轻轻，身体却虚弱得很，经常自诉 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这引起了大臣们的关注，不断上疏劝他注意“ 衽席之爱” 、 “ 曲蘖之好” ，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
明神宗万历 万历十七年年底，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 字少经，陕西径阳人 ）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谴责皇上酒色财气的奏疏，堪称万历一朝批评皇上品行与私生活的难得好文 章，句句触及神宗要害，引起朝野上下强烈的反响。 雒于仁指出，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即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他与先前上疏的礼部主事卢洪春专门注重病理分析不一样。卢洪春说“ 医家曰，气血虚弱， 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 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 ，雒于仁则注重心理分析，并把酒、色、财、 气与政治联系起来。他说： ——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何醴味是耽，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 持刀舞剑，举动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 ——以皇上妃殡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宠郑妃而册封偏加，即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 不得并封。甚则溺爱郑妃，而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 ——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俭德也。夫何取银动至几十万两，索潞绸动至几千匹，略不知节。甚则拷索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而加杖。如张鲸以贿通而见用， 给事中李沂之言为不诬。若使无贿，皇上何痛绝忠良，而优容谗按 … … 此其病在贪财者也； ——以皇上不怒而畏，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计其数，竟使毙于杖下… … 甚则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应麟、孙如法，稗幽滞于林泉，拘禁于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气也； 根据以上分析，雒于仁开出了一张心理治疗的药方—“ 四勿之 箴 ” ，即戒酒、 戒 色、戒财、戒气四句箴言。 雒于仁的批评有根有据，神宗确实酒色财气样样俱全。 万历八年十一月，神宗在太监客用、孙海陪伴下，豪饮过量，酩酊大醉，将一宫 女头发割下，又将两名宦官杖责得几乎断气。是他纵酒肇祸的突出事例。 近年来，他头晕目眩，是他好色的结果。这一 点酷似乃祖乃父。他的祖父世宗， “ 志在长生，半为房中之术所误”。父亲穆宗也精于此道，据 给事中程文揭发，司礼监太监冯保身为阉人，却对淫秽之事十分精通，“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 。穆宗的短命，与冯保进诲淫之器、邪燥之药，有密切关系。神宗大婚后，冯保仍是“ 大伴” ，安知不故伎重演。神宗的头晕目眩，肝火过旺的症状，与其父何其相似乃尔。 明代上流社会中人，饱暖思淫欲，似是一种社会风尚，莫不沉迷于房中术。连道貌岸然的张居正也不例外，致他于死地的“下部热症” ，据王世贞说，“ 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 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 。沈德符也说，张居正“ 以饵房中药过多” ，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夭不能戴貂皮帽。神宗从二十几岁患上头晕目眩的动火热症， 一直到死，病根盖出于此。何况他比乃祖乃父还有所发明，在沉溺女色的同时，又玩弄“ 十俊” ——十名俊秀的小太监 “ 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 这有点近乎性心理变态的同性恋了。 至于贪财，在明代诸帝中，神宗堪称佼佼者。下令查抄冯保、张居正的家财，全部搬入大内，归他自己支配，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他贪财的秉性。司礼监太监张鲸 以贿赂皇上而受重用，遭外廷大臣弹劾后，又以重贿皇上而消灾避祸。令人难以置信的咄咄怪事都出现在神宗身上，决非偶然。 以后他又变本加厉地派太监四出搜刮钱财，矿税监一时成为社会的大祸害。可见 神宗的贪财心理非同一般。万历三十年二月十六日，神宗一时病危，紧急召见内 阁元辅首辅沈一贯，除了临终托孤之外，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矿税、织造、烧造之事。念念不忘的竟是他为了聚敛财富而派往各地的矿税太监，以及由太监督办的织造绸缎、烧造瓷器，应赶紧押解进宫等等。足见神宗的贪财心理已病入骨髓，只要 一息尚存，决不放过。 至于尚气，大抵是帝王的共同秉性，与他的老祖宗朱元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廷臣稍不合意，即下令廷杖，惨酷无比。大臣们愈是为之求救，他愈是重处。甚至把廷杖推广到宫女、太监身上，毙于杖下的不知其数。
廷杖——明代的一大发明 神宗又一 次尚气使性，对雒于仁的批评恨之入骨。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他单独召见内阁元辅申时行时，怒气冲冲地说， 雒于仁“ 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 。并把酒色财气抵赖得一干二净。“他说朕好酒， 谁人不饮酒 … … 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 …如恭妃王氏， 他有长子，朕着她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曾有偏？他说朕贪 财， 因受张鲸贿赂，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 ……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 难道更不责冶？” 他一 定要 申时行从严 惩处雒于仁，再三强调“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 如果神宗有自知之明的话，在挽回面子的同时，当扪心自问，切实注意酒色财气 的防微杜渐。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依旧我行我素。对此官员们议 很多，讲得最 为深刻的是右副都御史张养蒙 （字泰亨，号见冲，山西泽州人 ）。他在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批评皇上好逸、 好疑、 好货、 好胜， 与几年前雒于仁的酒色财气 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神宗进行心理分析的佳作，不过他回避了颇为敏感的酒色二字。他向皇上指出，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这当“ 格” 之气合” ，表现 为以下四方面： 一曰好逸。 梩祀倦于时享，朝堂倦于时御，章奏倦 于批览，卧起倦于晦明。恶烦恶劳，任情任性，斋居何作，静摄何功！ 二曰好疑。逢人疑人，逢事疑事，疑及于近侍，则左右莫必其生，疑及于外廷， 则寮寀莫奉其职。究且谋以疑败，奸以疑容！ 三曰好胜。属威严而笼愚智，喜谄谀而恶鲠直，厌封驳而乐传宣。将逞志于一夫，亦甘心于众口 。 四曰好货。以聚敛为奉公，以投献为尽节，珠玉惟恐不丰于帷幄，锦帛惟恐不侈于篋笥 。琼林大盈，竟为谁积 ！ 张养蒙所说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与雒于仁所说神宗纵酒、好色、贪财、尚气，都触及神宗灵魂深处的痼疾，反映了帝王心理在神宗这个特定人物身上的显现。好逸与纵酒、好色密切相关，好疑、好胜是尚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好货则是贪财的同义语。 纵观历史，许多帝王都沾染了酒色财气的恶习，因而可以看作是帝王的通病， 不过在神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表面看来，酒色财气之类仅仅是帝王个人私生活 的小节，无伤大雅。其实大谬而不然。神宗的这种畸形心理，几乎无一不与政治有关。他的纵酒，使他终日愦愦，头晕目眩，朝堂倦于时御，章奏倦于批览，卧起倦于晦明。他的好色，导致宠幸妖冶的郑贵妃，从而使册立皇太子常洛（恭妃王 氏所生）成为久议不决的棘手问题，一度曾有三王并封之议。他的贪财，导致他一 生沉迷于聚敛财富，查抄冯保、张居正家财，派遣矿税太监，与这种贪财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尚气，使他刚愎自用，不善于纳谏，逢人疑人，逢事疑事，他在位后期，朝政紊乱，与此不无联系。独裁者的个人秉性与心理，对于历史发展起着微妙的影响，切不可等闲视之。而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与好逸、好疑、 好 胜、 好货，则是剖析神宗临朝四十多年政治生涯的一把钥匙。 明史大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版《万历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虽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从中兴之主到庸碌之君，听樊教授娓娓道来。 二、 威权震主与张居正的悲剧 神宗在即位后的前十年中，对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尊崇备至，言听计从，在他死后，居然 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的家，这是为什么？值得细细地加以检讨 。
张居正 张居正辅政十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与参预下进行的，是得到皇太后 和他本人一再认可的，何况取得了公认的成效，他从来不曾表示过异议。这一切，他全然不顾，把十年来他对张居正的推崇褒奖言词忘得一干二净，丝毫不感到内疚。为了渲泄他的莫名怨恨，而不择手段，不计政治后果，一意孤行，简直给人一种为报复而报复的感觉。 独裁者尚气使性到常人无法估计的程度。他对功劳盖世的张居正恨之入骨，竟以为罪该断棺戮尸，使张居正及其家属蒙受不白之冤。这显然是意气用事，是他尚气心理作祟的大暴露，是他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对辅政大臣威权震主的无情报复。这是 一种不健康的阴暗的狭隘的心理状态。 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一切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顽长、长须及胸的长者敬重备至，待之以师臣之礼， 口口声声称“ 先生” 或“ 张先生” ，在下御札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或元辅张先生。以后传旨批奏 时，也多不提其名，只写“ 谕元辅” 。上有倡导，下必仿效。群臣在奏章疏本中，也多不敢直呼其名。直到张居正死后，余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称元辅，则碍于新 执政，便称先太师之类。 随着万历新政的展开，出现了一股反对新政的逆流，余懋学、傅应祯、刘台等人纷 纷上疏攻击张居正误国。神宗挺身而出，以明白无误的姿态支持张居正，严惩余、傅、刘等人反映了神宗与张居正在新政方面步调的完全一致。 万历四年十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 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九年考满，神宗对这位一品大臣，加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如此皇恩隆遇，使张居正诚惶诚恐。万历五年二月，张居正次子嗣修会试中式，将参加殿试。张居正请求回避，神宗不允。这场殿试不过是形式而已，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 ：张嗣修进士及第。张居正当面向皇上谢恩时，神宗说“ 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很明显，神宗是 以如此“ 看顾先生的子孙” 来表示对元辅张先生的感激之情 的。 万历六年九月十三 日，张居正之父病逝。按照明代祖制，张居正必须“ 丁忧” 离职 二十七个月。神宗本人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不愿他丁忧归里。张居正这个 磊落奇伟之士也不愿拘泥于常理，使新政中途受挫。于是出现了夺情起复的局面，张居正“ 在官守制” ，继续执政。 岂料，这一 安排竟然激起了守旧官僚一片反对声浪，其声势之咄咄逼人，大大出乎神宗与张居正的预料。在这个关键时刻，神宗自始至终站在张居正一边，从捍卫新政大局出发，坚持夺情起复之局使新政得以顺利继续，其手段之果断，措施之严厉，令人望而生畏。反对得最激烈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考、 邹元标 等人都遭到了廷杖。 万历六年二月，张居正因皇上大婚礼成，向神宗递上了《乞归葬疏 》。神宗以“ 倚 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 为理，不允所请。张居正再次乞求之后，神宗才勉强 同意，临行前再三嘱咐“ 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 倚托”？ 葬礼既毕，张居正考虑到正值酷暑，老母年迈，难耐旅途炎热之苦，请求神宗宽限 归期。神宗不同意，特地派官员赶往江陵，传达旨意，说“ 自卿行后，朕倦倦注 念，朝夕计日待旋” 要张居正准时返京，张母可由太监魏朝在秋凉后伴送来京。九月十五日，张居正母赵氏在司礼监太监魏朝伴护下，抵达京郊。神宗特命司礼监 太监李佑到郊外慰劳，两宫皇太后也派太监前往郊外慰劳。稍事休息后，魏朝陪 同张母进城。一 路上，仪 从炟赫，路人围观如堵。这是何等的恩宠，何等的荣耀？皇帝与皇太后对张居正母亲如此恩礼有加 ，如此亲如家人，实为君臣关系所罕见。 万历八年初，耕措礼与谒陵礼成，标志着十八岁 （虚岁）的神宗已经成年，他独 立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了。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 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不想让人们议论自己把持朝政不放，深感“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 以久居” ，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 乞休” 请求，意在归政于皇上。尽管他对权位是热衷的贪恋的，但也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的这一 归政乞休请求，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 略。此时此地的张居正仿 佛隐约地有一种身后必不保的预感。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流露了这种预感“ 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宇文护的下场，不免有点惶恐， 正 如《汉书· 霍光传》所说“ 威震主者不畜， 霍氏之祸 萌于骖乘 。” 看来他还是颇有一 点自知之明的。 神宗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两天以后， 张居正再次上疏 乞休，倾诉 自己“ 惴惴之心无一 日不临于 渊谷”的忧虑。 神宗有点踌躇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元辅张先生的威权震主， 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他作不了主，事情还得通 过“ 垂帘听政” 的母后才行。熟料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先生，对神宗说“ 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 ？待辅尔到三 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态，大大出乎神宗和张居正的预料。这一决定使 神宗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个 孩子，“ 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 ，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所谓辅佐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在世一日，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神宗对张居正由亲至怨的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样就埋伏 下一旦张居正死去，必将有所发泄的心理因素。 长期的重负， 使张居正心力交悴，终于在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与世长逝。张居正一死，政局立即大变， 首当其冲便是一向与张居正配合默契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两宫皇太后对冯保一向十分信赖，还在神宗大婚前，慈圣皇太后特别关照冯保，要他“ 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 。皇太后的意思是要冯保对皇上 严加管束，不可稍有放纵。冯保当然唯太后意旨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小皇帝。《明史· 冯保传 》说“ 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 之。时与小内竖戏，见冯保入，辄正襟危坐， 曰大伴来矣” 神宗对“ 大伴” 冯保的畏俱心理，于此可见一斑。 万历八年某天， 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诱导 ，酗酒肇事，闹得宫内一 时大乱。第二天，冯保把此事报告了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一反往常慈祥稳重 之态，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潞王神宗弟为帝。神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 皇太后才肯宽恕。 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默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事情才算了结。但神宗对冯保的关系从此 由信赖、 畏惧转为怀疑、 怨恨。 冯保依仗太后宠幸，张居正支持,有恃无恐，对神宗籍制过甚，必然要引起反感。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是在意料之中的。后来申时行之子对沈德符谈起宫中轶 闻，颇为感既地说“ 此时上意已作李辅国、鱼朝恩之想，而冯珰尚以少主视之，了不悟也。” 李辅国、 鱼朝恩是唐代安史之乱后两名飞扬跋扈的太监，因权势过盛 为唐代宗所杀。神宗把冯保视作李、鱼，可见已有剪除之意。 张居正一死，冯保失去了外廷强有力的支持者，剪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万历十年十二月，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著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还 算念在“ 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份上，看在先帝顾命付托上，给予宽大处理。 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言官们窥知皇上之意已移， 便交章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该劾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无非是什么“ 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 云 云。 杨四知的奏疏，与前几年傅应祯、刘台的奏疏相比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但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激起神宗盛怒，对上疏者严加惩处，后者却正中下怀， 欣然同意。显然帝王独裁心理在作祟。 尽管神宗对张居正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十年来这位元辅兼帝师对他管束过过严、干涉过多，甚至对他的宫闱生活也说三道四 ，使神宗由厌恶到引发出逆反心理。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神宗，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 色勃如 也”之“ 勃”字读作“ 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 当作勃字 ” ！其声如雷鸣，神宗“ 悚然而惊” ，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 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 常常守着看管” ， “使非礼之言不得一闻于耳，邪媟之事不敢一陈于前” “ 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 。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辄谴责 神宗“ 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 与神宗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可想而知。 尤其令神宗不能容忍的是，张居正威权震主。十年来，他这个皇帝所受掣肘实在太多。听命于太后犹有可言，受元辅摆布难以长期忍耐，但强制忍耐了。内阁辅臣职权轻重因人而异，严嵩、高拱已无所不统，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 受顾命辅政，“ 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 威君严父，又有加焉” 。所谓“ 宫府 一 体” 云云， 即把内宫皇帝与外廷政府的事权 集于一 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连张居正本人也不否认，他曾对阿谈他 的部下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帝施政，使神宗很难施展自己的权力欲，感受到了“ 威权震主”。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现在即然亲操政柄，不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余威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疏写得不怎么样，却提供了一个极佳 时机，于是神宗立即在此疏上批示“ 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 顾乃估宠行私，殊典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 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皇上态度的剧变，无异于放出一个政治信号诱导，言官 们对张居正的弹劾逐步升级。 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在一份奏疏无中生有地说“ 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此论一 出，久欲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已故废 辽王的次妃王氏出面，向神宗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 》，说什么“ 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看了这一句话， 以为抓住了籍没张居正家财的把柄。他早就对张居正家财有所垂涎，抄 没了冯保家财后，就想对张府动手，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了，所以迅速作出反应，下了一道圣旨“ 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 伊父占葬王坟，掘毁人墓，罪犯深重，你等如何通不究拟？着司礼监张诚、刑侍丘橓、左给事杨王相、 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前去会同抚按官， 查照本内王府仓基房屋， 并湖池洲 田，及一应财产，都抄没入官，变卖解京。” 这道圣旨，对于已死的张居正及其家属，不啻是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是万历一朝政 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张居正从政治峰巅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促使神宗对“ 元辅张先生” 如此无情地下毒手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贪财心理在作祟，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早在一年之前，他看了大理寺呈上的张居正亲信游七、冯昕在狱中的供词后， 就下令剥夺他亲手颁赐给张居正 的上柱国、 太师兼太子太师等政治荣誉， 将其子革职为民，就是为此目的采取的措施 。然而，人们无论如何没有料到， 事态竟会发展到查抄张府的地步。 神宗的本意并非要为辽王翻案，而是借此重论张居正的罪状。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参劾故相张居正的奏章，神宗亲笔写下了如下结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 侵夺王坟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 聪 … … 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 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 张顺、 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 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 张居正死后竟然遭到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是他本人生前始料不及的，也是与神宗 当初尊崇备至的态度大相径庭的。《明神宗实录 》对张居正的“ 盖棺论定” 写得还 算平直公允，特别强调指出“ 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历任礼部尚书、 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也感慨于 此“ 惟凭借太后，携持人主，束缚钤制，不得伸缩。主上圣明，虽在冲龄，心已默 忌，放祸机一 发不可救， 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体为致祸之端， 以夺情起复，二子及第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败也。江陵之所以败，惟操弄之权， 钤制太过 耳。” 分析得不落俗套，入木三分， 与《实录 》所谓“ 威权震主， 祸萌骖乘” ， 可以互相印证。 明史大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版《万历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虽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从中兴之主到庸碌之君，听樊教授娓娓道来。 三、 权力欲与怠于临朝 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厉精图治，一度形成了“ 事事由联独断” 的局面。何以到了后期会怠于临朝呢？这是研究神宗及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问题 。探讨的结果，人们的见解很不一 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 晚明名士夏允彝 （字彝仲，松江华亭人）对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作这样的分析“ 自郑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 夏允彝还勾画了神宗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 ：先是对朝政表现倦怠之意，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以后发展到绝不视朝，奏章也懒于批答，束之高阁。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写照， 但他对于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把神宗“ 倦勤” 、“ 御朝日稀” 归因于宠幸郑贵妃，沉迷于儿女情长，似乎失之偏颇。他宠幸郑贵妃，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一 再与廷臣对抗，从而导致三王并封之议，以及妖书案、挺击案之类政治风波。透过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人们可以强 烈地感受到他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他的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 一点连夏允彝也不得不承认“ 神庙仁圣非常，虽御朝日稀，而柄不旁落。” 神宗的倦勤与御朝日稀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把神宗亲操政柄以后的几十年称为“ 醉梦时期” ，说他“ 怠于 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原因何在呢？孟先生以 为是“ 专用软熟之人为相” 的缘故， 这“ 软熟之人” 的魁首便是申时行，因为申阁老“ 遇事迁就，以成其过” ，章奏留中，讲筵停罢，都是他开的先例。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将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 于申时行。他说“ （帝 ）欲作解放不受束缚，故' 每遇朝讲多传免’，时行不但不匡 正此变态心理，反助帝偷学， 疏其变态为巨流， 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以' 进讲 章 （讲义）代讲授，' 自后为故事， 讲筵遂永罢’ … … 又助上怠政，教其将不愿接 受之章奏留中，'毋下其章’… … 自是以后，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日耽荒逸，纵 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为乐 。 孟、马二 氏所论并非臆测，但神宗的怠于临朝，要申时行来承担责任，未免太不公平。申时行为人“ 软熟” “ 遇事迁就” ，都是于史有证的。不过他是出于 张居正“ 威权震主” 的前车之鉴， 把威权统统交给神宗，让他亲操政柄。申时行的迁就， 仅仅给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偷懒提供方便。从事实上讲， 申时行任内阁元辅的几年中，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根本谈不上荒怠偷懒。从逻辑上讲，申时行如果像严嵩那样专擅朝政，那么神 宗才可以像祖父世宗那样，不理朝政，荒怠疏懒。 笔者认为，神宗怠于临朝，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 色 ，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谓 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 加剧的过程。 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万历十四年， 神宗由于“ 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较长时间暂免朝讲。臣下无不惊骇，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逸， 其实是冤枉他了。 以后，神宗的身体时好时坏， 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 他还是朝讲如初。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 日，神宗为雒于仁奏疏召见申时行。申时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摄， 但也应该一月之中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处 理重大政务。神宗解释道“ 联病愈，岂不欲出 ！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 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 行立不便。” 要一个头晕眼黑， 行立不便的人朝讲如常，是不可能的。万历十九年九月他向申时行谈及病情时说“ 朕近年以来， 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 心神烦乱。” 真实地流露出他久病以后的心理状态。疾病纠缠， 朝政又头绪纷繁，使他对朝政久缺感到心烦意乱，颇有内疚之憾。 其后，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不见好转， 神宗仍是“ 面目发肿，行步 艰难” 。 万历二十一年 十一 月，适逢慈圣皇太后万寿圣节诞辰， 神宗支撑着来到皇极门，接受群臣祝贺。典礼完毕后，单独召见了元辅王锡爵，议论朝政。临别 时， 王锡爵说“ 今日见皇上，不知再见何时” ，神宗无可奈何地答道“ 朕也要与先 生每常见， 只是朕体不时动火 … …” 言外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 神宗天性至孝，经常在去慈宁宫向生母慈圣皇太后请安。由于身体肥胖，又多病，步履维艰，他还是每月数回去慈宁宫，不过是“ 膝行而前，忘其委惫”。 为了便于行动，内侍为他特制了一辆骔辇——规度精巧、 转折如意的手推车， 以车代步，又绝无声响。 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于此也可窥见一二了。 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剧。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又单独召见元辅沈一贯，当着慈圣皇太后、太子及诸王的面，向沈 一贯嘱托后事，要他辅佐太子做个 好皇帝。 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神宗，身体已虚弱到极点，否则决不会有此一场虚惊。自从这场虚惊后，神宗更加怠于临朝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并未放弃他的权力欲，事事仍由他独断。他处理朝政的主 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的， 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 、妖书案、挺击案等事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终万历一朝，再也没有出现如同冯保、 张居正那样的权臣， 可谓“ 柄不旁落”，与这种强烈的权力欲是不无关系的。权力欲与怠于临朝， 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 在神宗身上如此巧妙地融为一体， 这种畸形心理着实令人迷惑不解。帝王心理是常人难以理 解的， 不过究明了这一点，人们便可一步理解帝王之为何物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