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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为何物?从明神宗看帝王心态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22-07-04 发表于宁夏

合众声摘要:

终万历一朝,再也没有出现如同冯保、 张居正那样的权臣, 可谓“ 柄不旁落”,与这种强烈的权力欲是不无关系的。权力欲与怠于临朝,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在神宗身上如此巧妙地融为一体,这种畸形心理着实令人迷惑不解。帝王心理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不过究明了这一点,人们便可一步理解帝王之为何物了。

本文转自《文史月刊》,原题为《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

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 几乎 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 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帝, 作为一个独裁者, 其心理活动与常人有很多不同之处,值得细细探讨。当然这种探讨不是泛泛而谈, 必须作个案分析,才能奏效。笔者在撰写《万历传》时曾注意及此,试图对明神宗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对一系列现象求得合理 的解释。现特撰此文, 作深入的讨论, 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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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樊树志教授

一、 酒、 色、 财、 气与好逸、 好疑、 好胜、好货

对明神宗作心理分析的,其实早有人在,那就是对他知之甚深的大臣们。他们在批评自己的皇上乖戾的言行时,常有一些 真知灼见, 其中尤以雒于仁和张养蒙最为引人注 目。

神宗是个酒色之徒,大婚以后沉迷于酒色,年纪轻轻,身体却虚弱得很,经常自诉 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这引起了大臣们的关注,不断上疏劝他注意“ 衽席之爱” 、 “ 曲蘖之好” ,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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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万历

万历十七年年底,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 字少经,陕西径阳人 )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谴责皇上酒色财气的奏疏,堪称万历一朝批评皇上品行与私生活的难得好文 章,句句触及神宗要害,引起朝野上下强烈的反响。

雒于仁指出,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即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他与先前上疏的礼部主事卢洪春专门注重病理分析不一样。卢洪春说“ 医家曰,气血虚弱, 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 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  ,雒于仁则注重心理分析,并把酒、色、财、 气与政治联系起来。他说:

——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何醴味是耽,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 持刀舞剑,举动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

——以皇上妃殡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宠郑妃而册封偏加,即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 不得并封。甚则溺爱郑妃,而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

——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俭德也。夫何取银动至几十万两,索潞绸动至几千匹,略不知节。甚则拷索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而加杖。如张鲸以贿通而见用, 给事中李沂之言为不诬。若使无贿,皇上何痛绝忠良,而优容谗按 … … 此其病在贪财者也;

——以皇上不怒而畏,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计其数,竟使毙于杖下… … 甚则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应麟、孙如法,稗幽滞于林泉,拘禁于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气也;

根据以上分析,雒于仁开出了一张心理治疗的药方—“ 四勿之 箴 ” ,即戒酒、 戒 色、戒财、戒气四句箴言。

雒于仁的批评有根有据,神宗确实酒色财气样样俱全。

万历八年十一月,神宗在太监客用、孙海陪伴下,豪饮过量,酩酊大醉,将一宫 女头发割下,又将两名宦官杖责得几乎断气。是他纵酒肇祸的突出事例。

近年来,他头晕目眩,是他好色的结果。这一 点酷似乃祖乃父。他的祖父世宗, “ 志在长生,半为房中之术所误”。父亲穆宗也精于此道,据 给事中程文揭发,司礼监太监冯保身为阉人,却对淫秽之事十分精通,“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 。穆宗的短命,与冯保进诲淫之器、邪燥之药,有密切关系。神宗大婚后,冯保仍是“ 大伴” ,安知不故伎重演。神宗的头晕目眩,肝火过旺的症状,与其父何其相似乃尔。

明代上流社会中人,饱暖思淫欲,似是一种社会风尚,莫不沉迷于房中术。连道貌岸然的张居正也不例外,致他于死地的“下部热症” ,据王世贞说,“ 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 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 。沈德符也说,张居正“ 以饵房中药过多” ,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夭不能戴貂皮帽。神宗从二十几岁患上头晕目眩的动火热症, 一直到死,病根盖出于此。何况他比乃祖乃父还有所发明,在沉溺女色的同时,又玩弄“ 十俊” ——十名俊秀的小太监 “ 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 这有点近乎性心理变态的同性恋了。

至于贪财,在明代诸帝中,神宗堪称佼佼者。下令查抄冯保、张居正的家财,全部搬入大内,归他自己支配,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他贪财的秉性。司礼监太监张鲸 以贿赂皇上而受重用,遭外廷大臣弹劾后,又以重贿皇上而消灾避祸。令人难以置信的咄咄怪事都出现在神宗身上,决非偶然。

以后他又变本加厉地派太监四出搜刮钱财,矿税监一时成为社会的大祸害。可见 神宗的贪财心理非同一般。万历三十年二月十六日,神宗一时病危,紧急召见内 阁元辅首辅沈一贯,除了临终托孤之外,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矿税、织造、烧造之事。念念不忘的竟是他为了聚敛财富而派往各地的矿税太监,以及由太监督办的织造绸缎、烧造瓷器,应赶紧押解进宫等等。足见神宗的贪财心理已病入骨髓,只要 一息尚存,决不放过。 

至于尚气,大抵是帝王的共同秉性,与他的老祖宗朱元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廷臣稍不合意,即下令廷杖,惨酷无比。大臣们愈是为之求救,他愈是重处。甚至把廷杖推广到宫女、太监身上,毙于杖下的不知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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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明代的一大发明

神宗又一 次尚气使性,对雒于仁的批评恨之入骨。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他单独召见内阁元辅申时行时,怒气冲冲地说, 雒于仁“ 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 。并把酒色财气抵赖得一干二净。“他说朕好酒, 谁人不饮酒 … … 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 …如恭妃王氏, 他有长子,朕着她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曾有偏?他说朕贪 财, 因受张鲸贿赂,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 ……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 难道更不责冶?” 他一 定要 申时行从严 惩处雒于仁,再三强调“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 

如果神宗有自知之明的话,在挽回面子的同时,当扪心自问,切实注意酒色财气 的防微杜渐。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依旧我行我素。对此官员们议 很多,讲得最 为深刻的是右副都御史张养蒙 (字泰亨,号见冲,山西泽州人 )。他在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批评皇上好逸、 好疑、 好货、 好胜, 与几年前雒于仁的酒色财气 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神宗进行心理分析的佳作,不过他回避了颇为敏感的酒色二字。他向皇上指出,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这当“ 格” 之气合” ,表现 为以下四方面:

 一曰好逸。 梩祀倦于时享,朝堂倦于时御,章奏倦 于批览,卧起倦于晦明。恶烦恶劳,任情任性,斋居何作,静摄何功!

二曰好疑。逢人疑人,逢事疑事,疑及于近侍,则左右莫必其生,疑及于外廷, 则寮寀莫奉其职。究且谋以疑败,奸以疑容!

三曰好胜。属威严而笼愚智,喜谄谀而恶鲠直,厌封驳而乐传宣。将逞志于一夫,亦甘心于众口 。

四曰好货。以聚敛为奉公,以投献为尽节,珠玉惟恐不丰于帷幄,锦帛惟恐不侈于篋笥 。琼林大盈,竟为谁积 !

张养蒙所说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与雒于仁所说神宗纵酒、好色、贪财、尚气,都触及神宗灵魂深处的痼疾,反映了帝王心理在神宗这个特定人物身上的显现。好逸与纵酒、好色密切相关,好疑、好胜是尚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好货则是贪财的同义语。

纵观历史,许多帝王都沾染了酒色财气的恶习,因而可以看作是帝王的通病, 不过在神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表面看来,酒色财气之类仅仅是帝王个人私生活 的小节,无伤大雅。其实大谬而不然。神宗的这种畸形心理,几乎无一不与政治有关。他的纵酒,使他终日愦愦,头晕目眩,朝堂倦于时御,章奏倦于批览,卧起倦于晦明。他的好色,导致宠幸妖冶的郑贵妃,从而使册立皇太子常洛(恭妃王 氏所生)成为久议不决的棘手问题,一度曾有三王并封之议。他的贪财,导致他一 生沉迷于聚敛财富,查抄冯保、张居正家财,派遣矿税太监,与这种贪财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尚气,使他刚愎自用,不善于纳谏,逢人疑人,逢事疑事,他在位后期,朝政紊乱,与此不无联系。独裁者的个人秉性与心理,对于历史发展起着微妙的影响,切不可等闲视之。而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与好逸、好疑、 好 胜、 好货,则是剖析神宗临朝四十多年政治生涯的一把钥匙。

明史大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版《万历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虽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从中兴之主到庸碌之君,听樊教授娓娓道来。

二、 威权震主与张居正的悲剧

神宗在即位后的前十年中,对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尊崇备至,言听计从,在他死后,居然 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的家,这是为什么?值得细细地加以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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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居正辅政十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与参预下进行的,是得到皇太后 和他本人一再认可的,何况取得了公认的成效,他从来不曾表示过异议。这一切,他全然不顾,把十年来他对张居正的推崇褒奖言词忘得一干二净,丝毫不感到内疚。为了渲泄他的莫名怨恨,而不择手段,不计政治后果,一意孤行,简直给人一种为报复而报复的感觉。

独裁者尚气使性到常人无法估计的程度。他对功劳盖世的张居正恨之入骨,竟以为罪该断棺戮尸,使张居正及其家属蒙受不白之冤。这显然是意气用事,是他尚气心理作祟的大暴露,是他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对辅政大臣威权震主的无情报复。这是 一种不健康的阴暗的狭隘的心理状态。

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一切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顽长、长须及胸的长者敬重备至,待之以师臣之礼, 口口声声称“ 先生” 或“ 张先生” ,在下御札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或元辅张先生。以后传旨批奏 时,也多不提其名,只写“ 谕元辅” 。上有倡导,下必仿效。群臣在奏章疏本中,也多不敢直呼其名。直到张居正死后,余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称元辅,则碍于新 执政,便称先太师之类。

随着万历新政的展开,出现了一股反对新政的逆流,余懋学、傅应祯、刘台等人纷 纷上疏攻击张居正误国。神宗挺身而出,以明白无误的姿态支持张居正,严惩余、傅、刘等人反映了神宗与张居正在新政方面步调的完全一致。

万历四年十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 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九年考满,神宗对这位一品大臣,加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如此皇恩隆遇,使张居正诚惶诚恐。万历五年二月,张居正次子嗣修会试中式,将参加殿试。张居正请求回避,神宗不允。这场殿试不过是形式而已,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 :张嗣修进士及第。张居正当面向皇上谢恩时,神宗说“ 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很明显,神宗是 以如此“ 看顾先生的子孙” 来表示对元辅张先生的感激之情 的。

万历六年九月十三 日,张居正之父病逝。按照明代祖制,张居正必须“ 丁忧” 离职 二十七个月。神宗本人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不愿他丁忧归里。张居正这个 磊落奇伟之士也不愿拘泥于常理,使新政中途受挫。于是出现了夺情起复的局面,张居正“ 在官守制” ,继续执政。

岂料,这一 安排竟然激起了守旧官僚一片反对声浪,其声势之咄咄逼人,大大出乎神宗与张居正的预料。在这个关键时刻,神宗自始至终站在张居正一边,从捍卫新政大局出发,坚持夺情起复之局使新政得以顺利继续,其手段之果断,措施之严厉,令人望而生畏。反对得最激烈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考、 邹元标 等人都遭到了廷杖。

万历六年二月,张居正因皇上大婚礼成,向神宗递上了《乞归葬疏 》。神宗以“ 倚 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 为理,不允所请。张居正再次乞求之后,神宗才勉强 同意,临行前再三嘱咐“ 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 倚托”?

葬礼既毕,张居正考虑到正值酷暑,老母年迈,难耐旅途炎热之苦,请求神宗宽限 归期。神宗不同意,特地派官员赶往江陵,传达旨意,说“ 自卿行后,朕倦倦注 念,朝夕计日待旋” 要张居正准时返京,张母可由太监魏朝在秋凉后伴送来京。九月十五日,张居正母赵氏在司礼监太监魏朝伴护下,抵达京郊。神宗特命司礼监 太监李佑到郊外慰劳,两宫皇太后也派太监前往郊外慰劳。稍事休息后,魏朝陪 同张母进城。一 路上,仪 从炟赫,路人围观如堵。这是何等的恩宠,何等的荣耀?皇帝与皇太后对张居正母亲如此恩礼有加 ,如此亲如家人,实为君臣关系所罕见。

万历八年初,耕措礼与谒陵礼成,标志着十八岁 (虚岁)的神宗已经成年,他独 立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了。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 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不想让人们议论自己把持朝政不放,深感“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 以久居” ,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 乞休” 请求,意在归政于皇上。尽管他对权位是热衷的贪恋的,但也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的这一 归政乞休请求,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 略。此时此地的张居正仿 佛隐约地有一种身后必不保的预感。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流露了这种预感“ 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宇文护的下场,不免有点惶恐, 正 如《汉书· 霍光传》所说“ 威震主者不畜, 霍氏之祸 萌于骖乘  。” 看来他还是颇有一 点自知之明的。

神宗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两天以后, 张居正再次上疏 乞休,倾诉 自己“ 惴惴之心无一 日不临于 渊谷”的忧虑。 

神宗有点踌躇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元辅张先生的威权震主, 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他作不了主,事情还得通 过“ 垂帘听政” 的母后才行。熟料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先生,对神宗说“ 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 ?待辅尔到三 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态,大大出乎神宗和张居正的预料。这一决定使 神宗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个 孩子,“ 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 ,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所谓辅佐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在世一日,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神宗对张居正由亲至怨的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样就埋伏 下一旦张居正死去,必将有所发泄的心理因素。

长期的重负, 使张居正心力交悴,终于在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与世长逝。张居正一死,政局立即大变, 首当其冲便是一向与张居正配合默契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两宫皇太后对冯保一向十分信赖,还在神宗大婚前,慈圣皇太后特别关照冯保,要他“ 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 。皇太后的意思是要冯保对皇上 严加管束,不可稍有放纵。冯保当然唯太后意旨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小皇帝。《明史· 冯保传 》说“ 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 之。时与小内竖戏,见冯保入,辄正襟危坐, 曰大伴来矣” 神宗对“ 大伴” 冯保的畏俱心理,于此可见一斑。

万历八年某天, 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诱导 ,酗酒肇事,闹得宫内一 时大乱。第二天,冯保把此事报告了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一反往常慈祥稳重 之态,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潞王神宗弟为帝。神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 皇太后才肯宽恕。 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默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事情才算了结。但神宗对冯保的关系从此 由信赖、 畏惧转为怀疑、 怨恨。

冯保依仗太后宠幸,张居正支持,有恃无恐,对神宗籍制过甚,必然要引起反感。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是在意料之中的。后来申时行之子对沈德符谈起宫中轶 闻,颇为感既地说“ 此时上意已作李辅国、鱼朝恩之想,而冯珰尚以少主视之,了不悟也。”  李辅国、 鱼朝恩是唐代安史之乱后两名飞扬跋扈的太监,因权势过盛 为唐代宗所杀。神宗把冯保视作李、鱼,可见已有剪除之意。

张居正一死,冯保失去了外廷强有力的支持者,剪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万历十年十二月,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著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还 算念在“ 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份上,看在先帝顾命付托上,给予宽大处理。

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言官们窥知皇上之意已移, 便交章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该劾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无非是什么“ 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 云 云。 杨四知的奏疏,与前几年傅应祯、刘台的奏疏相比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但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激起神宗盛怒,对上疏者严加惩处,后者却正中下怀, 欣然同意。显然帝王独裁心理在作祟。 

尽管神宗对张居正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十年来这位元辅兼帝师对他管束过过严、干涉过多,甚至对他的宫闱生活也说三道四 ,使神宗由厌恶到引发出逆反心理。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神宗,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 色勃如 也”之“ 勃”字读作“ 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 当作勃字 ” !其声如雷鸣,神宗“ 悚然而惊” ,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 

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 常常守着看管” , “使非礼之言不得一闻于耳,邪媟之事不敢一陈于前” “ 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 。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辄谴责 神宗“ 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 与神宗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可想而知。

尤其令神宗不能容忍的是,张居正威权震主。十年来,他这个皇帝所受掣肘实在太多。听命于太后犹有可言,受元辅摆布难以长期忍耐,但强制忍耐了。内阁辅臣职权轻重因人而异,严嵩、高拱已无所不统,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 受顾命辅政,“ 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 威君严父,又有加焉” 。所谓“ 宫府 一 体” 云云, 即把内宫皇帝与外廷政府的事权 集于一 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连张居正本人也不否认,他曾对阿谈他 的部下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帝施政,使神宗很难施展自己的权力欲,感受到了“ 威权震主”。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现在即然亲操政柄,不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余威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疏写得不怎么样,却提供了一个极佳 时机,于是神宗立即在此疏上批示“ 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 顾乃估宠行私,殊典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 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皇上态度的剧变,无异于放出一个政治信号诱导,言官 们对张居正的弹劾逐步升级。

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在一份奏疏无中生有地说“ 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此论一 出,久欲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已故废 辽王的次妃王氏出面,向神宗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 》,说什么“ 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看了这一句话, 以为抓住了籍没张居正家财的把柄。他早就对张居正家财有所垂涎,抄 没了冯保家财后,就想对张府动手,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了,所以迅速作出反应,下了一道圣旨“ 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 伊父占葬王坟,掘毁人墓,罪犯深重,你等如何通不究拟?着司礼监张诚、刑侍丘橓、左给事杨王相、 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前去会同抚按官, 查照本内王府仓基房屋, 并湖池洲 田,及一应财产,都抄没入官,变卖解京。” 

这道圣旨,对于已死的张居正及其家属,不啻是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是万历一朝政 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张居正从政治峰巅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促使神宗对“ 元辅张先生” 如此无情地下毒手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贪财心理在作祟,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早在一年之前,他看了大理寺呈上的张居正亲信游七、冯昕在狱中的供词后, 就下令剥夺他亲手颁赐给张居正 的上柱国、 太师兼太子太师等政治荣誉, 将其子革职为民,就是为此目的采取的措施 。然而,人们无论如何没有料到, 事态竟会发展到查抄张府的地步。

神宗的本意并非要为辽王翻案,而是借此重论张居正的罪状。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参劾故相张居正的奏章,神宗亲笔写下了如下结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 侵夺王坟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 聪 … … 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 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 张顺、 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 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

张居正死后竟然遭到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是他本人生前始料不及的,也是与神宗 当初尊崇备至的态度大相径庭的。《明神宗实录 》对张居正的“ 盖棺论定” 写得还 算平直公允,特别强调指出“ 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历任礼部尚书、 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也感慨于 此“ 惟凭借太后,携持人主,束缚钤制,不得伸缩。主上圣明,虽在冲龄,心已默 忌,放祸机一 发不可救, 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体为致祸之端, 以夺情起复,二子及第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败也。江陵之所以败,惟操弄之权, 钤制太过 耳。”  分析得不落俗套,入木三分, 与《实录 》所谓“ 威权震主, 祸萌骖乘” , 可以互相印证。

明史大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版《万历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虽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从中兴之主到庸碌之君,听樊教授娓娓道来。

三、 权力欲与怠于临朝

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厉精图治,一度形成了“ 事事由联独断” 的局面。何以到了后期会怠于临朝呢?这是研究神宗及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问题 。探讨的结果,人们的见解很不一 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

晚明名士夏允彝 (字彝仲,松江华亭人)对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作这样的分析“ 自郑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 夏允彝还勾画了神宗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 :先是对朝政表现倦怠之意,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以后发展到绝不视朝,奏章也懒于批答,束之高阁。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写照, 但他对于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把神宗“ 倦勤” 、“ 御朝日稀” 归因于宠幸郑贵妃,沉迷于儿女情长,似乎失之偏颇。他宠幸郑贵妃,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一 再与廷臣对抗,从而导致三王并封之议,以及妖书案、挺击案之类政治风波。透过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人们可以强 烈地感受到他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他的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 一点连夏允彝也不得不承认“ 神庙仁圣非常,虽御朝日稀,而柄不旁落。”  神宗的倦勤与御朝日稀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把神宗亲操政柄以后的几十年称为“ 醉梦时期” ,说他“ 怠于 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原因何在呢?孟先生以 为是“ 专用软熟之人为相” 的缘故, 这“ 软熟之人” 的魁首便是申时行,因为申阁老“ 遇事迁就,以成其过” ,章奏留中,讲筵停罢,都是他开的先例。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将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 于申时行。他说“ (帝 )欲作解放不受束缚,故' 每遇朝讲多传免’,时行不但不匡 正此变态心理,反助帝偷学, 疏其变态为巨流, 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以' 进讲 章 (讲义)代讲授,' 自后为故事, 讲筵遂永罢’ … … 又助上怠政,教其将不愿接 受之章奏留中,'毋下其章’… … 自是以后,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日耽荒逸,纵 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为乐 。

孟、马二 氏所论并非臆测,但神宗的怠于临朝,要申时行来承担责任,未免太不公平。申时行为人“ 软熟” “ 遇事迁就” ,都是于史有证的。不过他是出于 张居正“ 威权震主” 的前车之鉴, 把威权统统交给神宗,让他亲操政柄。申时行的迁就, 仅仅给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偷懒提供方便从事实上讲, 申时行任内阁元辅的几年中,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根本谈不上荒怠偷懒。从逻辑上讲,申时行如果像严嵩那样专擅朝政,那么神 宗才可以像祖父世宗那样,不理朝政,荒怠疏懒。

笔者认为,神宗怠于临朝,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 色 ,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谓 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 加剧的过程。

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万历十四年, 神宗由于“ 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较长时间暂免朝讲。臣下无不惊骇,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逸, 其实是冤枉他了。 

以后,神宗的身体时好时坏, 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 他还是朝讲如初。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 日,神宗为雒于仁奏疏召见申时行。申时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摄, 但也应该一月之中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处 理重大政务。神宗解释道“ 联病愈,岂不欲出 !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 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 行立不便。”  要一个头晕眼黑, 行立不便的人朝讲如常,是不可能的。万历十九年九月他向申时行谈及病情时说“ 朕近年以来, 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 心神烦乱。” 真实地流露出他久病以后的心理状态。疾病纠缠, 朝政又头绪纷繁,使他对朝政久缺感到心烦意乱,颇有内疚之憾。 

其后,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不见好转, 神宗仍是“ 面目发肿,行步 艰难” 。 万历二十一年 十一 月,适逢慈圣皇太后万寿圣节诞辰, 神宗支撑着来到皇极门,接受群臣祝贺。典礼完毕后,单独召见了元辅王锡爵,议论朝政。临别 时, 王锡爵说“ 今日见皇上,不知再见何时” ,神宗无可奈何地答道“ 朕也要与先 生每常见, 只是朕体不时动火 … …”  言外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

神宗天性至孝,经常在去慈宁宫向生母慈圣皇太后请安。由于身体肥胖,又多病,步履维艰,他还是每月数回去慈宁宫,不过是“ 膝行而前,忘其委惫”。 为了便于行动,内侍为他特制了一辆骔辇——规度精巧、 转折如意的手推车, 以车代步,又绝无声响。 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于此也可窥见一二了。

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剧。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又单独召见元辅沈一贯,当着慈圣皇太后、太子及诸王的面,向沈 一贯嘱托后事,要他辅佐太子做个 好皇帝。 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神宗,身体已虚弱到极点,否则决不会有此一场虚惊。自从这场虚惊后,神宗更加怠于临朝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并未放弃他的权力欲,事事仍由他独断。他处理朝政的主 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的, 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 、妖书案、挺击案等事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终万历一朝,再也没有出现如同冯保、 张居正那样的权臣, 可谓“ 柄不旁落”,与这种强烈的权力欲是不无关系的。权力欲与怠于临朝, 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 在神宗身上如此巧妙地融为一体, 这种畸形心理着实令人迷惑不解。帝王心理是常人难以理 解的, 不过究明了这一点,人们便可一步理解帝王之为何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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