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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2月2日“万历”年号正式启用，今年是440周年。 《万历传》是晚明史大家樊树志有关万历帝传记的经典力作。呈现万历帝及万历朝数十年历史，情节、对话有根有据，同时引入心理分析，尝试将万历帝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 万历皇帝既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又因他的后半生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导致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令世人瞩目：经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万历帝最后两年的生活，是在辽东战事的忧虑与日益加重的疾病煎熬中度过的。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入夏以来，一直到病逝，万历帝身体始终不好。六月初六日他对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暑湿熏蒸，不时腹泄，头目眩晕，身体发软。见今服药未愈，临御不便。”不能视朝，还得为辽事操心。这时，他多么需要得力的内阁辅臣为之排忧解难。自从万历四十五年次辅吴道南丁忧归里后，内阁辅臣只有元辅方从哲一人，而方从哲又偏偏不是一个勇于任事的股肱之臣，当此多事之际畏缩不前。他因儿子方世鸿杀人，遭巡城御史弹劾，索性借此机会乞求皇上罢官。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师又有地震，方从哲向万历帝指出，妖象怪征，层见迭出，是他奉职无状的结果，表示要痛自修省，又想辞官不干。此举引来朝士杂然哄笑。河南道御史熊化上疏弹劾方从哲佐理无效，私庇辽东督抚。于是，方从哲再次上疏乞罢，称病在家，坚卧不出。万历帝不能没有辅臣，劝慰他不必对言官的弹劾太过于介意，对他说：“方今国事多艰，须卿弘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
方从哲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春节到了。正月初一日，万历帝照例又是免朝，这已是万历二十年以来的惯例了。方从哲还是率文武百官来到午门外举行庆贺典礼，礼毕后，又到仁德门致礼。然后，向长期不见面的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对近年来的朝政缺失——大僚半缺、言路几空，发了一通牢骚。万历帝看了以后，批示道：“览奏，情词恳切，具见忠爱，朕已悉知。所请补大僚、用言官，俟朕详览，陆续简发。其余诸事，朕已知道了。况今国家多事之际，又值履端节届，卿为首辅重臣，宜表率百僚，岂可托疾不出，国事何赖！”
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方从哲称病在家，逍遥了四十多天，致使内阁大门白昼紧闭，辅臣揆席虚悬，无人理事。万历帝不得不派鸿胪寺堂上官前往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几天后，方从哲才声称病痊，出来视事。及至杨镐出师大败的消息传来，礼部主事夏嘉遇以为辽事之坏方从哲难辞其咎，两次上疏弹劾。方从哲唯恐皇上怪罪，吓得不敢到朝房办公。直到万历帝优旨恳留，才放下心来，入阁视事如故。为了减轻压力，方从哲三月十一日向万历帝提出，希望皇上出御文华殿，召见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保京师之策。万历帝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向方从哲表明，对杜松等出师不利感到深切警惕；同时对于他不能出御文华殿会见群臣作出解释：“朕自三月初一日以来，偶感微寒，头目眩疼，心腹烦懑，又且痰湿注足未愈，见今服药调摄。”那意思是，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御文华殿，希望大臣们谅解，不要再伏阙恳请了。到了四月，方从哲请求从速补充内阁辅臣，为此连上十几道奏疏，甚至在文华门连续候旨六天，才得到皇上寥寥数字的回答：“请补阁员，少俟有旨行。”过了两天，万历帝向方从哲作出解释，请补阁员的事实在是由于病得不轻，无法批阅奏章，不得不拖延的。万历帝说：“朕自前月以来，不时动火静摄。昨偶感雨气微寒，以致腹疼泻痢，头目眩晕，数日未止，见今服药调理未愈。……其枚卜阁员，并补大僚等事，少俟朕稍愈，即旦夕详览简发。”方从哲实在沉不住气了，改变以往那种虚与委蛇的态度，批评皇上并无真心实意：“臣以枚卜一事，竭诚恳请，无奈吁呼虽切，聪听转高。不曰圣躬未愈，则曰圣体尚须调摄；不曰少俟有旨，则曰旦夕即有旨下。辗转延挨，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地步，万历帝不便再拖，便对方从哲说：“卿今恳请数至，便着吏部会推在任在籍素有才望堪任者六七员来简用。”吏部遵旨会推阁员之后，把名单报了上去，万历帝并没有马上点用。方从哲连续奏请，万历帝才简用了史继偕、沈纮二名，感到不太满意，又将简用阁员的公文压住不发。方从哲接到的仍是这样的谕旨：“朕昨入夏以来，天气乍寒乍燠，以致腹痛泻痢，服药稍愈。近又连日阴雨，偶尔中暑，头目眩晕，动履艰难。各衙门章奏未经详览，见今服药调摄，俟朕少瘳，次第简发。”然而，万历帝的病始终不见好转，一直到他病逝，仍未正式任命史继偕、沈纮为内阁辅臣。皇帝疾病缠身，廷臣伏阙吁请无效，朝政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阁只有一人，部院堂官只有八九人，科道官只有十几人，中央政府难以运作。这种状况引起言官们极大的不满，内阁元辅方从哲不免成为众矢之的。御史张新诏弹劾方从哲：“诸所奏揭，委罪君父，诳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瓯坏从哲手。”御史萧毅中、刘蔚、周方鉴、杨春茂、王尊德、左光斗等，纷纷攻击方从哲。方从哲早就不想干，面对如此声势，立即向万历帝提出“尽夺臣官，放归田里”。如果真的让方从哲放归田里，内阁无人，政府岂不瘫痪！当此之际，万历帝只能出面承担责任，他说：“朕因连日动火，致患目疾，未暇详阅，且批发章疏间有更改，皆朕亲裁独断，与卿何预！”同时又谴责了那批言官“不谙事体，诬蔑辅臣，好生可恶”。隔了几天，他又派文书官到方从哲寓所传谕：“朕以腹泻痢疾，服温暖之物过多，遂连日动火，致患目疾。足疾未愈，每入冬甚剧……（卿）今杜门不出，国事何赖！”方从哲从十一月以后，始因人言，继因患病，连续八次上疏乞休，自谓决无再出之理。今见皇上如此诚恳挽留，既不能脱然径去，又不能晏然苟安，每天到内阁办公，赴文华门恭候票拟，以及简用阁臣之旨，总是落空。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过后，万历帝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入春以后，他又有动火眩晕、目疾、脾胃诸症。方从哲以为是借口调摄搪塞，要皇上择日御文华殿，召见文武群臣。两天后，九卿等官员齐集于文华门，联名上疏，请皇上临朝。万历帝派太监到思善门传旨：朕前因中暑伤脾，又患目疾足痛。昨入春以来又发眩晕。其各项文书繁多，日每查简，俟简出何项文书，即发何项文书。卿且回内阁候旨，仍传与大小九卿各官，俱着回原衙门办事，毋得再有渎扰。方从哲再次愤然上疏，以病甚乞休。万历帝派太医院医官前往诊视，温旨慰留，并派文书房太监传话给他：“自入春以来动火眩晕，神思恍惚，又目疾足痛，又泻，见今服药调摄。其各项文书日每查简原疏，补阁臣、点大僚管官，俟简出即发行。”方从哲因从未亲眼目睹，不相信皇上果真病重到“神思恍惚”的地步。万历帝也知道臣下对他是否真病有所怀疑，便对方从哲说：“朕因动火，头目眩晕，身体软弱，又足痛，动履不便，见今服药调摄。且疾病痛楚，是人所乐受否？真疾非假。所请临朝未便……”四月初六日，万历帝的皇后王氏病逝。宫中忙于丧礼事宜。四月十一日，方从哲前往思善门哭临，然后到仁德门恭请皇上圣安，要太监转告亲至御前一睹“天颜”的请求。少顷，太监口传万历帝旨意，召方从哲到弘德殿。方从哲随太监来到弘德殿皇上御榻边，但见御榻东向，皇上侧身而卧。这是方从哲进入内阁八年来第二次见到皇上，他西向行四拜礼后，跪在地上致词：“圣体违和，外间不能尽知。昨闻御医传示，臣不胜惊惧。又值中宫皇后崩逝，圣心哀悼。伏望皇上宽慰圣怀，善加调摄，以慰中外臣民之望。”说完又叩头致礼。万历帝回答：“朕知道了。国家多事，先生可尽心辅佐。”万历帝说：“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看来病情确实不轻，且是多病并发。要求一个臀部肿痛难坐，足痛行动不便，眼目昏花，神思恍惚的人，临朝处理公务，批阅公文，显然是不现实的。方从哲亲眼所见，心中不免有点酸楚。这时，万历帝又对司礼监太监说：“都说与先生。”那意思是把病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方从哲。待司礼监太监说完，万历帝昂起头来对方从哲说：“先生试看朕容。”还把手腕露出来让方从哲看。方从哲跪行到御榻前仰视，见万历帝果然消瘦得厉害，便劝慰道：“皇上一身百神呵护，但加意调理，自然万安。”说完这些，方从哲抓紧这一难得的时机，把平时积压的问题，简要地当面向皇上提出：“如今辽东虏情紧急，又值皇后大礼，阁中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实难支持，望皇上将已点二臣（史继偕、沈纮）即赐简用。”万历帝回答：“辽东的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阁臣本已批了，因朕寿节，文书多，不知安在何处，待查出即发。”方从哲紧叮一句：“简用阁臣，乃今日第一要务，望皇上早赐查发。”方从哲叩头称谢后，又提出第二个要求：“见今大僚科道缺乏至极，当此多事之时，望皇上即赐补用。”万历帝还是那句话：“知道了。待朕稍愈，即为简发。先生可回阁办事，尽心辅理，不要推诿。”方从哲还想再谈第三件事，久病的万历帝支撑不住，闭目就枕，口中喃喃道：“知道了……”渐渐入睡。方从哲只得叩头告辞。这次皇上在弘德殿御榻前的召见，方从哲受宠若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对皇上的病情有了真切的了解，以前以为皇上装病偷懒，实在有点冤枉了。他返回朝房后，对同僚们谈起皇上的病情时说：“上自言病状甚悉，语多不能尽忆。”又说，皇上目眩头晕日久，耳朵近于失聪，对话时每每回顾内侍，令他们复述，才能听清。可见万历帝已经病入膏肓了。帝制时代，皇帝大权独揽，一旦病倒，政府的运作便失灵。对于万历帝这个不肯大权旁落事事独断的人而言，尤其如此。疾病使他不能临朝，亲自裁决大政方针，又不能及时批阅奏章公文，作出批示。方从哲只能一味等待，除了对皇上专意静摄、章奏封束高阁发发牢骚之外，别无他法。进入七月，万历帝病情恶化，有半个月没有进食。七月十七日，方从哲从御医那里获悉此事，立即上疏安慰。万历帝已无力阅读，听太监转述后，口传谕旨：“朕因脾胃受伤尚未痊愈，昨稍尔劳烦，近又中暑湿蒸，前疾复作，见今服药调摄，神思不爽。其紧要各项文书，俟朕疾稍瘳，即简发行。”病危的万历帝，仍念念不忘痊愈后重理朝政，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四天后竟一命呜呼。七月二十一日，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英国公张维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兵部尚书黄嘉善、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代理工部尚书黄克缵、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等人，慌忙赶到弘德殿，万历帝勉励大臣们“用心办事”。大臣们向皇上致词问安。吏部尚书周嘉谟不失时机地向皇上提出用人的请求，皇上随口答应。待大臣们退出后，万历帝发出了他最后一道给内阁的谕旨：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发出这道谕旨的当天，万历帝在弘德殿御榻上病逝。他在位四十八年，享年五十八岁。临死前，他留下了遗诏。在遗诏中，首先表示，对临朝四十八年之久已无可遗憾：“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接着，他回顾了这四十八年政治生涯，作出了评判：“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以后由于身体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不胜追悔”。看得出，在缠绵病榻之际，万历帝对他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反省，很有一点自我批评的勇气，承认了一系列弊政及其危害。基于这样的检讨，他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一是“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四是“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五是“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对于整顿紊乱的朝政不无小补。然而这一切未免太晚了，难以改变后人对他的看法。《明史》对他的一生作这样的评价：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对神宗的这种盖棺论定，虽不免过于苛刻，却并非不实之词。综观神宗一生，可谓功过参半。他亲手缔造了堪称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又亲手加以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事最为关注，所创造的政绩也最引人注目，却酿成了最为严重的辽东边事，终于由此而导致大明的覆亡。他在临朝初期，对张居正信赖备至，两人配合默契，联手推行新政，成绩斐然；为了报复张居正的威权震主，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新政逐渐化为乌有。由此而引发的翻案风，开启了官僚社会中的党派门户之争。以后他竭力想予以遏制，却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为他的两个孙子——熹宗由校、思宗由检——留下了无法摆脱的政治后遗症。他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
明神宗 神宗的致命伤在于酒色财气四字，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沉迷于酒色，使他从青年时代就疾病缠身，想要躬行亲政，又苦于力不从心；他宠幸郑贵妃，使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子在政治舞台的帷幕后面上窜下跳了几十年，在他死后仍不肯罢休。他的尚气使性，使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他又担忧大权旁落，更加容不得谏诤，晚年的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驱使他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一段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所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大概是由此而发的吧！正如孟森所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本文摘自樊树志著《万历传》，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标题为编辑所加。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万历传》 著者：樊树志 书号：978-7-101-14730-8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定价：68元 点击上方书影，马上进入京东购读 万历帝十岁登极，少年天子励精图治，与张居正联手打造万历盛世。张居正死后，却对其抄家清算，掀起数十年党争。其后二十几年不上朝，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运筹“万历三大征”，战果辉煌，最后岁月却为辽东战事所困。在位四十八年，一生分为黑白分明的两段，心灵在成长中蜕变。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压抑、偏执与报复？他的人性弱点为他的王朝带来了哪些厄运？ 古代帝王操控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自己何尝不被“高处不胜寒”的身份操控？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从普通人性的视角，以专业的史学修养与生动的文学叙事，真实再现了万历帝和他的朝代。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2019）、《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晚明史大家樊树志有关万历帝传记的经典力作。呈现万历帝及万历朝数十年历史，情节、对话有根有据，同时引入心理分析，尝试将万历帝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在真实性压倒一切的前提下，这部历史传记吸取了文学传记的优点，既可靠又有趣，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从普通人性视角再现了亲政前唯命是从、备受压抑，亲政后一意孤行报复官僚系统的矛盾而复杂的帝王形象。给万历帝贴上“平庸之辈”“昏君”的标签很简单，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更复杂。万历帝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等等，都是全面解读其复杂形象的抓手。※在权力与欲望无制约的情况下，接受儒家圣贤教育的帝王如何在外在规范与个人选择间博弈，万历帝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既不是雄才大略的帝王，也不是艺术气质明显的帝王，貌似平庸的特性最能代表大部分帝王。本书写出了普通帝王的心灵成长史与蜕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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