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夺情事件看张居正对权位的贪恋

张居正在父丧期间为何可以不用丁忧守制，仍然把握着内阁大权，这其中是否有着贪恋权位的事实？别急，听小土豆慢慢说来。

实施新政的过程中，张居正的父亲突然去世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一直不顺，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也就是在20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后来，儿子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父以子贵，这做父亲的身份自然也就和以前有天壤之别了。在万历五年，74岁的张文明患病，张居正本想请假回家探望父亲，恰巧遇上宫中筹备皇上大婚，身为内阁首辅，他自然是无法脱身的，只能等皇上大婚以后再告假了。

张居正思来想去，想向皇帝告假一月，回家看望老人，又想到自己如今身负重任，请假一事实在难以启齿，心里常常惦记着这件事，身子也就渐渐的消瘦下来，神宗皇帝注意到张居正面容清瘦，便问侍从原因，左右侍从说张居正是因为思念家中二老才导致这样的。于是神宗赏赐并手谕张文明，说明这是“朕至先生父母”的心意（先生即张居正），张居正的老爹收到皇帝的赏赐，感动的五体投地，向使者再三跪拜的说“臣文明无以为报，愿藉手臣子以报陛下”。张居正看到皇帝如此对待他，越发的不敢提出回家探亲的事。

但是张居正始终放心不下，就写信给他叔叔，想把二老接到京城来住，岂料张文明不同意，为了解决儿子的后顾之忧，张文明每天要家童抬着轿子，带上美酒，协同几个老人游玩于山水之间，假装自己很强健，表示自己没有病。张居正的朋友从江陵赶到京城，总是告诉张居正他父亲身体无恙的消息。不料某日清晨登王桀楼，冒着霜露睡觉而得病，不久便去世了。

按照朝廷旧例，不允许夺情起复

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国月的二十七个月,须在家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

但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名善,以字行,号退暗,江西新人)母死丁忧,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人)以母丧丁忧离职,随即起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字原德,河南邓州人)遭父丧,宪宗下诏起复,三辞不许。这些都是丁忧夺情的先例。

但是,这样做并不符合明代的典章制度:“国初令,百官闻丧,不待报即去官。后京官有勘合,在外官有引,起复有程限,夺丧、短丧匿丧有禁,视昔加严云。”对于官僚匿丧者,正统七年(1442年)有令:“俱发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又有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可见按照祖宗旧制,官员丁忧,不许夺情起复,所以内阁的辅臣吕调阳、张四维援引前朝金幼孜、李贤、杨溥的特例,希望皇上夺情。

当时内阁虽然有三位辅臣,但大权集中在张居正一人手中,一旦他离职二十七个月,吕调阳、张四维恐怕难以收拾残局。

加上万历皇帝本人觉得朝廷一日不能没有张居正，不愿意让他回老家丁忧，更不愿意让新政就这样中途夭折。所以在接到吕调阳和张四维的奏疏后，立刻下旨挽留张居正。可是张居正还是向皇帝说明自己要回家丁忧的愿望，于是万历皇帝又写了好几封手谕给张居正，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就是为了把张居正留下来。

其实，张居正目前大权在握，新政正在展开，他并不想真的丁忧守制，离开政坛，但是又碍于祖宗旧制和伦理纲常，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他便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迅速做了一番谋划，借助万历皇帝的力量使张居正可以成功留下来。

三次上疏乞恩守制，夺情成功

冯保和张居正可是耍的一手好戏，冯保要万历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下旨挽留首辅张居正，而张居正为了掩人耳目，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疏乞求回老家丁忧守制。

第一次上疏乞恩守制，是为了表示他对皇帝“夺情”的反应，奏疏是这样写的：

“臣在忧苦之中，一闻命下,惊惶无措。臣闻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这其中,话里有话,他强调了“非常”一语,及“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用在此处委实有点牵强附会,只是为下文作铺垫罢了:“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由于张居正的本意是希望皇上“夺情”,但是又不得不按惯例向皇上乞恩“守制”,所以这篇《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一方面乞恩守制，另一方面却暗地里让皇帝打破常理，一句“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这分明就是向皇帝表明自己的决心，如果皇上坚持“夺情”，他是可以不顾伦理纲常和祖宗旧制，可以坚守岗位的。

皇帝本就不愿意张居正回家丁忧，他给的批示也很明确，

:“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毋得固辞。”

张居正再次上疏乞恩守制:

“臣于国家,粪土草芥之臣耳。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托臣以大事,叮咛付嘱,言犹在耳。中道而背之，虽施于交友，然且不可，乃敢以此事吾君父，而自蹈于诛夷之罪乎!”

虽然是“乞恩守制”,流露出来的仍是不忍离去之意。神宗当天批复,仍坚持成命:

“连日不得卿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张居正的请求再次被皇帝拒绝了。

张居正第三次上疏乞恩守制，神宗仍不同意,当天下旨:

“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着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

同时又派司礼监太监带去亲笔敕谕一道,除了重申挽留之意,还告诉他,已决定差谴司礼监随堂太监随同其子一起赴江陵安排丧事,并迎接其母来京。

既然皇上再三挽留,并作了妥善安排,张居正便顺水推舟,不再坚持乞恩守制，而向皇帝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中方案。又为了表明自己的虔诚之心，特地辞去俸禄，皇帝过意不去，又下旨赏了他好多东西。所得之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原先的俸禄。皇帝就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对张居正“在官守制”的全力支持。

就这样，夺情成功，张居正仍然大权在握。

张居正不愧是内阁首辅，在衡量了新政与丁忧守制的轻重之后，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了“夺情之局”，并坚持到底，毫不退让。他的手段显示了他对各种谤议在所不顾，却也透露了他对权位贪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