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中，热心肠，悬壶济世岁岁忙，千回百转，问出路，祛邪扶正有主张。 ——《不求名来名字扬》   人们对于吴孟超的了解似乎并不多，在这几日的新闻报道中和朋友圈中也可见一斑，任何一个人的离开都是一种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对于一些人的意义不一样，有的是大国之殇，有的是病患之痛。 那些逝去的奇才怪杰，能够留名的无不在自己的领域留下惊世骇俗的传世手笔。时至今日能够开宗立派的人已经不多，或者说技术发展到当下，无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方法的突破，都是在原有前辈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 吴孟超被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的“五叶四段”理论奠定了国内肝脏解剖学的理论基础，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建立完整的肝癌早期诊治体系。 建国初期，国内医疗体系尚不成熟，一旦患上肝胆上的重疾，只能等死，欧美医疗界学者曾扬言中国想要在肝胆治疗上赶上欧美，至少需要二十年，而吴孟超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将中国的这项技术提高到了世界水平。 之前就曾经在某篇文章说过“某种意义上，警察和医生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对于打击罪犯和救死扶伤来说是没有错误可言的。 中国三大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婆媳关系、医患关系和雇佣关系。人们之所以把医患关系提出来有很多原因的存在。很多时候看病，我们相信却又谨慎，在知识结构不透明的条件下，必然会有诸多不信任。 这样想原本无可厚非，但由于这个时代太过浮躁，抛开职业以外，每个人都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技术是否匹配素养已经成为经济效益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对于病患来说，可以花钱，但怕的是钱花了，病没有治好，或者是怕钱花了，但有些原本是可以不用的。医生是一种职业，任何一家医院不可能不关注经济效益，即便是作为公共资源来说，既然有效益的考虑，必然就有一些留余。 对于一种病而言，两种药都有疗效，但如果从经济上考虑，有些医生可能会给你开更贵的。这不违反职业道德，也遵循用药要求，病人还无从考究，原因还是上文提到的“知识架构”不同。 所以，对于医生而言，重要的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仁心，吴孟超经常教育学生的是能够让病人做B超就能检查出来结果的，就不要让人家做CT。这种品质和引导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放在任何商业环境中都很宝贵。 多年前因为生病，在老家县城的医院，先是做B超，又是做彩超，然后做造影，最后做CT，基本把医院的检查设备过了一轮，单单是检查费用就占了整个治疗费用的大半。 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实际上就存在着被玩弄的可能，当主动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任何关系都存在随时崩塌的可能。 所以，一位好医生，能够有技术，还能施以仁心，而且坚持数十年，很不容易。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在一个行业做久了，很难保持最初的热情，医生也是一样，相同的手术做的多了，柳叶刀虽然需要认真对待，但相对而言，也只是一个个病例，而患者最怕的也是把自己当作病例而不是病患，当然可以是个病例，但首先应该是个人。 最早接触到的关于医疗的故事是关于“白求恩”，后来电视剧《神医喜来乐》还是会经常看，之前生病住院期间日剧《外科医生：大门未知子》让我兴趣更浓。 相对于“白色巨塔”而言，我国的医疗体系建设已经算是世界领先，在相对有效的监管下，也不会出现“巨塔”里面的各种明争暗斗，对于一个体系来说，一个医生能够做的毕竟是有限，能够做出成绩来需要的则是更多的历练。 之前冯唐在他的书中提到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外科手术医生在一次演讲中大夸自己从来没有在手术中下不来台，随后其老师严肃的教育了他，之所以没有下不来台不是因为技术有多高，很有可能是因为见过的病患太少。 在手术中一旦下不来台，那可就是真的下不来台了，对于病患而言是生命的结束，对于医生而言是职业生涯的打击，有时候很有可能会断送了职业生涯。 从这一点上来看，吴孟超院士能够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并把名誉抛诸脑后，更加展示其医者仁心，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艺高人胆大，每个人，无论是任何职业，终究是需要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经受，才能不断成长。 而这里的成长，是对于自己的负责，更宽泛一点来说是对他人的负责，当能力提升以后，就能用这种能力庇护更多的人。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品行，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适用。 斯人已逝，我们所怀念的，是一个时代留下的品质，一段人生给予后来人的故事，天空中的那颗星依旧闪耀，后来人能够明了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医生的一生，更应该是这位医生所给予我们对人生思考的馈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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