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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扬华
（图片来自网络） “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是古人赞美棉花的诗句。千百年来，人们能安度严冬，少不了棉花的功劳。因此在国外，棉花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太阳的孩子”。我幼时在漳东平原上追逐太阳，种棉采桑，也像是“太阳的孩子”；长大后，继续与“太阳的孩子”相依相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和棉花可算是一世情缘啦。 当阳漳东平原地处温带，油沙土壤，阳光充沛强健，气候温和湿润，是个适宜棉花生长的好地方。 小时候，我时常跟在大人们后面，在麦田行间里点播一粒粒褐色的棉籽，或者打棉籽营养钵。人间四月天，浩荡的春风掠过郭家岗时，也就唤醒了种籽。嫩绿的棉苗在田野里迎风而笑，眨眼间就长高了，在温暖的太阳下，浑身泛亮。 生命力极强的野草，也紧挨棉苗根部疯长。故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队上的妇女和孩子们，都在原野里为棉苗锄草。锄头扎进泥士，小心地磕来磕去。野草被锄头带起，散在地上，在太阳的强光照射下立刻蔫了。俯着身子锄草的人们，偶尔伸直了腰，“啊”地叹口气，放松一下。株株棉苗仰起脸庞，轻轻地晃动宽大的手掌。 五月里，套种在麦田里的棉花，在金浪翻滚的麦子掩映下，默默成长，等待麦收后，迎来自己独立的世界。麦子收割完了，棉花伸开了翅膀，突突向上窜。 棉花很美，花大，色艳；棉花不是花，但它的花不亚于任何一种鲜花的模样。初夏，棉秆枝绽放出花朵，初开的花是白色的，渐渐变成了淡黄色，盛开的时候就成了红色，挂在枝桠间，大朵的花和翠绿肥厚的叶子相得益彰，漫天漫地地铺张开来，随风摇曳、绵延。 盛夏的棉田是骄阳之下的绿海，绿海碧波上盛开着一片生命的绚烂。这时候最紧要的活儿是给棉剪枝，掐去不结果的枝叶，剪掉疯长的主头（俗称短巅）。棉田里像蒸笼一般，而这活儿却需专选在大晌午来做，以便让棉株在艳阳之下快速愈合伤口。 种棉人最怕虫害。 当棉花有了粗壮的秆，害虫闻讯而动，不分昼夜地伏在它的经脉上、毛茸茸的表皮上，甚至钻进幼嫩的棉果里。 于是，给棉花喷农药，保证挂果并使果子饱满，成了少不了的程序。 那一年本来风调雨顺，气候宜人又宜物。半腰高棉田纵横连理，一大片缀连着另一大片，一望无际。不知怎的，就突然爆发了棉铃虫疫情。棉铃虫是昆虫的一种，昼伏夜出，和蝙蝠有点儿类似，也热衷集体生活。它那邪恶的小翅膀，颜色是黄褐色或黑褐色，外缘带有小黑点，看着极不舒服。一般的动物年幼是可爱的，棉铃虫是个例外，幼虫是细细绿绿的一条小肉虫，紧附棉枝，胃口和蚕一样好，疫情严重的地段过不了十天半月，棉田就会变成棉柴。 疫情如火，老老少少都成了消防队员，我也投入了“抢险”的战斗。 剿灭棉铃虫的办法是拉网式地喷洒农药。生产队有专门负责配制农药的技术员，把农药和水按比例灌入喷雾器内。我和村里的同龄人戴着草帽和口罩，背着一台简陋的背厢式喷雾器，穿行在齐人高的棉田，左手按动压力柄，右手的喷头就像淋浴一样，呲呲地朝棉花喷洒农药。炽热如火的骄阳已烤焦了棉叶的边，向那些如手掌般厚大的棉叶投射出金色的光亮，喷洒农药的呲呲声在跳跃的光亮里绵延。还记得那种农药叫“乐果”，一种有机磷内吸杀虫剂，乳油的液体，味道很难闻，闻后有点头晕眼花，胸口作闷。 忙碌一天，虽然很累，但我们是第一次如大人般背喷雾器打农药，感到很兴奋。但第二天便出现了状况，我和几个青少年都出现严重眩晕、头疼、浑身无力、恶心呕吐的症状。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气温太高中暑了呢，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农药中毒了。在公社医院输了一天的液，又急慌慌回到棉田。我记住了教训，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连日充足阳光的暴晒，棉花的茎秆开始萎顿，叶子也渐残。可挂在枝桠上的棉果饱满硕大，水分充盈。慢慢地，绿得呈褐色的棉壳炸开了壳，洁白如云的棉絮便伸出了头。那些充分接受阳光照射的棉果，花絮绽放得一塌糊涂；那些与阳光失之交臂的瓣籽，却明显地缺乏营养皱着脸庞，黑斑沉沉，困顿在黑铁般的棉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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