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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迅速推进，除了证明俄军对当地部落的武备优势外，也证明了他们东征的动力很足。与口惠而实不至的西班牙国王不间，沙皇承包给“俄国的哥伦布”们——哥萨克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哥仑布一开始要的、国王也承诺的几块美洲封地后来都没影了，而是换成了枷锁；而哥萨克凭自身在立窝尼亚战后俄国正规军无力东进的空窗期而成为16-18世纪西伯利亚地区沙俄最主要的军事存在，也就几乎垄断了包税权，并常常藉由手中军火反叛监督军事的文官，杀死他们夺取库栈、军火。1685-1686年间的雅库茨克政府机关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文件谈到，在这些年里雅库茨克的哥萨克和军役人员的阴谋被揭露。人们责备这些阴谋家，说他们企图“打死”御前大臣和督军彼得·彼特罗维奇·季诺维耶夫和城市居民，“抢夺他们的财产”，以及“抢夺”市场上的商人和实业者。此外，还诟病这些阴谋家，说他们想侵夺雅库茨克城堡国库的火药和铅弹“逃到角外”去，到阿纳德尔河和堪察加河去。就是说，雅库茨克的哥萨克一阴谋家已经知道堪察加，看来打算走海路逃往半岛。
雅库茨克这样规模不小的纳入沙皇统治体系的城堡据点尚且如此，而其他更低级的驻防城堡更能想象其境况。就拿行动中的哥萨克团队自身而言，其叛乱动机也很充分。进军堪察加半岛的阿特拉索夫最终不得善终，被杀死在一次征讨归途中。虽然其死因众说纷纭，但是综合多种说法以及普希金一份未公开的文稿，阿特拉索夫之死很大概率是同队下属哥萨克所为。这就说明，仅靠官僚科层关系不足以确立西伯利亚哥萨克群体中上级对下级的权威——每个哥萨克都有枪弹，也没有经济借贷或血缘上的利益联系，不存在构成小共同体认同的“长期博弈”关系，也就没必要和睦相处。而且，哥萨克本身的粗鲁，在误以为有效的科层关系权威作用下，演化为一种极尽野蛮与残暴的类宗法压迫，激化本就不稳定的远征队内部军官哥萨克与兵丁哥萨克之间的矛盾，这也是除了贪欲外士兵反杀军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哥萨克杀死沙皇政府派驻远东文官的情况自然也屡见不鲜——当然，他们也不敢进犯沙俄乌拉尔以西部分——一是因为劫掠城堡获得的给养根本不足；二是沙俄军队虽疲于东调，但并非不强，规模、训练素质、后勤都远胜西伯利亚哥萨克；三是哥萨克作为实物税征收的军事扈从，在西伯利亚部落中名声狼藉，不可能再获得各部落的支持，西伯利亚不可能成为叛乱的大后方，因此从西伯利亚部落获得补给也不可能。这三点使得哥萨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以沙俄为反叛目标，而仅仅敢以沙俄派驻文官为靶子，以夺财博宠为目标——西伯利亚不是诺沃罗西亚，不可能再有可以左右逢源的波兰、奥斯曼、沙俄三角国际关系，在远东、在中亚都找不到这样的对象。 布哈拉汗国虽然可以考虑，但是武备上落后于沙俄，也没有如同波兰、土耳其与沙俄争夺诺沃罗西亚般争夺西伯利亚的动力，而且布哈拉汗国希望在自保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与沙俄贸易获利，因此挑起沙俄与中亚关于西伯利亚的争端是没有希望的；而远东也差不多，后金入关后仅仅希望国防式的藩屏满洲，而联姻及乌里雅苏台将军设置乃至与准噶尔战争，都是为了建立国防线藩屏满洲与关内，并不存在北进西伯利亚的需要；而且火铳兵的建制使得哥萨克在清帝国也没有太大价值，自身也不吃香，所以哥萨克只能服务于沙俄，因为只有沙俄在西伯利亚对哥萨克的需求最强。因此他们也最效忠于莫斯科的东进政策，只是在分赃上与文官有着血腥的打斗，比如上文所述的弑官。 
 但是沙俄仍然不能坐视不管。因为沙俄东征的目的不是养肥哥萨克，而是从东方贸易及对西伯利亚殖民中获得巨量财政支持，而作为搜刮脂膏与洽办对花商务的文官是不能如此被叛杀，这动摇了沙俄的远东政策。因此，保护文官成为沙俄改良远东官秩的核心要务。哥萨克叛乱是无法通过给予好处来弭平的——人的贪欲是填不满的窟窿，这只会增加他们叛乱的資源和要价的底气。所以应该用削减与控制关键性叛乱资源的方式来遏制哥萨克叛乱。哥萨克叛乱的根本资源就是军火，而控制军火流通配额就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控制火药配额会使得哥萨克寸步难行——对部落的唯一优势就是火器，如果没有火器，那么哥萨克征税的权威也就消失了，所以哥萨克为了得到火药，只能更加乖乖的执行文官征税与出击任务，否则他将一文不值，并沦落至为部落打死的下场。
 但是哥萨克与哥萨克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稳定了，例如上文中的阿特拉索夫，虽然被授任阿纳德尔城堡管事一职并領有该城堡，但是他并不像那些文官，始终坐镇城堡，有无限量火药来防御有限量火药的外出哥萨克；也没有可靠的亲兵近卫，在出征途中他仅仅有一个不稳定的指挥权，除此之外，他与别的哥萨克一样，都是有限量火药，而且还有管事特有的坏脾气，这就是酿成阿特拉索夫被杀的主因——管事出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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