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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所有权是很致命的。单看gov借债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借债就像传销，是连环套关系。银行借给gov钱，gov要还，而且要还利息，否则银行不愿意借给gov钱，没有回报还可能血本无归，这买卖傻子才干；即便gov承诺了还本息，也有可能像英格兰银行成立前那样赖帐不还。因此必须有凭证和担保防止gov不赖帐，gov没钱拿什么担保呢？就是预支下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担保。空口说肯定不行，那怎么办？方法就是银行控制下一年乃至未来几年的财政收入。怎么控制？货币发行权。在金本位状态下，如果未来几年的国库赋入在分配完必需的支出后富余的资金不足偿债，那么gov就需要续订偿债期，同时利息也随之增加（年限拉长）。如果政府再次赖帐，则可以将轧制钱币之财政收入全部拿走，市场上缺乏货币流通，钱贵货贱，钱币购买力大涨，债权人可以大量收购生活必需品，使得市场上既缺钱又缺货——雇主缺原料缺钱，成本上涨，生产销售困难，雇员收入下降，生活困难，诱发骚乱；gov发不出工资给公务员，无力动用军警镇压，公共系统瘫痪，gov面临被推翻威胁。因此掌握货币发行权稳赚不赔，政府如果不想倒台除了偿债别无选择。而债权人也乐意一直奴役gov帮它食利，因此一般都会在gov实在窘迫时出手，乘人之危勒价高昂，使gov在短期内还不完，于是故意延长债期，滚雪球式增长，最终永久性取得财政预支权的担保货币发行权。纸币时代情形也差不多，唯细节略有不同。纸币本身显然没有同标定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但是它同样可以凭财政收入担保获得价值。
金银货币本身与商品生产的比价稳定性关系虽然有波动，但基本的趋势就是愈发贬值。商品生产量随着世界市场扩大越来越多，如果每年发行量仍然不增多，那末钱贵货贱，等于生产越多，赚钱越辛苦，生产商就不乐于扩大生产了，不扩大生产财税就不会增长，债权人的本息就难以保证，因此他们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让生产商觉得收入在增多，且自己的财政岁入持久增长，肯定要投入更多货币，以保持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货币发行量逐年增长；又因为货币本身的发行量并不完全匹配下一年商品生产价值量，所以溢出部分就使货币相对多于商品量，贬值；商品本身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价格也就越来越低。但是问题是，一方面金银没有那么多，另一方面与外国交易使金银流出，这样回流到财政的货币量并不足以维持日益扩张的下一年货币发行量，因此纸币可供应保证下一年的更大发行量。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但它代表金属货币而取得价值。因此保证金属持有量才能使使用纸币者相信以纸代金的契约关系。囤积金银的仍然是gov债务的债主——取得公债权的私人大银行，他们持有足额的真正的货币，才能使他们发行的纸币具有效力，保证人们使用代金银的这堆废纸时不会惊慌——因为他们仍然能用这些代凭取得真金银；同时由于发行名义是银行以债权人地位实际上强迫gov以gov名义发行的，如果不使用会遭到gov包丽机关的真轧。因此，纸质货币是金融大资本债权人凭借以货币发行权为表现形式的财政“包税权”，通过gov为名义发行人，由gov“委托”私人银行发行的金属货币代替品。 按照这个契约约定，纸币的币值应该是稳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西班牙-荷兰时代，银行家除了拿手的财政借款和高回报的商业殖民公司投资外，重要的一项业务便是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汇差，特别是通过国际形势导致的热钱流动来低买高卖获取暴利，当然也包括正常的汇兑业务。纸币发行更给了这种“偷换概念”的牟利方式以机会。纸币的供应量在功能考虑上应该与商品供应量构成相应的比例，但在利益考虑上自然要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金融资本债权人以获取最大的利息、汇差为目标。纸币供应量本身的大趋势仍然是持续扩大、贬值，但是一旦某些果子熟了，他们还是可以为了摘果子而策略性调整的。 在总积累不显著的一般经济增长状态下，他们的目标在于维持这种增长，以便取得稳健的财政年息、一般商业借贷息资，同时投资实业以获股利；当总积累达到一个显著的质量时，投资股息的实业、一般商业借贷发展都达到峰值，财政上gov独立性也在扩大。这时对社会“投资”的金融资本一方面为了遏制gov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是收割红利，故意做空——先增持炒热抬高股价，引导资金流入，总值暴涨带动股均价进一步暴涨，再大笔抛出，收割红利。本质目标仍在于造成财政紧张，使gov无法摆脱与金融资本的捆绑关系，以便使gov永久地提供财政包税权，永久地作为金融资本的奴仆。故曰，经济危机之爆发，乃金融资本对工业资产阶级gov之集权耳，收割红利乃次要目的，惟恒控政府，方可坐收红利万年无虞。故时常造成gov处于财政危机乃金融资本加强控制与维持金融霸权之精要。 在国际上则同样如此，只是更加无顾忌——本国虽然有做空，但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国家实业供应充分的武力，对于同自身有金融同盟关系的实业资本/金融资本自办的实业资本仍然会保护之以存实力；对他国则毫无顾忌，一旦其实业资本足以支持gov财政形成独立货币，其不仰赖金融资本，则自己无法牟利，故摧毁其实业，使之破产，获得财政支援者地位，如法炮制，则又控制一国金融，其利增长无休。
1716年英国共济会由伦敦一批商人组合若干商业行会（包括所谓的“石匠”--建筑公会）组建为伦敦总会。1720年第二任会长由乔治·佩恩爵士担任，他撰写了《共济会章程》，确立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分级组织结构，贵族和银行家作为神的使命承担者处于金字塔顶端。 这实际上就是以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私人金融资本的派生组织。共济会之所以除了银行家还吸纳贵族，就是为了钳制议会。包括18世纪20～30年代王权一度重占上风，就是金融资本家要求地主（土地贵族）和工商业新贵族（实业资本）乖乖听话而施行的驯服措施。当他们听话之后，王权也就没太大用了，沃波尔之后基本上就形成了排除英王的内阁会议。共济会之所以后来基本由贵族担任会长，并非由于贵族的实力强于银行家，而是银行家又做了一双“白手套”，方便在出问题时断尾，这和保护一把手的奥秘是一样的——一把手不做具体事，把具体事交给副手做，事做的越多犯错概率就越大，银行融资的一般业务要接触到很多公众，一旦共济会下黑手做坏事被揭发了，弄得一身脏是很有害处的，所以“一把手”银行家们是万万不能做共济会第一把交椅的。说白了，贵族就是挡臭鸡蛋的。 关于共济会的一些特征也很好理解，比如反天主教会和反王权——前者是西欧绝对君主制形成前期君主获得军役贵族和经济地主、工商资本支持的核心意识形态，所以反天主教是必然的、历史的因素；而反王权与其说专门针对王，不如说针对一切反对自己金融资本“经济集权”的政治权威，无论民选还是世袭贵族。而当他们承认自己权威时，这些金融资本也乐于容忍这些狐假虎威的影子权威，毕竟“保护一把手”的策略还是利大于弊的。
为了把英国的势力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英国共济会承担了开拓海外帝国的特殊使命——通过提供资金和传播自由启蒙思想的方式，把共济会的理念和组织推向整个欧洲。而英国推进欧洲大陆革命的真实目标，正是为了建立以英国为中枢的世界新秩序，即上注中所提到的金融海外扩张。 早在18世纪，英国共济会就在章程中提出了让英镑成为世界货币、英国银行成为世界银行，英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的理想。但是，各国共济会在掌权以后，虽然在自由启蒙等理念上仍崇尚共济主义，但是在与大英帝国的关系上，却无不转变为以本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是英国发起共济会运动时所始料不及的。这也是为什么托氏的第四锅寄只打嘴炮不真干的原因——分支一旦壮大，可以独立自主时，权力不再能掌控了。法国的问题更有意思。他们的金融资产阶级本土就有，所以实际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金融资本家利用物资危机和国王不妥协组织起来社会动乱，而其中资产阶级始终自以为王，所以金融资本不配合；而强人拿破仑上台为法兰西银行建立提供必要的环境，并将工业资产阶级组织成一个比较安定的阶层，配合了金融资本。英国最初积极支持法国革命，后来却转而支持反对革命的波旁王族。在拿破仑试图称霸欧洲大陆后，英国结盟沙皇俄国、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组成反法神圣同盟。这恰恰反映了英国对法国不容入英国的金融秩序而试图分庭抗礼的愤怒，而且英国金融资本亦可以借法国的大混乱来做空乃至控制法国金融，故法国大革命后市场持续恶化了多年，直到督政府-拿破仑时期，这种状态才因为拿破仑团结了法国金融资本而终结。
英国不但不能继续干涉乃至控制法国金融，还受到拿破仑夺取欧洲市场的威胁。拿破仑战争本身就是类似于英国财政与金融捆绑的措施，只不过拿破仑是主动靠上去供金融资本吸血，这也是利用他们整顿财政与市场秩序的方法。 法国的共济会始终表现出一种反英的态度，即便大革命前英国共济会系统对他们鼓动的事业支持，私下里他们还是用国王做白手套去支持北美的共济会分裂活动，脱离英国、削弱英国的实力。说白了，共济会就是英国金融资本家的代理人工具，只不过法国的入会者不甘屈居英国之下，试图凭借法国的金融市场取代英国的地位，但是波旁王朝仍然更关心欧洲甚于海外，所以始终没能取代英国，因而在1789年被做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实际上就是在法国金融的土壤上，它后来连结美国金融目的就在于夹击英格兰银行的势力。共济会对于资产阶级宪制政府而言就是一个传声筒，是调理驯良实业资本的教鞭。而且也能提供一些候选人。
1825年危机中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落井下石，而是调用巴黎和法兰克福分行的资金援助英格兰银行弥补英国财政亏空，实际上就是试图傀儡化英格兰银行，但是救急之后英格兰银行并没有交出宝座的意思，只是不再以不屑态度看待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后屡次参与英国公共工程或大型项目，目标也都不仅仅在取得几个公债利益，而是试图夺走它的师父英格兰银行的蛋糕。但是这种交易都达不到取得英国资本市场垄断权的效果，因此改为费边战术，在假德国之手干掉拿破仑三世，吞下法国金融蛋糕后，罗氏试图将美国的财政仿效1694年英国模式拿下，但屡次碰壁。19世纪下半叶，库恩雷波公司、摩根分别兴起，特别是摩根在19世纪末用黄金几次救住了美国财政，而库恩雷波也吸纳了雅各布希夫代表的希夫银行势力，在1875年联姻后成为“西半球最具影响力的两家私人国际银行之一”。与罗斯柴尔德结盟的沃伯格亦西赴美国，同摩根、库恩雷波分别建立友好的金融联系，成为“高级合伙人”。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亦得到罗系金融资助而顺利扩张。
罗斯柴尔德-沃伯格、希夫等欧陆犹太金融势力均以美国本土代理人的形式，通过合伙投资、联姻等途径，形成了一个银行财团同盟。1910年佐治亚州哲基尔岛的秘密会议上关于美联储的官商媾和已经达成——这不仅是摩根救火的事实证明非金融财团不可，而是仅仅如此几个本土银行财团就已经掀山覆雨，加持了更大体量的沃伯格、罗斯柴尔德等欧洲金融势力，如果还敢对抗，美国政府必败无疑。这种控制关系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政府财政独立性加强而加强——宪制本身就是共济会所代表的金融资本拟制的规范，如果此时不对政府予以遏制，那么就会面临翻盘的风险。《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3岁入法》都是限制工业托拉斯而非金融托拉斯的；相反，以美联储掩人耳目的肯定金融托拉斯垄断地位的立法议案在1913-1914年最终通过并由曾高调反对金融私人垄断的威尔逊签字。罗斯柴尔德姻亲沃伯格成为大赢家。在十所主要控股银行中有两家直属沃伯格、两家罗斯柴尔德系、合伙人J.P摩根、库恩雷波均为沃伯格势力。这也促成了日后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夹击英国系、建立犹太国的一系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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