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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芦盐掠夺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前的与列强合办的“稽核总所-分所”体制，再到华北事变之后的“芦丰商店”；日军正式侵略华北后旋取消“芦丰商店”，设置伪“长芦盐务管理局”接替“稽核公所”职责，并以满铁余资成立“兴中公司”，接手“芦丰商店”功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兴中公司负责人内田敬三申报建立伪“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盐业又接手了“兴中公司”的功能。从一般情形看这些操作并无惊奇之处，但是深究则能发现很多日本内部的大变动。 芦丰商店是日本长芦盐务稽核分所协理郑永昌之子郑梅雄，在任时设立的强卖芦盐给日本协定的产物。这个机关虽然是服务于日本军国“总体战”的一环，但是其主持仍然是日本既有的文官体制内的官僚，当然，这种父子相继的官僚任替现象，也毫不掩饰和避讳任人唯亲的日本官场分肥的现实。
这仍然具有大正时代宪制体制的遗风。但是，郑梅雄这种垄断芦盐的文官新资阀的出现对于军方和旧的财阀来说也是增加竞争者的势力。所以，既没枪又没钱的郑氏，在本土财阀和军部的指令下只能乖乖就范。军部下属的关东军注资成立兴中公司，但是资本来源是满铁，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身就是皇室勋贵和本土大资本(银行、军工垄断康采恩等）的公司，这也就决定了兴中公司最终为财阀直接控制的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控制的结局。
一般的科普性读物中往往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天皇的莽动和军部的强大。但事实上，军部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日本真正的主人。首先从旧日本军队说，这支武装力量有着与古代武士一样下克上的传统，也就是说，日本军方高层根本不能持久、稳定的控制军队，这也是军部控制内阁后，军部核心没有像德意两国一样稳定的核心领导层，而这就给了萨长起家的关西财阀控制军部核心人选的空间；
第二，旧日本宪制虽然在1889年宪法中强调了天皇拥有类似于德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实际事务的操作是由具体官僚决定的，而且日本宪制与英美宪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财阀或金融财团实行“经济集权”，通过第一物权的金融垄断控制选举走向、利益代表等大政方向，关西财阀真正统治着日本，天皇仅仅因为在对外军事上可以帮助财阀压制军部，才被“大政奉还”，二战抛去对外的成分不谈，对内则是服务于财阀扩大国内市场 ，榨干弟煮的资源，两手得利——国内市场与战争获得的海外市场，即便打输了，他也能获得国内的一亿人市场——麦克阿瑟战后在日本的农地改革，实际上仅仅是对日本垄断資産階级在战争中消耗弟煮的一个收尾工程。
因此，内田敬三在调入兴中公司盐业部后就已经着手剥离关东军控制的财产，削弱关东军的势力，将主人“理所应当”拿到的蛋糕从“狗狗”嘴里拿走。这不仅仅是上述逻辑导致的必然后果，也是对素来有“下克上”光荣传统的日本旧陆军的压制。柳条湖事件就是关东军私自策划的，军部本身还没有下指令，就由关东军自行发动，这着实是将了军方上层一军。虽然这种哥萨克式的不稳定结构有利于财阀控制军部，但是这些基层军队的自作主张也威胁到财阀的统治，因此，尽可能的剥离关东军等基层军队控制的资源，就能最大限度的削弱这种威胁。所以，由芦丰商店到兴中公司盐业部，再到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体现了大萧条年代日本财阀先后利用文官法西斯、军部法西斯推进侵略事务，最终在两者火中取栗后摘取果实，由“文管理”、“军管理”再到“亲自管理”，这就是日本对长芦盐场掠夺进程中管理与运销机构的演变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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