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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注重夺取北洋在上海金融系统，蒋介石以夺取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相威胁，逼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向仍在北伐的蒋军拔去几百万，不仅结好孙文时期就金援广东国民政府的宋氏家族，而且自行发售国库劵，逼迫中国、交通两行也替自己劝销国库券。接手北洋银行系统，拉入宋氏操手金融，接入江浙财团和美国支持，推动对金融系统的独占。北洋尤其是直系奠定了与英国的借款关系——他们学到了袁世凯与皖系同日本之间建立的军费-财政借款关系（从直皖战争说起：北洋三系的基本架构）。
掌握的江苏、湖北以及从皖系夺取的安徽，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这一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上海，云集了麦加利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英国、美国、日本银行，而在之前的分析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后台绝非英美同盟），笔者已经明确的指出，日本对于英国，为了遏制美国，直到1941年前，一直是试图配合伦敦的姿态，早在五国银行团时期，正金银行就与英国金融财团紧密合作，亦步亦趋；而美国作为一战后寻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搅局者，对于英南日北（二战日本“满拓”：日本化解通货膨胀和金融殖民的疏导池与跳板、二战日本需不需要北进“对抗远东苏军”？）的侵H瓜分格局造成了严重冲击，尤其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日本势力遭到削弱，但是英国又不可能在集中力量在欧洲对付美德势力时停止在远东的战略收缩。
宋子文早在1917年就与交通银行创始人盛宣怀搭上关系，而在1923年10月又掌握了资借英日等帝国主义银行团抵押物的盐税处理权，担任两广盐各稽核所经理，虽然稽核盐款大部分用于偿洋债本息，只有列强银行截走大份后留下的渣滓，或曰盐余交给国内当局，但是这却是同帝国主义金融交涉和国内财政的主干。也就是说，早在孙文在世时，宋子文就掌握了实际上同英法美等列强的金融外交大权与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筹措权。北伐开始又当仁不让地负责军费筹措事宜。宋氏有着整理财务的经验和掌握广州-武汉一系国民党财政的现实条件。
但是对于蒋，宋却是不占优势的，所以他才会极力与常凯申结好。因为即便宋氏不赴沪抢当蒋的金主，蒋也可以通过接手北洋系统的中、交两行和江浙财团建立自己的财政借款人-债务担保人关系，而宋再想插嘴就没有空间了。所以宋要马上插进去，做中间人。宋子文介入其中，实际上是在国民党内分裂、实力派分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宋在武昌虽然能控制住汪精卫的财廪，但是想控制住蒋就非常难了。蒋亲自带兵北上东进，自己有兵权，这一点就强于汪；另一点，宋也不行，因为蒋自己可以就食上海，收并这些北洋银行，继续向英美借款，另外也可以从江浙财团拿钱，这样宋也劣势了。
蒋接手的金融系统，其更上一层债资来源仍然以英国为主，但是宋子文进入其中后，就更加强调美国的价值，而这从1933年棉麦借款事件中也能看出来。宋子文一方面不反对以英国为主的金融路线，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美国的影响力。这也与当时的远东形势息息相关。1933年棉麦借款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殖民条款，这个性质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关键在于它是国民政府逐步抛弃英国、转向美国的标志性事件。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等金融问题还是要挂钩英镑的，但是以棉麦借款为分水岭，日本的侵华行径加剧，而英日一体的远东格局使得常凯申无法从英国获得自保的支持，所以KMT选择弃英靠美，是大势所趋。特别是美国的对英“红色方案”、对日“橙色方案”，以及英国纵容日本扩大侵H以遏制美国在远东扩张的《有田-克莱齐协定》，综合起来足以证明上述路径的不可逆性，这从国联虚与委蛇、见死不救的李顿调查中也可见一斑。
事实上，这是同帝国主义财政借款人之间拥有“主仆”关系的军阀势力，能够做出的最有利的选择。从这时起，天平就逐渐向宋氏所仰赖的美国倾斜，直到《Z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将这种优势最终确定下来。
抗战前，蒋氏主要还是依托英国为后台，当然也注意美国力量的引入，以便使英国怕失去南京而更加重视自己；但是在抗战结束后，英国一落千丈，无论从现实角度还是在H既成事实上，都是美国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接入美国金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不打仗，美国就会更倚重宋氏，这会威胁常凯申的利益，所以蒋希望大内战，一方面消灭CPC，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遏制宋氏等国内金融财团在美国支持下逐步架空蒋的势力，从而实现“和平更迭”，因此，打内战，不管最后结局如何，对蒋而言，都能起到集中军权、控制全国财权，直接越过宋子文势力欲美国结成财政借款人-债务担保人关系，一石三鸟，对于强化蒋的绝对优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顺便灭了zg,对于常凯申也是更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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