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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财团为什么支持蒋？这是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做出的决定。首先，北洋丢了上海，官家已经换成了蒋和国民政府，一朝天子一朝臣，改臣是必然的。其次，支持汪还是蒋问题上，他们和宋子文的角度是很像的，即使没有江浙财团支持，蒋依旧能从中交两行扣出来钱，并藉此向英银行借款，而宋子文为了不被边缘化也会贴上去与蒋结好，还可向美贷军费资蒋，这时再不参与，被边缘化的就是自己了，而且到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勒索就不如主动合作更有利了。第三，跟着蒋的北伐军走，财力充足，赢面极大，所以高投入也能高回报，需求大、利馈高，不投资军费就错过了暴利良机。在北洋战费筹措上，南三行虽然也有参与，但总不如北四行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大陆、金城、盐业有众多朝野军阀投资，所以蛋糕的主要份额都在京津分得差不多了，这从南三行民资在资本构成中比重大也能看出。这次蒋北伐恰恰是反着来，给了南三行近京畿的好处，自然要充分利用，蒋要在南京立都，他们举双手赞同都嫌少。北四行在关内名义统一后就马上迁到南方，这也能看出，虽然商业贷款业务有一定重要性，但是与财政借款相关的长期、政治性公债，盐余公债，垫款都更重要，这些几乎“稳赚不赔”的交易才是最重要的收入，毕竟税收做担保，破产很难。
鉴于中交两行虽然在北洋财政融资方面功莫大焉，但久仕直系的背景，国民党政府难以信任，所以很快蒋就另行成立了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中央信托局等一系列“嫡系”金融机构，削弱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财政出销库卷、发售公债上的作用和影响力；而后在法币改革中又指定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行为法币发行银行，给他们一点甜头，拉拢中交两行，特别是发挥他们在北方的影响力。法币改革中废两改元并回购白银的措施，当然是对民财的抄掠，但是却稳定了蒋的财政基础。通过建立在经济生活秩序中具有强制力的中央政府，各地各阶层手中的银元、银两都被换成了纸币，而纸币价值（信用）由强制力和稳定的金银储备保证，他们尤其是富人为保值必然要支持蒋不能垮台，否则法币就成废纸了，这是集权的一个新途径——通过纸金强制兑换掠夺财富，使得各发钞行利益再分配，死心塌地跟着蒋干；而一般富人则为了保值也极力向这几大行投资靠拢，像北四行、南三行等民营商业银行购买四行发售的公债、库卷，把社会财富层层汇集到蒋记金融系统中。
特别是当中央银行的信用保证金私有后，也就是说像美联储那样股本由几财团控制后，发行的纸币就是政府向财团借钱后发行的债券——政府借到钱，然后发出去，收上税再偿债。为了政府借钱赖账，所以财团要拿到扺押物，也就是财政收入，但是财政收入还要再支出以应付下一财年预算，所以理论上政府永远还不清钱，这样政府只能把发行货币权抵押给债主（财政借款人），而实际上能自行发币也就决定了币值和整个金融系统的发展情势，因此他们可以印废纸买任何东西，也可以印废纸做任何获暴利的事情——承平时扩张信贷规模，获取大量实业抵押，危机时做空社会，敛得巨利。而且还都是合法途径，所以这个抵押也就有无限收益，因此，永远还不清的无限债与抵押物的无限收益相抵，这才使债主没有干掉债奴。
这些对于蒋同样适用，但是又有不同点。首先没有一个与蒋分离的财团，因为四行成为法币行，其中主力都是蒋自控的，如中央银行；为了应对苏区和趁机敛财，蒋又组织中国农民银行，怂恿弟煮存入款资，并将抵押控制范围扩大到农村；这些都是蒋自控的。而蒋本身又是一个军阀，若军事成功，治平可以通过“银行的银行”和一般贷放款取息；若军事破产，也可以携巨款逃亡，1946-1949年战争失败后蒋即搬空了几乎所有金银，这个后果看得很明显，持续数年的灾难性通货膨胀，除了滥发法币、金圆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先支撑法币信用的贵金属清零。这又与南京国民政府覆灭相连接，造成了信用总破产。
其次，支撑蒋在军阀战争中获胜的关键，又是财力的“无限透支能力”。走马灯式的轮换、将佐倒戈和纷争四起，使得蒋时常处于混战状态，但是每次他总能转危为安，靠的不是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而是财政借款的持久供应。早在北洋时期，这一路径就由袁世凯与皖系实验过，而且借款规模庞大。仅1913-1914年间北洋就向外国借得3.76亿元，而同期十余年在国内募债资仅1亿多元，如果不是欧战爆发，北洋仍会大借外债。而1926年到29年正是资本主义世界黄金的20年代，列强财政不再紧张，英美都可以向控制沪宁杭的蒋提供便利，其情形也就毋须多言。
蒋是靠钱打赢的，也是靠钱集权的，说到底，蒋的实力是靠帝国主义借款来的，帝国主义银行团的抵押也正是蒋中央银行的白银和蒋财政收入，后者从袁世凯时代的盐务稽核体制和之前的海关体制扺押就已开始，前者则是新的。可以说，兑银换纸不仅是蒋集权的需要，也是军费借款人的需要，这既重要也必要。实际上蒋中央银行的控股者是帝国主义银行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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