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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文稿的时候遇到了剩余价值规律“剽窃”自洛贝尔图斯的麻烦，为了反驳洛贝尔图斯，恩格斯列举了三条论据，其中一条就是他比洛贝尔图斯更缜密的解释了学说。 恩格斯为此发起了一场“有奖征文竞赛”，题目就是有机构成不同条件下同等量的资本产生的利润率相同，如何与原先规律自洽而不矛盾，并且提出自己将在资本论第三册出版时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后来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提出了剩余价值随资本量的大小从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转移的答案，但是对于两人生前来说都没有可能以公开发表的形式回答这一问题：资本论第三册出版到恩格斯去世，而剩余价值史学说在1905-1910，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要到1939，1953年后才得到大量使用。 利润率的计算是基于价格和成本（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两个主要数据的比值，剩余价值在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多，但是在现实情况下确实如题所述。怎么实现实际情况与价值规律之间的自洽，就成了一个问题。其实这里面埋了几个雷，也是后来斯蒂贝森医生和施密特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价值量与价格量混为一谈，因为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同一性，使得很多分析者很自然的就把价格与价值也当成一件事物。这样一来，价值规律的问题就被自我消解了，其实这是用价格即价值的方法回避问题，用价格计算出的结果去符合价格形成的问题。威.来克西斯的观点（1885）就比较明确，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就是宏观的剩余价值总量不变导致的。在产业经济条件下，作为原料或者不变成本从上下游接受的商品，也成为出售或者购买他们的资本家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整体的获利与“损失”就抵消在一起，使得每个行业，只要在资本相等的情况下，获利的比率都是相同的。 每个商品自身的剩余价值在客户那里实现，相应的自身制售商品后获得的利润就减去这一部分，特别是这部分相对低级的产品，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被视作不变资本，但是其中也隐含着商品的价值量变动，只是这种变动在一个长时段才表现的比较明显。相对的技术投入小的企业其人力投入多，而下游的技术投入多的企业人力成本小，固定资本投入就多，在一个中短期条件下看，人力投入多的企业薄利多销，资金周转快，而后者自己周转慢，所以相对啦说虽然后者附加值高，但是收回成本的周期更长，所以获得的产业利润分摊起来利润率应该更少于前者，但是最后又几乎完全相同，就是因为作为上游供应者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产品的价值量下降，带动不变资本中的可变因素下降得更快，所以相对的成本就降低，而利润水平就上升，以致两者逐步齐平。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由劳动力更多的资本家流向劳动力使用更少的资本家”解释的意思。 这里面并不是说否认价值的决定作用，而是说价值本身是有时态性的、是系统性的，即它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自身倾向于负相关的关系、随着整个系统的不同行业之间密切的分工关系而对另一生产过程产生的联动效应。一个是微观的，关于个别的商品生产自身的，另一个是宏观的，关于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总的流动关系。 施密特的做法不仅是混淆价值与价格的，而且很奇怪的把剩余价值与必要劳动对应的价值分裂成两个部分，他机械的认为生产的商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成本物”，另一批是剩余产品，他们完全表现剩余价值。这样在其中的流动资金和一般利润率的乘积就成了总的剩余价值。这一点就是值得怀疑的。既然最终的利润率是以价格形态计算出来的，而这里又单拎出一支流动资本，它计算的成本是不应该单独包括流动资金的，还应该包括其他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把他们俩从平摊到每件商品上的成本里剔除，就是一件不合实际的事情。把价值量作为计算一般利润率的优先项，虽然看似合理，但是实际上却不太容易，因为价格总量只是和价值总量有联系，而不能说价格总量就是价值总量。这样最直接的倒是在排除通胀前提下进行剩余价值的计算，而非从价值量搞一个乘积就行的事，这是不现实的。再者，上面那种算法就是问题重重的，一个行业的生产总劳动价值不一定是稳定的或者持续上涨的，“能量守恒”只有在讨论整个经济运行的大水池时才有意义。而且这是相对于一个较短的时期来说的，产业经济会推动价值总量的不断提升，这种守恒是一个比率的守恒，而非绝对数量的守恒。而且其发展趋势是矢量的，即各个行业最终都会朝着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以致达到最大的限度，所以在其他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本最终会越来越低，而利润率也会更加提高。这是逐步将可变资本排挤出价值分配体系，以使资本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量变-质变临界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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