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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说到教堂，上海曾经出现过太多的教堂。但是如果说到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教堂，可能九江路江西中路路口的圣三一教堂是绕不开的候选者。这座教堂的模样经过多次改变，同时他也是经历了上海从一个远东港口殖民地蜕变为一座国际大城市的经历者。现在，圣三一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对公众开放，趁此机会希望将这座教堂的来龙去脉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圣三一教堂 2020.3 01 从老城厢到臭水池 1843年，随着上海开埠，第一批冒险家登陆了这座远东县城。随之而来就是需要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上海做出一些小的改变，其中之一就是礼拜问题。最早的礼拜地点建在老城厢的英国领事馆内，主持仪式都由伦敦会的麦都思代理。后来根据“按照英国国教的规矩”，轮流主持这项仪式。随着上海租界的划定，英领事馆搬离老城厢，礼拜仪式也需要另寻他地（请阅读：寻找老城厢内旧址－小东门街道）。好在早年的上海滩最不缺的就是土地，1847年后殖民者们决定建立一座正式的教堂，并保证有一位牧师可以服务侨民。
麦都思 此时一位叫比尔的商人（Thomas Chay Beale）捐出了手上的一块用地，该地块是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南至汉口路，北至九江路，西至河南路，东至江西路，也就是现在圣三一大致的位置，地块号为56分地。而这位商人比尔就是当时英资宝顺洋行的合伙人（又名颠地洋行 Dent & Co.，在比尔作为合伙人时期也名为颠地比尔洋行Dent, Beale & Co，他去世后又恢复颠地洋行的名称），他在早期的上海也是十分活跃，担任过葡萄牙领事和荷兰副领事，死后被葬入山东路公墓，在英格兰布雷特纳姆的圣母玛利亚教堂里也有他的纪念碑保留至今。
比尔在山东路的公墓
比尔在英格兰保留至今的纪念碑 在得到比尔的捐赠后，教堂准备开始建造。在正式营造之前，1847年4月6日，教堂筹建委员会还为此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整个建筑造价不超过6000镑，教堂的规模将拥有60个以上的座位且可容纳300人以上，另外还需要一个职业牧师来主持教堂的事务。教堂的座位将以每张200镑的价格出售50个，这些费用将用作建造教堂和牧师办公室，其余的位置则为免费。每张座椅的买主每年将支付5英镑以做续费，这些费用将用来支付给教堂的董事会使用。教堂建成后，筹建委员会将把它转让给牧师们使用，牧师的继任者也可以永远使用这些建筑为信徒提供永久的服务。 一切筹备工作妥当后，就需要找到合适的建筑师来完成这项工作。由于当时的上海租界还处于婴儿阶段，根据时人的记录：“初具欧洲城镇的轮廓”，也就是连城市都算不上，配套的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设计师请的是当时常驻在香港的史来庆。 史来庆（George Strachan），1821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1841年移民到香港担任香港测量属，之后在香港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英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在那里他设计了早期的香港会所，是香港最早的地标性建筑。1849年左右搬来上海居住成立了 “George Strachan建筑行”（泰隆洋行），他也成为了上海最早的职业设计师。1854年他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苏格兰，晚年的他居住于利物浦直到1893年去世。后来的外白渡桥二代设计师金斯密这样形容他： “他为上海的建筑引入了希腊风格。在他的指导下，这座城市的建筑艺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并且培养了一批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宁波人，他们完成了出色的工作。”
香港会所 在接到订单后，史来庆便开始了设计工作。整个建筑建造的非常快，1848年6月18日星期日，这一天也是三一节，教堂也正式开堂。而建成后的教堂规模也满足了当时上海租界冒险家们的信仰需求。
第一代圣三一教堂，画于1849年 不过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由于当时的史来庆根本没有来过上海，不知道实地的情况，设计方案采用了跨度很大而又沉重的屋顶，外加上建造人员使用的材料是软木材为主，无法应对上海湿潮的天气，整个建筑很快就开始腐烂。虽然建造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环境和设计的因素叠加后，它倒塌的速度同样很快。1850年6月24日，在前一天一场暴雨光顾后，沉重的屋顶不堪重负，迅速垮塌。幸运的是，当天是周一而非周日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当时的人们对此感恩不尽，而史来庆得知情况后也来到上海实地考察了一番。他建议将底座区域保留，屋顶部分重建并且在教堂东立面也就是在原来大门入口处前方加建一座钟楼，钟楼每15分钟就会报时一次，不过据当时的记载称：“钟声除了太响以外，并不动听”。钟楼处开有三个门，和原来建筑相贴，通往教堂大厅。原来教堂的位置也有所扩充，大堂的座位总共216个，走廊里总共有50个免费的座位。总体来说，第二代的圣三一的底部基础和墙体继承了一代圣三一，之前提到建筑的材料并不是那么好，于是它虽然依旧坚持服务了12年之久，但大部分时间其实为危楼状态。
侧面的二代圣三一，蓝色部分为一代圣三一建筑， 红色部分为加建的钟楼部分， 钟楼可攀爬至上到顶观看风景， 红蓝两部分结合为二代圣三一
二代圣三一正面图
周围住户所拍摄的圣三一 除了建筑本身的质量很是糟糕外，环境其实也同样堪忧。在1847年之前，这块地其实已经到了租界的边缘地区，周围野坟临立，野鸡和野兔也是经常出没于此。即使到了1858年，仍然会看到些许的野狗，另外还附加一个臭气冲天的水塘，一到夏天池塘干涸变为泥潭更是蛙声一片，十分嘈杂，由于整个19世纪50年代，上海还处于艰难的发展期，所以这些细节也就无人关注了。
1847年的上海地图，红色区域为圣三一位置， 此时还没人问津是一块荒地，属于当时最偏远的地区之一 随着第二代教堂的建立，这里也成为上海的一个制高点，经常会有游客登上钟楼，观赏周围新建的房屋，不过边欣赏风景的同时也会感受到教堂的不稳。在1853年到1858年之间，来此观光的游客就对摇摇欲坠的塔楼提出过警告，不过当局显然无视了这些警告，教堂一直在修修补补，继续使用。
从圣三一钟楼向东，黄浦江方向眺望，小路为江西路
向东北眺望远处的英领事馆（左中）， 十字路口为九江路和江西路交界处
向西远眺，楼下的是牧师学校， 这块区域后来被圣三一出租，现在为靠近河南中路的楼房
向北望向苏州河和虹口，远处基本无建筑 第一代圣三一开堂后，同年9月28日，上海来了第一位英国牧师约翰·洛德（Rev.John Lowder），他的到来让教堂事务得以有序的展开，并且教堂也可以通过当年乔治四世的领事法案得到每年的补助。除了来自英国本土的援助外，在租界的英国成员也将担当起对教堂及牧师的援助。不过，洛德的服务被一个致命的突发事件中断了，1849年的9月6日，在陪同英国皇家海军“水兵”号的军官们从浦东游玩返回途中，他跌入水中淹死了。 洛德不幸身亡后，碰巧当时圣公会刚刚派出了一位年轻的助手好不生（Rev.John Hobson）在宁波担任事务，于是这位好不生牧师被任命返回上海暂时接替洛德的工作，他也是后来著名的海关税务司好博逊（H.E.Hobson）的叔叔。好不生为人谦逊，非常受当时租界居民的欢迎和崇敬，因此原本只是暂时接替工作的他也被居民们要求成为了正式的教堂牧师，并且一直做到了1862年。好不生在成为正式牧师时，拿到了一批来自圣公会的补贴金，他将其中部分作为自己的薪酬外，其余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在山东路公墓以西的地方，创办了英华书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中西书院，隶属于英国圣公会。1892年后，它迁到了今武进路412号，建筑依然保留至今。 另外在好不生担任期间，维多利亚主教颁布声明英国的民众可以不强制在领事处登记结婚，他们可以在英国或其他教堂，由英国国教的牧师见证下的婚礼都属于合法。因而，圣三一教堂也有过几次婚礼的举办，租界的民众也加深了对好不生的好感。除此之外，好不生也经常接济一些水手或者穷困潦倒的人，当时上海也经历小刀会起义，好不生在冬天也会接济一些无家可归或者饥寒交迫的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人。优良的人品也使得他有了一个头衔——“好人好不生”。1862年4月，他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于4月16日抵达神奈川，19号又去了江户之后马不停蹄的乘船赶往长崎，途中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斑疹伤寒，于4月30日去世。噩耗传到上海后，一时之间租界哗然，他的遗体被运回上海，在悲痛的教友们的帮助下安葬。而此时，他曾经工作的地点，圣三一则将迎来又一次的翻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第三代圣三一教堂——“红教堂”。 02 奢侈的礼物 第二代圣三一其实在1858年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不过一直拖到1862年才决定用教堂的材料临时拼凑出一个建筑以应付人们的礼拜需求。不过体验效果却是极其糟糕的，一位从上海以外偶然的到访者这样写道： “近门处有一条长凳，一长排放着破旧的赞美诗的空位子——我不能进入这些席位，只能坐着进行祷告，饥寒交迫的时候只能在炉边炙烤。在下雨天基本浑身湿透，雨声基本让人听不到任何一个句子。” 相比起临时建筑的简陋，真正让工部局犯难的问题是由新任牧师布彻（Charles Henry Butcher）从伦敦带来的第三代圣三一的设计图，它由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斯科特爵士是当时英国本土哥特复兴式建筑建筑师，尤其善于设计宗教类建筑。他一生共设计、改建了约850座建筑，其中包括500座教堂、39座大教堂和不少学校建筑。1849年，他获封西敏寺建筑师（Surveyor of the Fabric of Westminster Abbey）。他设计的建筑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如德国汉堡的圣尼古拉教堂、新西兰的基督城座堂、伦敦白厅的外交部大楼等等。
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 （Sir George Gilbert Scott） 从人选而言，斯科特爵士无疑是完美的，甚至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有点大材小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提交的设计图太过豪华了，据估计如果按照斯科特初始的设计方案来建造，那么至少需要15000镑到20000镑。根据对当时货币价值和今天的货币价值来做相对换算的话，1864年的1镑相当于今日实际价格的99.28英镑，也就是说相当于人民币1200万元至1600万元，而当时虽然由于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海人口达曾经达到峰值，华、洋两界总人口破了百万，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是逃难而来的难民，真正的在公共租界的侨民也不过2000多人罢了。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到1864年太平天国节节败退，租界的人口开始下降，大量难民开始回乡。人口从1863年的33万到1865年只剩下13.7万人。如果按照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生产力来算，充其量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镇，而现实就是，工部局根本掏不出这么多钱。即使当时向英格兰本土申请了捐助2000镑，加上上海本土募捐得到的19000两，换算下来离实际所需的费用仍旧相差的很远。另外，几乎同时，由于人口的流失，房租下降，外加很多房子都是贷款建造的，致使许多业主破产。一时之间，租界内部的经济形式并不乐观，工部局董事会内部也充满了悲观情绪，按照斯科特原本的设计方案建造是不可能的了。 当时提出了两个解决的方案，一项由麦华陀提出，即出售教堂的土地，在领事馆区域的泥滩上建造一座新的教堂，他说道：“荒地够大了，足以建造教堂和公园。”这里的泥滩可能的地点在于之后的外滩公园处也可能是在今天的新天安堂附近，不过委员会并不喜欢这个建议。第二个方案是通过占用当时工部局大楼一半的土地把教堂和市政厅结合，不过此方案同样遭否。 当时有一些人对上海是否需要造就如此之大的教堂保持怀疑，耗费如此之多的税收和物力去营建一个“虚伪”的建筑确实很不得人心。不可否认的是，站在那时的上海租界居民的角度而言，上海是无法和欧洲的城市相提并论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一个远在本土之外的港口殖民地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欧洲大城市的规模吧。就这样，有关于教堂的建设计划拖延了一年，才有了答案。委员会决定将斯科特的初稿进行修改，这样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钱，他们让斯科特派来的代表，苏格兰建筑师威廉·凯德纳（William Kidner，当时他自己的中文名叫地纳）修改，完成后的设计稿再给到斯科特并得到了他的同意。于是凯德纳之后便留在上海，全权负责圣三一的建造工作。
1872年的威廉·凯德纳在英国汤顿拍摄的照片 威廉·凯德纳，1841年2月16日出生于苏格兰萨默塞特郡的小村庄Durston，祖上也是农民，在英国时为斯科特工作，于1864年为了圣三一的工程而来到上海。可以这样说，在来到上海之前，凯德纳毫无名气，但是受过专业的训练，而圣三一堂也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圣三一完成后，凯德纳的开始了自己作为建筑师的职业生涯并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先后接到了汇丰银行和有利银行的订单，为他们建造了大楼，同时在1874年和1875年连续两年当选了工部局董事，在此期间他在上海的活动十分活跃，在万国商团中被任命为上尉，同时也主持了很多上海道路的拓宽和地产估价等工作。
凯德纳 社会地位的窜升也让他结识了更多的上层人物，1877年他在伦敦成婚，而与妻子的相遇就是靠着当时上海共济会负责人的搭线，可见在那个时候凯德纳早已不是初来上海的外乡人了。 除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头衔以外，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枪手，同时还担任上海打靶总会会长，多次赢得射击比赛的冠军。1881年左右他回到了英国，之后又离开英国为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设计建筑。晚年的他一直在伦敦生活直到1900年3月31日去世。现在让我们回到1864年，去看看当时略显青涩的凯德纳如何完成圣三一这一改变他命运的工作的。
凯德纳之墓 03 艰难的营造 首先是对于图纸的修改，凯德纳在斯科特的基础上在教堂的侧面加了一个凸窗（14英尺），教堂的宽度增加了8英尺。而增加墙壁厚度的侧窗则被舍弃，屋顶改为露梁的，而不是最初的拱形。这种敞开式的设计风格给室内带来了非常崇高的视觉体验，同时也为后来唱诗班提供了声学传播的支持。整体建筑改为砖块结构的特点，而不是斯科特提议的石块结构；并且将砖块天花板，改为木质的，这样就减少了地基的承重，另外沿着过道的窗户取代了门。还有其他的一些改变，比如将整个建筑的外部的装饰变得更为简洁。这些修改使得整个建筑的造价从9万两缩减至4万两，而容量则从460个席增加到756席。
凯德纳在斯科特原有图纸的基础上修改的教堂底楼版本 整个修改意见于1865年2月被提交到受托方后，经过投票只以微弱的优势胜出。而反对方的意见则是觉得这些修改很大程度是没必要的，而且修改后的教堂也不能说是斯科特的设计了。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图纸需要经过英国方面斯科特的确认后，再进行开工。到了第二年，即1866年1月斯科特才给到答复表示将无条件批准教堂的修改。于是，教堂于1866年1月10正式开工，施工方为英国番汉公司(Messrs.S.C.Farnham and Co)承建。正式的奠基仪式于当年的5月24日举行，整个仪式由共济会在华代理的高级督导主持。之所以中间隔了这么久是因为这期间，工程队一直在进行打桩工作，整个工程在初始阶段并不顺利，一开始由于砖块的供应不足于是开工日期延期到了1月19日。开工不久就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由于此处的地面异常坚硬，苦力们使出蛮劲也只能一天打上两三根桩，于是不得不改进工作方式，通过机器来打桩。值得庆幸的是，在有些地方，一代圣三一教堂的柱桩保存完好，并且和新教堂所用的桩是同一种，因而省了不少力气和时间。根据遗留下来的记录，15英尺的桩总共3400根，12英尺长的桩2470根，5英尺长的1660根，还有用于塔楼的15英尺长的625根，总共8000根桩，并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花岗岩。 塔楼的桩原本并不是打在教堂的右边，而是应该在左边。凯德纳在给圣三一委托人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拟建的塔楼和尖顶的地基被打在建筑的东北角，而不是原来设想的东南角，原因是东南角的地面比东北角的地面要软一些，因此不大适合承受增加的重量。” 根据他所描述的方位，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建筑东北角（也就是现在塔楼的位置）是根据建筑图样来描述的方位，原本的塔楼在设计稿上应该在教堂的左侧。现在我们无法确认斯科特最初的设计是否也是如此，但是通过对比当时他在同一时期设计的位于新西兰基督城大教堂（1857年初稿，1864年开工），不难看出最初的设计方案基本也在左方。
新西兰基督城大教堂和圣三一堂对比图， 斯科特最初于1858年设计的作品， 1864年开建，建造和设计时间点和圣三一堂基本重叠。
圣三一堂的塔楼原本应该也是在大教堂的左侧， 形制和基督城大教堂相似 整个打桩工作于5月22日完成，于是这才有了24号的奠基仪式。整个仪式在24号下午举行，共济会的队伍首先在广东路的共济会大厅对面列队，然后前往英国总领事馆，在那里与其他领事汇合，之后部队也加入进来，整个队伍浩浩荡荡的向教堂进发。进入教堂后，首先进行晚祷，由布彻牧师进行布道后，人们来到基石的地方开始进行仪式。在唱了英国国歌后，以共济会的形式进行奠基石的仪式，整个仪式非常长，这也是早期上海滩为数不多的大型仪式了。 奠基仪式结束后，圣三一开始到了地面建设阶段。在铺完花岗岩后，工程队又遇到了砖块无法及时供应的问题，砖块供应方发现这笔生意并不赚钱，在供应完20万块砖后就停止了供应。而从苏州和日本得到的备用红砖样品也全都不符合要求，因此5英尺的地下室用了4个月才完工，而地上建筑的修建也只能被迫停工。之后通过与华人公司（Chumshun-li）达成协议，总共需求600万块砖，这才解决了用砖风波。当然，这也使得教堂的建造不用过于着急，避免出现像一代圣三一一样的问题，造的快塌的也快。 凯德纳写道： “延迟施工并不完全令人遗憾，因为这使得建筑的低层部分在承受上层建筑的重量之前得到了彻底的巩固。” 建筑物上层所使用的石材是从宁波获得的，由于它比花岗岩更容易加工，所以上部建筑进展显然要更快一些。等到木材也运到的时候，屋顶的修建工作很快得以展开，同时在英国，教堂的玻璃、瓷砖铺面、铁器部件、取暖设备等其他部件也在紧锣密鼓的生产中。1868年1月，凯德纳在给圣三一委托方的报告中乐观的写道： “按照发起人批准的设计，从1867年3月31日起的18个月内可以完成此建筑。”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他预料的那么顺利进行。 1867年10月，凯德纳再一次给圣三一受托人做了报告，此时圣三一建造了一半多了。整个教堂的墙体被抬高了15英尺，中殿和过道拱门的花岗岩轴，门廊、小教堂和天顶也已经被固定，内部的拱门正在被修葺。屋顶使用的木头正在英国番汉公司的院落中进行组装并保存在那边以备后用。之前从英国预定的各种部件也大多运到了上海，一直有问题的砖头也都全部运到了工地上。内部所有的灯饰根据布彻牧师的要求装上合适的圣经主题。从这些运作可以看出，原材料问题基本都已到齐，不过唯一的问题出在工匠和钱的身上。工匠为了拿到更多的钱时常进行罢工，而且人员流动的现象非常严重，这就导致工程总是断断续续无法持续的展开。另外，由于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结束，租界大量的人口开始返乡，上海陷入了萧条，于是教堂受托方的资金枯竭了，工程于1867年9月完全陷入停滞。凯德纳命人将教堂的墙壁用稻草覆盖，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它们遭到雨水的侵蚀，不过这些都是权宜之计，他写道： “如果不立即恢复工作，就必须用更多的覆盖物来代替，不然我们在冬季可能会遇到大雨和霜冻，这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而受托方此时也非常艰难，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要完成教堂的建造（不包含钟楼），仍然需要26000两，但是能够募集到的总额不过才两三千两。于是，他们不得不将教堂西边以前是牧师学校的那部分以每年1200两的价格出租，同时向银行借贷通过这部分的租金来偿还利息。这也就是为何今天的圣三一教堂的西侧，靠近河南路及九江路的区域并不属于圣三一整体建筑的原因了。在教堂建成后，仍有不少人对教堂无法占据整个区域（东至江西路，北至九江路，南至汉口路，西至河南路）而惋惜。
图中165和166区域原本都为圣三一堂区域， 由于缺乏资金将166区域租借出去， 时至今日此区域的楼房和圣三一堂不属于一块区域建筑 最终通过贷款和租界约20名商人的捐赠，教堂建筑得以落成，由于资金的短缺因而塔楼是无法完成了，不过此时已经完成地面打桩了，斯科特原来设计的塔楼也被凯德纳重新设计，不过仍有可能是大部分是参照原来的图样做了修改。即使如此，整个教堂仍旧花费了约70000两，与当时预估的4万两差距甚多。整个教堂正厅是十字形的，南北是通道，两翼是祭坛、拱形圣殿及用于管风琴和小礼拜的两个小教堂。柱子用的都是花岗岩制成，柱头和砖石则是用宁波来的石材制成。教堂的内部长度为152英尺，宽58英尺6英寸。中央的最大顶高是54英尺。由于采用了旧地基，圣餐桌是朝西而非朝东的，这也是因为上海遥望西方的耶路撒冷。
圣三一内部 更多圣三一内部照片请阅读： 旧教堂的纪念壁画一开始被放在前厅，后来直到1873年才放入教堂的门廊位置。除此之外，教堂的外围也铺设了两条大过道，形成一个大草坪，过道直接通向江西路的两个大门，现在这块区域为小型公园广场，使得教堂缺少了点庄严肃穆之情。之前提到的那个臭水坑就是在此时被填平，工部局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动用机器将整个水塘抽干，并且树立了篱笆同时还为苦力们挖了口井以供用水。之后，我们就经常能在记录中看到工部局将上海各地的水塘逐一填平。至于那个临时搭建被用于礼拜的简易棚屋则被保留了下来，用作健身房出租。这个略显荒唐的安排在1874年遭到反对，有人认为教堂的院子里出现一个健身房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财政状况并不允许教堂放弃这笔租金。
圣三一教堂南侧的门
圣三一北侧的门 塔楼由于资金问题无法在第一时间建成，不过地基已经在1869年前打桩完成。由于当时的初始计划是要将塔楼一起建造的，并且会在塔楼上安装大钟。因而最后在整体完工后留下了三口大钟，它们被统一存放在仓库中。据说曾经有一口被当做礼拜时召唤教众所用，另一口大钟则是在1880被卖给了虹口消防所。 关于教堂的彩绘玻璃，一种说法是朗斯代尔（Horatio Walter Lonsdale）设计完成的，但是查阅资料发现朗斯代尔只是留下来两幅手稿，但是具体是否真的应用于圣三一还有待商榷。相反，不同时代的资料更多的显示的是，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并不是在最开始就安装完毕的，而是通过租界商人们的捐赠逐渐积累和安装的，彩窗的内容也多是为了纪念捐赠者或者捐赠者的亲人好友。比如在凯德纳的报告中曾写道： “克莱顿和贝尔公司（Messrs.Clayton and Bell）已经为西端壁炉台上的窗户和屋檐上的玫瑰窗订购了彩色玻璃，作为对已故邓禄普先生的纪念。” 1870年7月23号的builder杂志也写道： “同一家公司还为上海的新三一教堂提供了几扇窗户。其中包括一扇纪念已故菲茨罗伊先生（Mr.Fitzroy）的窗户；另一扇纪念劳伦斯先生（Mr.Lawrence）的窗户；第三扇是纪念英国皇家海军的普里查德先生（Mr. Pritchard.R.N.）的窗户。现在正在为同一教堂建造一个更大的窗户，以纪念已故的约翰-好不生牧师（Rev.John Hobson，前文提到的第二位牧师），他在上海的从事牧师多年。” 好不生牧师的窗户于1871年左右安装完毕，当时的《The 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报道： “为纪念已故的好不生牧师而认购的圣三一教堂南区彩色玻璃窗户已运抵Priam，并正在安装中。” 另外，根据当时的《字林西报》报道来看，最初的彩窗玻璃的设计者分别来自Messrs. Lavers and Bar和Messrs.Clayton and Bell，他们分别担任了半圆室内的三个大窗户和中殿尽头的上层窗户彩窗玻璃设计。 因此，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朗斯代尔设计的图稿被这两家公司确实应用于圣三一的彩窗玻璃上，但是他只是其中一位设计师，而这些彩窗玻璃在不同年代为了纪念捐赠者所用，逐次替换建造。
朗斯代尔所绘制的彩色玻璃窗画稿 左侧为描绘基督为世界之光的窗户， 右侧为描绘基督为好牧人的窗户 04 圣三一的管风琴 除了彩色玻璃可以为教堂增色不少外，管风琴对教堂而言同样重要。圣三一的第一架管风琴由仁记洋行的约翰·斯金纳（John Skinner）于1855年捐赠，这架管风琴由Gray and Davison公司制作。它拥有13个音阶，2个手动踏板，弹奏区域被包裹在松木箱中。管子是镀金的，并且有着手工吹制的风箱。早年唯一的管风琴演奏家是来自于广源洋行的商人麦克里尔·史密斯（Joseph Mackrill Smith），他经常义务在圣三一演奏而备受赞誉。第三代圣三一教堂建成后，他也被移入其中，但是可能安装的并不成功，它的高潮部分音色始终差强人意，于是在1883年它被送往共济会大厅继续使用。1918年，共济会发生火灾，管风琴也遭到损坏，直到1926年共济会搬入新屋后它才得以修复。 接替它继续为圣三一服务的管风琴是由Walker公司制造，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管风琴也是远东第一架电鼓风发力管风琴。在被组装完成运往上海前，就在伦敦使用它举办了两次独奏会。风琴被装在独立的琴箱内，同样是手工吹制的。至于它具体被放在教堂哪个位置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最终通过投票，该位置定在教堂的北翼。这架管风琴被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耶稣会以3500两的价格买下了它，并将它安装在徐家汇天主堂内。
1883年的第二架管风琴 其实早在第一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圣三一就有意替换Walker管风琴，一份报告指出，管风琴有许多缺陷，最初的计划是保留大部分的音管，再对其进行重建。但是这样的成本和新造一个并没有太多区别，于是在1919年就对新的管风琴进行了公开招标，1920年7月Harrison and Harrison公司拿到了订单。由于时局的不稳定，该管风琴直到1924年11月才完成，并于1925年5月4日到达上海的虹口码头，之后由苦力用手推车运往圣三一堂。风琴共约有2630根琴管，三排琴键，琴管外配以哥特式橡木雕花琴壳，顶端有天使吹号雕像的装饰，仿照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管风琴，当时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英国产机械管风琴，取名“一战追思管风琴”。琴键、琴栓及琴师座位在二层，琴师座位用帘布隔开。该管风琴在文革中被毁。
设计图
1925年的第三架管风琴 现在的管风琴是由香港圣公会捐赠的，原本的想法是想复制1925年的管风琴，但是成本昂贵所以放弃了。
今天的管风琴 05 兴盛与衰弱 1869年8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那一天，租界大部分居民都前往了这座新教堂，开堂仪式由布彻牧师主持，唱诗班也通过建筑奇妙的特点将声音变得更为圣神庄严。布彻随后进行了布道，讲述了上海及圣三一建造的艰辛，以及上帝对他们的不离不弃和关怀。整个仪式还算简短，但前来参加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聚会都更多，这也从侧面看出凯德纳对空间的改造的效果是极为出色的。不过在开堂之前，《北华捷报》上一位化名为“Nemo”的公众对新教堂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他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居民的内心状态。文中尤其是在长椅的放置这一块极为不满，他愤怒的写道： “我以常识的名义抗议，反对接受这种不舒服的长椅；它们肯定不是根据任何设计制作的！” 另外，今后被人们所自豪的彩色玻璃也遭到了批评： “我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见过很多教堂，但我还从未见过一个有 '瓶绿色 '玻璃窗的教堂！毫无疑问，这些玻璃窗是为了增加新教堂中的和谐色彩。对于那些没有见过这些玻璃窗的人来说，也许这里应该介绍一下这些玻璃窗。它们是红色、黑色、白色、棕色、蓝色、石色和瓶绿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们'合奏 '的情景。除了音乐厅和啤酒厂的风格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之外，瓶装绿的窗户使它有了另一个特点，使它非常像格林威治的浴室和洗衣房，顺便又有一种玉米市场的味道。”
初建成的圣三一堂，并无塔楼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批评可能显得有点滑稽。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当时的Nemo们看到的并不是完整形态的圣三一堂，塔楼由于资金问题并没有建成，这也使得整个建筑的形态和气势多少打了点折扣。对当时的圣三一来说，塔楼是不可能立刻开建的，当时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在开堂之后受托人仍然拖欠着承包商的款项，但是这些都不会阻碍圣三一堂的发展。 1875年的5月23日三一节，圣三一正式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升格为圣公会远东上海地区的主教座堂，同时座堂也是全球普世圣公宗的一员。早上11点，即指定的礼拜开始时间，大批教徒聚集在圣三一门口，其中包括英国公使、海军上将、英国皇家海军军官、美国领事、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等诸多大人物到场。到了晨祷时间，神职人员进入教堂，人们开始肃静各就各位做起祷告。
Charles Henry Butcher 布彻主教 整个礼拜活动结束后，布彻牧师和七位神职人员走下礼拜堂，来到西厅，在那里会见中国北华的主教，其余神职人员返回，之后主教起身宣布了圣三一升任为上海地区的主教座堂。随后布彻牧师宣布主教将拥有这座教堂的席位，并奉上教堂钥匙。之后布彻牧师和麦克克拉奇牧师由主教的牧师带领他们面见主教，主教宣布布彻牧师将担任大教堂的教长职位，麦克克拉奇担任教士职位，同时将钥匙授予二人。整个仪式结束后，唱诗班唱起《迎主曲》（Benedictus），随后由主教进行布道，布道结束后，让非信徒退席，然后由主教亲自主持圣餐仪式。至此，一场极具意义和重要性的仪式结束。随后的日子里，一份由受托人保留的“该教堂一切权利、称号与利益”的法律文件被装入木框，挂在小礼拜堂内。从此以后，圣三一进入兴盛阶段，每逢大小节日，都会举办各种活动。
1897年6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英国女王陛下钻禧庆典时候的圣三一堂 1893年10月12日，上午11点，圣三一的钟楼奉献仪式举行。圣三一堂也终于完成了当年凯德纳留下来的设计，整体变得完整。钟楼内安置了八音大钟，能按着诗篇的音韵敲打，而圣三一堂也成为当时上海滩的制高点。
钟楼近景 1928年12月19日下午2点30分，由亨利·雷世德基金会捐赠新的圣三一男校举行奠基仪式。该建筑由公和洋行设计，公记营造厂承建。建筑整体为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为了配合圣三一整体风格，因而装饰出哥特主义风格，进出口设立在九江路上，正面则对着圣三一的大礼堂。
亨利·雷士德
《大陆报》刊登的新建成的学校图
九江路219号 2020.3 一楼是男子俱乐部的房间，有大型台球室和阅览室，还有一个可容纳100人的公共房间。大会堂是布置精美，是该建筑的一大特色，有一个能容纳300人的舞台。大会堂的窗户是由铅制玻璃制成的，其颜色和设计与英国大多数主要大学和公立学校的徽章相同，唱诗班的房间也在这一层。
1938年学校学生的合影 二楼是教会办公室，包括教长和副教长的办公室，图书馆和董事室以及秘书办公室。女生友好协会、隔音的音乐室、艺术室、小食堂和休息室也在这一层。三楼有七间教室，一个有彩色玻璃窗的男生大礼堂，以及校长的住所。班级教室和集会厅都有专门的通风系统，以确保新鲜空气的持续供应。顶楼是化学实验室和暗室，物理实验室和演讲室，都有当时最新的设备。副教长的住所也在这一层。 体育馆位于大楼的西翼底层，配备了所有最新的设备，既是一个体育馆，也是一个室内操场。提供带淋浴和储物柜的更衣室，所有的体操器材都来自英国本土。整个建筑配备了所有最新类型的设备和现代便利设施，包括自动电动电梯、中央暖气和通风系统。它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学校。学校于1929年9月10日新学期正式启用，主要接受英国政府驻中国各城市的外交官、商务代表、军官等子女入学，《太阳帝国》的作者英国小说家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J.G.Ballard）就在此就读。
在体育场内的合影
J.G.Ballard 1930年兰柏会议确认中国为一独立教省后，英国将圣三一堂交由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代管（最初由英国圣公会开辟），座堂教务、教产权仍属在上海的英国圣公会团体，堂内的一切事务也都由英国人自己管辖，教友群体基本也都是英国人。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租界取消后，英国被深陷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大部分殖民地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日军进驻租界，教堂一度作为外国人的临时集中营，学校也被迫关闭，英国人也无心再管理圣三一的事务，圣三一开始走向衰弱。在1947年的《上海百业指南》中可以看到，原来的学校建筑也被租出去用作饭店经营。
百乐饭店 解放后，随着最后一位主任牧师The Very Reverend A. C. S. Trivett离开，圣三一堂被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手中。一度由中华圣公会管理，1955年，圣公会对圣三一堂进行了多年以来的第一次维护。1958年起，圣三一堂作为黄浦区基督教举行联合礼拜的场所。
1955年大修图，图片来自华建集团的文章 《上海基督教圣三一堂保养维护工程》 文革中，在破四旧的浪潮中，圣三一堂遭到大规模破坏，管风琴也不知所踪，封闭多年的地下室被打开，其中的骨灰全部遭到亵渎，钟楼的塔尖被强行拖下，其中的八音钟也遭到毁坏。1977年11月，教堂被进行改造，新增的插层作为办公室使用，教堂的底层改建为大礼堂使用，教堂东首草地改建为街心花园并保留至今。
文革中被破坏的塔楼，尖顶已不在
2004年基督教全国两会收回教堂，并于2007年对教堂进行修复工作。1977年的插层被拆除，恢复了圣三一教堂的原有风貌。2020年，应市政部门消防等要求，圣三一堂面朝汉口路方向添置新门。2021年起，圣三一堂再次进行了修复工作，本次修复主要是保养维护工作为主，对细节方面进行再优化，为开堂做好准备。本次维护工作后，圣三一将对公众进行开放，届时人们将有幸一睹这座曾经上海第一教堂的风貌。
07年开始的大修，图片来自华建集团的文章 《上海基督教圣三一堂保养维护工程》 斋卤味、蔡老板、雨辰、豆兄、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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