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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救世情结 魏建宽 写在前面的话： 高一学生课外阅读，常常会有这样的苦恼，读了一篇文章，不知摘记的重点，不知如何提出问题，不知如何写出自己的阅读体会。 今天老魏以自己所写的《冯友兰的救世情结》（此文与昔日的同事江西省余干中学副校长吴晓东合写，后以吴晓东一人署名发表于2007年《高中生之友》）为例，与同学们谈谈如何写摘评。 首先，读文章，要分类。比如昨天同学们读了老魏推荐的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意义及人生的境界》一文，就要明白，它是属于议论文，是严谨的学术论证。既然是学术论文，就要明论题——“人生的意义及人生的境界”，晰思路——人要活出意义，人生存的境界由低至高可分为四重，而要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前提是要有“自我觉解”的能力。 其次，读了作品之后，要抵达更高一级的阅读境界，必须能提出问题，即具备与作者对话的能力。因为是平时的阅读摘评，同学们的课业负担很重，每天的阅读摘评的篇幅无法写得很长。老魏希望同学们每天有2000字的诗外阅读量，“摘评”一般写个300字左右就行。“摘评”，重在“评”，而“评”又那么短，这就要求同学们摘评的“评”，要做到就其一点，写出自己独特的阅读体悟来。 第三，要将书读活，才能写出独特的阅读体悟。何谓“活”？“活”，可以表现在多方面。其中一点，就是要与作者及其观点建立“精神的联系”。怎样建立？比如可以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际，对比作者的言与行，比如可以联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分析其观点与时代的关系，等等。 老魏在写作《冯友兰的救世情结》时，提出的论题就集中在一个“小”的角度——冯友兰的“救世情结”；尽量想要表达的“个人的体悟”是——“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更难”，用冯友兰的话来说，“觉解”固然难，但付诸行动却很难；我联系历史与社会想要与自己的读者分享的观点就是文章结尾的那一句话——冯友兰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象征，其悲剧告诉我们，哲学家救世，离开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永远都是一个梦。 同学们课业负担重，没有时间每天像老魏这样去写一两千字的《冯友兰的救世情结》的文章，你只要写出老魏文章后面的三四百字的内容就可以了，老魏文章前面的内容都是“引子”与“铺展”，“重心”与“体悟”是在文章最后的。
哲学家与船夫相遇，该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寓言是这样讲述的： 哲学家问船夫：“你懂数学吗？” “不懂。”船夫说。 “你的生命的价值失去了三分之一”，哲学家说。 “你懂哲学吗？” “更不懂。” 哲学家感慨道：“那你的生命价值就又失去了一半！” 一个巨浪把船打翻，哲学家掉在河里。 船夫问：“你会游泳吗？” “不会，不会！” 船夫说：“那你的生命价值就失去了全部！” 世人的眼中，哲学家就是如寓言故事中的那样既迂阔且自狂的人，哲学家冯友兰在我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冯友兰于《人生的境界》中认为：人生境界自低至高可划分为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他还认为“哲学是教人成为圣人的方法”。由此可见，冯友兰将哲学家置于了道德教父与尘世的救世主的地位。 说起哲学家的救世情结，其实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于其《理想国》中，就主张只有哲学家才能洞彻人生真相，才能担当理想国的国王。中国的宋儒张载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张载借道德修身、著书立言之途以求达到思想上君临天下或建立万世不朽之功业的“内圣外王”的目的，这“四为”理论非常概括，他那份“救世主情结”于这“四为”中也表露无遗。 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谓了然于心。1919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又可谓学贯中西。冯友兰生于清王朝的仕宦家庭，他的父亲做过清朝知县。生于乱世、长于乱世的冯友兰深受家庭与时代的影响，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点燃了他的激情，“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使命感在青年冯友兰的心中生成。1923年，冯友兰从美国学成归国，此后五年冯友兰辗转任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1928年又受聘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先后兼任秘书长、文学院长、校务会议主席。清华任教期间，他协助罗家伦校长完成了清华改制，撰成《中国哲学史》与《贞元六书》。名重一时的学者陈寅恪称《中国哲学史》“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冯友兰的学术地位因陈寅恪的一言九鼎而由此奠定。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冯友兰撰成的哲学著作《贞元六书》更是宣称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求从文化上推动中国现代化。《贞元六书》又确立了他作为哲学思想家的地位。 不过，冯友兰苦心孤诣写成的《贞元六书》，其旨意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其学说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有着浓重的救世情结。就其实质而言，说得漂亮些，仍然只能归为儒学。他的许多思想不仅与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相左，更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冯友兰式的“新儒学”哲学救国梦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式的痴心妄想。 1934年，冯友兰从苏联考察归国，分别以“访苏见闻”和“秦汉历史哲学”为题作了两次演讲，肯定苏联尊重有学问、有技术的人，论及他了解到的唯物史观。结果冯友兰被秘密逮捕，其家人收到一张字据，上面写道：“收到冯友兰一名口。”后经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向北平行营主任黄郛说情，一夜惊魂之后，冯友兰才由军政总长何应钦批准释放。 冯友兰放谈唯物史观，大谈苏联“尚贤”。按国民党的逻辑，那就是为共产党宣传，为共产党张目，那就是说国民党政府不尊重人才。那还了得。不被逮捕那才是怪事！ 生活于一个政治与文化专制的时代，在独裁者眼中，冯友兰是什么？只是“一名口”，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动物，充其量只是一个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罢了！秦始王焚书坑儒，刘邦将儒生的帽子当作夜壶，蒋介石将闻一多傲岸的头颅当作靶子。文人自救尚不能够，遑论“救他”、“救世”。冯友兰一夜惊魂，虎口脱险，可以说是蒋介石对他这位“共党嫌疑”的“宽恕”，也可以说是对他及大多数想以思想忤逆政府的知识分子的儆戒。无论怎么说，知识分子在独裁者眼中人格无重量，是再明显不过的。 历史戏剧性的一幕往往会重演，1972年，举国疯狂地“批林批孔”。冯友兰意识到自己又将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肉了。不过，这个时候的“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学会审时度世了，他出人意料地不再为孔孟辩护了，相反他还写了两篇骂孔子的文章。不料被毛泽东看中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冯友兰戏剧性地由“新儒家”变成了“新法家”，并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了江青的“大批判组”当了顾问。 对此，晚年的冯友兰于其《三松堂自序》中痛心疾首地忏悔说：“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补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后人或许会理解冯友兰在那样特定的生存环境下的“附逆”行为，但是冯友兰自己都坦承这不是光荣之举，我们为尊者讳岂不是多余的吗？ 冯友兰笃信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什么？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正气、勇气、骨气。冯友兰倡导人们追求超越了个人功利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冯友兰自己为了躲避个人灾祸，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却违心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这样的“新儒学”还有人信服吗？这样的“新儒家”哲学大师还有人尊崇吗？ 与冯友兰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他面对几十名全国政协委员的围攻，就是坚持“批林”而“不批孔”。当有人征询他对“批林批孔批梁漱溟”大会的感想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谈及梁漱溟，倒让我想起晚年的他于1974年对儒家哲学讲的一段话：“印度哲学只是印度宗教生活的副产物。其意不在讲哲学。中国古儒家亦不想讲哲学，而是在指点人生实践。所谓中国儒家哲学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产物。我是个凡夫俗子，一个平常人，对于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是远远不够谈它的。”身为民主党派民盟领导人的梁漱溟的哲学理论不一定较冯友兰粗浅，今天，在思想界、学术界梁漱溟的社会声誉却远比冯友兰要高得多，为什么？梁漱溟可贵就可贵在他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醒。 冯友兰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象征，其悲剧告诉我们，哲学家救世，离开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永远都是一个梦。  《庖丁解牛》拓展阅读作品——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意义及人生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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