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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于《新道学》一书中的《道学》一文是一篇十分精妙的文章，是很值得精读细读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专题的最深刻的解读，可作为中国哲学史论方面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论文来学习。 冯友兰在他逝世前的半年前，即1990年三月，曾自拟一幅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他以此联来概括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所谓“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哲史）、《中国哲学简史》（译自英文，至今仍为中国现代最通俗而有深刻内容的中哲史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是第一部最全面的中哲史著作）；而所谓“六书”，指的是他的六部哲学思想论著，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道学》《新知人》。 在写这一副对联之前，冯先生于八十岁时，也写过另一对联，用以表达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追求，上联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含义深刻，境界高远，上联主要概括是他的学术研究活动所追求的方向，即阐释古老中国文化哲学资源，探索中华民族新的哲学追求和新的学术使命；下联主要是阐明冯先生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所希望的学术精神境界。 长寿的哲学家 《贞元六书》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正值中国抗击日寇的艰难时期，所以，他的系列哲学论著取名为“贞元六书”，意为“贞下起元”，冯先生相信，中国一定能过能度民族抗战的艰难时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使民族得到再次振兴。 冯友兰先生与他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 《贞元六书》表现了冯先生在抗战艰难时期的深刻的哲学思考，阐述他的基本哲学思想，而这“六书”也确立了冯先生在哲学界的重要地位。在“六书”中，《新理学》是“六书”的理论总纲，主要阐述他的自然观、宇宙观和形而上学根本观点；《新事论》主要阐述其社会观，探讨“中国到自由之论”；《新世训》主要讲他的道德观，探讨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修养基本理论和伦理追求；《新原人》主要阐明了他对人生观的看法，他在该文中提出“人生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将天地境界视为使人生的最高境界；《新原道》主要阐述冯先生对哲学发展史主要思想的研究成果，说明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之精神”；《新知言》主要讲的是他所理解的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总结中西哲学史的研究经验，探讨哲学基本研究方法。 冯先生的《新原道》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冯先生视野中的中国哲学史专题精论。冯先生利用这此书，精要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哲学史上主要的思想专题，评述了孔孟、杨墨、名家、老庄、易庸、汉儒、玄学、禅宗以及宋明道学等各种思想、思潮，并力图阐述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道学》是《新道学》的第九章，或许是由于冯先生对宋明理学尤其兴趣，关注特别深入，研究特别精到，所以，在笔者看来，《道学》一章写得特别精妙，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文章来读。 冯友兰先生（1895——1990）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于1915年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曾在中州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任教授，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他是真正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 长寿的哲学家 这样一位学术大家所写的关于他研究最为精深的学术思想专题，《道学》一文当然是非常精妙的文章。 冯友兰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从他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伍德布利奇、蒙太格，于1924年写出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英文），到他九十五岁高龄写完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近七十年的时间一直在从事哲学研究。 而这种研究的学术成就和极高水平的哲学素养，通过《道学》可见一斑。 《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是想说明现代中国是“旧邦新命”，冯先生相信，贞下定能起元，中国虽是悠久的国度，但一定能走向更新的振兴。他的责任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而在《道学》中非常精彩地表明了他通过对传统哲学的精深研究，探索中国哲学新精神的理论追求。 冯先生把中国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认为中国哲学理论特色和基本追求是真善美统一，是对于“极道明”境界的追求；同时，又注重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行的应用，是知行合一，是注重、“体用结合”“执两用中”的，是“理”与“情”结合的，是注重理论的践行效果的，是注重“道中庸”的可行方法的。 中国哲学家历来就注重哲学思考不脱离具体的生活现实，李泽厚先生曾以“实用理性”来概括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特点，而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所阐述的“道中庸”。冯先生同时还把“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的思想主线，一种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冯先生也以身作则，坚持这一方法，他的哲学思考，一直都很有哲理，但又非常关注现实，他“阐旧邦”不遗余力，而又一直在思考着以确实的方式来“辅新命”。 细读冯先生的著作便可明白，他的“三史六书”皆有一条以一贯之的主线，那就是坚持追求“旧邦新命”的文化使命，冯先生的哲学思考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而是一直关注着民族的兴亡，他确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在现代复兴。 冯先生有他的哲学理论构想，他曾提出了四个哲学范畴来提示他的哲学思想，这四个哲学范畴是“理”“气”“道体”“大全”。在冯先生看来，“理”是指“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它不因事物而有，并先于事物而有；“气”是指决定事物的能够存在的内在依据，是实现其理之“料”；“道体”是指总括作为存在的“所有流行”；而“大全”指“总一切底有”。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的哲学基本思想是来源于宋明理学的，在他看来，“理”是存在的本源，“气”是存在的依据，“道体”是生灭洪流，是发展方式；而“大全”是“一切的有”的总名。显然，这对宋明理学的“理在事中”或“理在事上”的一种革新，冯先生认为“理在事中”或“理在事上”是不彻底的，所以，他认为：“一切事物，皆依照一理”，“理对于事物，可规定之而不能在之”。（参看《新理学》） 《道学》所讲的就是宋明理学，这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冯先生写《道学》这一章特别用心特别精彩。 在《道学》中，冯友兰将西方的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巧妙而深刻地结合起来，他扬弃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将之融入于新实在论的内容之中。当时是，新实在论在英美很流行，其基本研究态度是主张用科学观点来研究认识论问题，注重研究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认识对象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但认为认识对象的共相的存在是一种“潜存”，是一种对于认识主体来说的“实在”。冯先生吸取新实在论的思想，对于“实存”的“实在”作了区分，认为“实存”分成“实际”和“真际”。在他看来，宇宙由形而下的“实际”和形而上的“真际”构成，“真际”比“实际”更根本，所以，先有“理”后有物，“实际”是“存在的有”，“真际”是“不存在的有”，前者存在于时空中，后者不在时空中存在，但依然存在，是一种“潜在”。他力图通过这样的分析来革新理学的根本观点，对“理”“气”“物”做出更深刻的解释，所以，他把自己的哲学理论称为“新理学”。 冯先生在《道学》一文中也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做为分析宋明理学的理论依据和批评主线的，他以此来梳理宋明理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从张载，经“二程”（程颢程颐），“二陆”（陆九渊、陆九龄），朱熹，到王阳明，冯先生不仅理出了宋明理学发展的逻辑进程，而且，展示了每一位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并非常巧妙地揉进了自己对于哲学家们的精辟评论。冯先生还借助于评论来阐明他自己的“新理学”观点，在“阐旧邦”的思想理论资源时，巧妙地他“辅新命”的理论追求。 《道学》一文从结构上看，很有理论秩序，论述逻辑极为严密，展开的方式很有灵活性，很有妙趣，但内在的思想演进又联系十分紧密，且意味深远。 文章的第一部分讲张载（1—6段），从张载的《西铭》讲起，讲张载论“气”与“性”的统一，认为张载的哲学思想是承继了孟子的学说，开启了宋明道学的基本理念，所以，宋明理学当以张载为理论先锋；第二部分讲程颢（明道先生）（7—13段），主要是分析程颢的“仁与天地一物”的思想，并说明他的《定性书》有接近于禅的思想，这深刻地指出了程明道的心学主观论的思想特点；第三部分讲程颐（伊川先生）（14—19段），主要讲他的理学思想，阐明程颐坚持“天下一理，常理不易”的基本观点，说明程颐把实际事物只是看成是理的事例，指明伊川的学说的心学客观论思想特点；第四部分讲朱熹（20—32段），主要讲朱熹系统完成了理学思想体系，并介绍朱熹关于理为太极、理气关系论、格物致知论等主要思想学说，指出朱熹对于理学建构的系统化的贡献；第五部分讲陆象山（33—40段），主要分析他关于“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的观点，指明陆象山的心学理论有“近乎禅”的理论特点；第六部分讲王阳明（41—46段），分析其“致良知”学说，并重点介绍他的《传习录》思想价值，同时指出其通禅辨禅之处；第七部分是总结，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概括，指出其思想理论的本质特征以及所追求的境界。 横渠四句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宋明理学，即新儒学（孔孟为儒学，而宋明理学承继于孔孟，在宋明复兴儒学，所以是“新儒学）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而这两个学派有几个特点，一是都是承继孔孟的基本思想，二是都受到了张载的启迪，三是学派开创者是程颐程颢兄弟两人。程颐开创了新儒学中的“理学”，之后由朱熹继承和发挥，形成了“程朱理学”；而程颢开创的新儒学中的“心学”，由陆九渊、陆九龄的继承和发挥，形成了“二陆心学”，在“二程”的时代，两个学派只是处于思想萌芽状态，学术界尚没有认识到两个学派的不同的意义，但到了朱熹和陆九渊进行激烈的学术争论时，特别是朱、陆“鹅湖之会”后，朱陆之争演变成持久的影响力，至今仍有不同意见的论辩。朱熹曾经影响极大，成立宋明理学最系统理论体系的完成者，也成了新儒学最重要的思想代表，可是后来，由于王阳明对于“二陆”思想的发挥与革新，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对“格物致知”的新解释，使“心学”取代了朱熹的“理学”成为最有影响的学派，“陆王心学”明代学术最时髦最受推崇的学术思潮，也成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最后的逻辑环节，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在宋明时期发展的最高理论成就，同时，也成了宋明理学终结性的逻辑环节，之后，中国哲学便以明清实学的理论形态登场。 “二程”兄弟 宋明理学的这样一个思想逻辑的发展，在冯友兰先生的《道学》中得到了精彩的阐述和评析，冯先生将其放在“极高明与道中庸”的主线上来进行分析、评论，其论述过程中阐述的精彩和所表现的理论的深刻性，只有读出其中的哲理意韵的读者才能了解其中的精微。哲学家的文章，其思想张力即便是在阐述哲学史专题，也是表现得非常深刻、深远的，冯先生的《道学》特别值得再三品味。 而且，冯先生在叙述宋明理学家们的思想时，是非常讲究的，从讲张载开始，顺乎逻辑地过度到“二程”，而将完“二程”便富有创见地指出了伊川与明道的理论区别，进而引伸“理学”与“心学”的两种思想，并顺利过渡到对于朱熹与“二陆”（陆九渊、陆九龄）两种思潮的评析，之后，讲完“二陆”心学，很自然地进入对于“阳明心学”的述评。论述的过度十分自然，逻辑推演非常严密，引文的举列十分精到，评析很是深刻。 朱熹 王阳明 此外，在论述过程中，冯先生非常注重论点和语词的呼应，比如，在《道学》每一部分的结尾，几乎都小结为“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就统一起来了”这样的主题旋律上，而最后一部分，对前面的论述进行作总结，强调：“道学已把所谓高明、中庸、内外、本末、精粗等对立，统一起来。” 还有，冯先生在论述时，很善于用论述对象，即宋明理学家们的原话来证明自己立论的论题，既转述理学家们的理论观点，有借以表达冯先生自己的理解，使文章富有立体感，引人读者深思。比如，在文章开头，冯先生开宗明义提出：“张横渠的《西铭》，是道学家的一篇重要文章”，之后便引用明道的话说：“《西铭》某得词意，只是需他子厚有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在这里，显现的论题是张载的《西铭》是宋明理学（冯先生称为“道学”）的理论来源，而程明道的话被冯先生引来作为证明这一论题的论据，同时，在潜在意思里，是表明冯先生的论题的对的，明道如果活着也会赞同冯先生的观点。这是很高明的论述。 冯先生在整篇文章的论述中，时时有精彩评论，而且是很自然的切入，不留痕迹，一点也不唐突，不会像有些蹩脚的论文，总喜欢跳出来自个儿“篡意”瞎扯，冯先生的“述”与“论”，“引（文）”与“评（析）”是如此顺畅，如“羚羊挂角”。比如，在《明道》的总结部分，冯先生在论伊川所说的“洒扫应对，与尽性尽命，亦是一统的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时，紧接着评论说：“圣人所作的事，就是这些事，虽就是这些事，但这些事圣人做之，都成妙道。”所以，“迷则为凡”“悟则为圣”。显然，“洒扫”与“尽性”，“这些事”与“成妙道”，“凡”与“圣”，皆是“统一的事”，那么，“道中庸”自然一就顺畅地通向“极高明”。文章结尾这样的论述，犹如一乐曲的尾声，是对文章主旋律的极好的回应，冯先生的《道学》一文是哲学家富有艺术韵味的哲理精妙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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