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之初，伟大的工业革命在一块块“应许之地”上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一个凭着金钱、人力以及科技的发展就能筑起“巴别塔”一样摩天大厦们的年代，一个仅仅凭借一根电缆就能把上帝的福音横跨大西洋的年代，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洞悉上帝的计划而发现伟大的“相对论”的年代。
1912年4月10日，一艘史无前例的钢铁巨兽，名曰“泰坦尼克”，代表着那个年代最高的技术成就，最先进的文明水平，缓缓驶离英格兰岛。
谁能知道5天之后她将严格遵守伟大的“牛顿第一定律”撞上一座冰山，随后沉入深邃的大西洋。
而又有谁能想到，五年之后，一艘艘这样的钢铁巨兽终于将亿万颗用显微镜都看不见的甚至连生命体都算不上的病毒粒子散播到世界各地，终于酿成一场世纪悲剧，而文明之巅的弘大与伟岸对此却毫无还手之力……
很早之前，钟扬老师就课上提到了由他主译的哲人石之《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我后来在网上买到了这本书，一直压在案头。每次翻看这本书扉页上的插图（历史照片），就不打算看下去。
并不是说这本书不好，只是我对这段历史略有了解，知道那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看下来需要一点勇气。
去年冬天，大概是春节前后，用了一周晚上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其实看的过程非常不好受，很压抑。
合上书页，仔细想想，感受良多。
加缪曾在他的小说《鼠疫》中提到：“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
“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大概能说明我的心境。
书的原著作者是个媒体人，挖坑的能力非同一般，他的着眼点很“毒”。
概言之，这场灾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战争尤其是催命鬼。服务于战争的政府政策最终败给了看不见的病毒。
再回头看看那个时代，那是一个让人无比自信的年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人，我们以为无所不能。技术的进步大大提升了交通，更加速了人员的流动，和病毒的传播。
我记得，书中相当的篇幅提到了艾弗里和他的肺炎球菌转化实验。这也是一个始于大流感的研究故事。艾弗里最大的贡献——发现了核酸是真正的遗传物质，这个对后续的生物学研究非常关键。值得诺奖而不得。
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提到他为了寻找真正的“转化因子”，用“最笨”的排除法，一点一滴的测试，整整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难得的淡定。
另外，译者的功夫做得很足，原著作者可能由于是文字工作者出身，引用了很多英文的文学作品，如果不是特别的解释，读下来还有点困难。
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推荐！尤其是需要平心静气的读。
书的最后也对我们现在的状况做了反思，我们能完全战胜这些罪恶的病毒吗？不能！不仅如此，作为学药学的，有时想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新药”吗？有没有完全攻克癌症的一天？新的抗生素能让我们有多大多久的“安全感”？
这也许就是疾病的悖论。实际上作为人类的生物学特征，无外乎还是基因的传递。
生死有命吧。生，则当生如夏花。
钟扬老师祖籍湖南，长于湖北，父亲是著名的黄冈中学的老师。
从黄高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五年的大学毕业后，他阴差阳错地作为一个学电子技术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武汉植物园所，面对一堆堆陌生的植物他曾经也彷徨过，想过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熬下去。
然而，他从来就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或许是上天的安排，他在植物所认识了现在的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妻子，再加上老所长的循循开导，他从此热爱植物，一步步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与生物信息学家。多年后，引导他走上植物学之路的妻子又成了他的博士生。
与那些码论文混日子的导师不同，他深知作为植物学家呆在实验室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在调入复旦大学没多久就选择援藏。
他思维活跃似乎永不知疲倦，他待人宽厚亦师亦友。
他课上喜欢讲故事，一些段子至今历历在目：比尔盖茨的故事，恐龙蛋的故事，沃森的故事...
他还会把零碎的时间挤出致力于科普工作，他翻译的书和推荐的书我大部分都买了。如《癌症一进化的遗产》 《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基因女郎伽莫夫》，其中，他领衔翻译的《大流感》堪称经典，十几年里不知不觉竟然买齐了已出的四个版本，读了多少遍已不太记得。
他的足迹遍及西藏的山山水水，他在西藏采集种子，建立种子资源库，他为西藏培养博士硕士研究……
“播种未来”，这是上帝的情怀!
钟扬老师于2017年9月25日因故去世，谨以此文纪念《大流感》的译者钟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