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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直是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共却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1927年，蒋介石发动大规模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了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时期。 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只能间接通过来自苏联的情报或者外国传教士的报告得到一些有关中共的零散消息，对中共的重要性估计严重不足。 1、为何是斯诺？首先打破这种“认识坚冰”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28年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到中国，担任在华颇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  他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到了连年饥荒的中国农村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感受到了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转而为中国的命运大声疾呼；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官员的贪婪腐败和效率低下、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促使斯诺将观察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确信只有全面变革才是中国的出路。 所有这些，都激起了他对中共和红军的强烈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的苏维埃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力量在维系它？红军的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 1936年春，机会终于来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共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双方达成协议，国共对峙的边界第一次出现了松动，从而使进出红区成为可能。 斯诺得知消息以后，决定抓住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向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提出秘密进入红区采访的计划，得到了两报的热烈支持，美国兰登书屋也向他约稿。  1936年4月，斯诺专程赶到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 2、无巧不成书无独有偶，中共方面也正有此意。1935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 基于这种认识，会议放弃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订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凉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 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  就在斯诺来访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发密电给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昭示天下，争取让国际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并帮助苏区和红军改善极为困难的医疗卫生事业。 斯诺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3、斯诺的行程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了92天，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他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的重要将领，与他们进行了多次长谈。 毛泽东同他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向他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自己的成长经历，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 概括地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指出“今日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而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日本侵略者。 (二)对未来中日战争的展望。 毛泽东表达了依靠人民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他分析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土地没有在侵略者的刺刀下面，它就不能说被征服。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日本还要不断打激烈的后卫战。另外，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时，也是有利的。他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 （三)对国际社会的期望。 毛泽东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在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中共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 （四）中共的对外政策。 毛泽东表示：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这样的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独立，“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他展望战后的局势，“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深刻地阐明了中共对时局的科学分析，并表达了建立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 此外，斯诺在陕北采访期间，还接触当地的各色人等，广泛了解了红军的建设和苏区的工农业生产、财政、教育和社会生活状况。 他看到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与国统区死气沉沉的景象相对照，斯诺在苏区找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4、《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10月底，斯诺返回北平。 11月初，为了揭穿国民党散布的他已被枪决的谣言，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他在苏区的见闻，展示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 一时间，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论统一战线的谈话及斯诺拍摄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那张有名的照片。 接着，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美亚》杂志、《亚洲》、《新共和国》、《太平洋事务》等报刊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相继发表了斯诺的数十篇报道，甚至纽约最保守的报纸《太阳报》也登载了斯诺的报道。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以创纪录的10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拍摄的75张苏区照片加以发表，而这两家杂志的创办者亨利·卢斯是强烈亲蒋的。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他记载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旧译《西行漫记》)，10月即由英国戈兰茨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斯诺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平经历的自述，介绍了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政策主张，并如实描绘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 该书一问世，立刻引起轰动，第一版在最初几周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在第一年中就印刷了5次。 美国兰登书屋翻印此书的销售量，位居关于远东的非小说类作品的榜首。 不久，该书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中等十几种文字出版，“红色中国”这个题材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对斯诺的著述好评如潮。美国的出版界和学术界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著名作家拉齐曼说：
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
历史学家肯尼思·休梅克说：
 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回顾道：
《红星照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决策者。 内政部长伊克斯在读罢此书后，立即推荐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后来成了“斯诺迷”。 在斯诺回到美国后，他三次接见斯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对于斯诺的报道，南京国民政府无疑十分恼火。 除了向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表示不满，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还于1937年2月上旬写信给斯诺，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发出类似电讯，政府就要采取措施。 斯诺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毫不为之所动。他认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披露亲眼目睹的事实真相。而国民党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反应，对斯诺也无可奈何。 斯诺的西北之行与《红星照耀中国》，对于美国与中共的交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长达九年的新闻封锁，第一次向美国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为美国政府制订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它也是中共方面积极开展对美民间外交的成果之一，它使得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得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争取美国民众对自己事业的支持和同情奠定了基础。 5、后来者斯诺西北之行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而且1937年春，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至少在名义上被取消了，这种相对缓和的政治形势鼓励了不少人前往中国革命的圣地一探究竟。其中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美国记者、作家和学者相继访问了西北、华北和华中苏区。 （1）史沫特莱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是其中之一。 她的政治色彩浓厚，童年的艰苦经历使她逐渐成长为一位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伟大战士。她同情并积极赞助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不仅首次将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人士，还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 1936年，她亲眼目睹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撰写了大量的报道和分析文章；并且应张学良之邀，每天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向外界报道事变以后西安的政局实况，设法澄清广泛流传的关于蒋介石被杀、西安由红军接管的谣言，在南京、上海等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1937年1月中旬，她进入西北苏区访问。 史沫特莱在为她召开的欢迎会上表示，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并热情洋溢地说：
接下来，她用了几周时间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尤其对朱德传奇式的生平经历产生了浓厚兴趣，因而决心为朱德立传并搜集了大量材料。  此外，史沫特莱还组织国际医疗、医药的援助，邀请印度援华医疗队，帮助扩展延安新建的鲁迅窑洞图书馆，发起灭鼠运动，宣讲卫生的重要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史沫特莱又随八路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并整理了从西安事变到1938年年初的日记书信，写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妇女在八路军》。 这本书反映了华北地区抗日形势，赞颂了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在1938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回到汉口，向詹森大使和美国驻华诸武官介绍了八路军在陕北的活动情况，并与约翰·戴维斯、弗兰克·多恩、史迪威、陈纳德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建立了联系。 刚好此时美国大使馆有兴趣接触中共，史沫特莱成为理想的中介人。 此后，她致力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宣传中国伤兵所处困境及其英勇事迹，并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之间的广大战区采访抗日部队。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回到美国，从此开始了她的演讲和写作生涯，而主题就是中国革命。她的论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对美国有益，而共产党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进步的政策。这些言论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2）海伦·斯诺史沫特莱还积极推动别的外国记者访问延安。 1937年2月至9月，尽管有国民党方面的阻挠，仍有一批美国记者穿过封锁线，访问了延安。其中有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笔名尼姆·韦尔斯。 海伦·斯诺在苏区呆了4个多月，与红军同吃同住，进行了广泛的采访。 她对红军的纪律、士气、设备、第一流的训练、政治觉悟、领导艺术、健全的民主生活感到惊讶，认为他们是“全中国最快活的人”，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人类最佳标本”。 她认识到，中共能够组织人民，不是向他们提供物质的东西，而主要依靠亲密无间的精神力量。  她也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就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和革命的前景、国共谈判的进展等问题提出询问，毛泽东、朱德、洛甫、周恩来等人都接受了她的采访。毛泽东还再次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后来，她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红色中国内幕》（旧译《续西行漫记》），该书于1939年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出版。 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相比，《续西行漫记》对苏区普通民众和干部的生活、人生经历投入人了更多的关注，除此以外，海伦·斯诺还从女性的视角审视了共产党人、红军、苏区妇女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介绍妇女与革命的关联，为外界更全面了解苏区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在该书的末尾，海伦·斯诺将全面抗战一年后的中国比喻为“觉醒中的巨人”，她得出结论：
 她还劝告说，英、美、法大可不必担心这样一个基本上是民主的革命政府会危及它们的利益。正相反，如果中国革除积弊，建立健康的社会和经济体，会大大促进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各方合法的经济利益不但不会蒙受损失，反将得益。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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