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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一老妇患癌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办后事,求助周恩来,周:全报销

 Loading69 2022-07-06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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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前言

1971年左右,一位得了肺癌在上海抢救的老妇人,临终前强撑着口述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

总理,我是高素。我因患上重病不久于人世,来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以及抗日乡亲的面上,将我的医药借债以及后事解决了吧……

随后,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收”几个字,寄了出去。

几经辗转,这封信终于到了国务院。更加幸运的是,百忙之中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这样一封平平无奇的信,并因此作出指示:

高素一生不容易,将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线去了,是有功的。她的医疗、丧葬费用,全部报销。

那么,这个高素究竟是何人?她在信中提到的玉衡又是谁?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能让周恩来如此重视?

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被周恩来的诚意深深打动

上文提到的玉衡,名叫阎宝航,他的经历非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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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创办奉天贫儿学校

12岁还是放猪娃的他,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18岁逆袭考入当时东北三省最高学府。

改变自己命运后,他依旧保持初心,对贫苦大众抱有同情心。

临近毕业之际,他因为同情浪迹街头的贫苦儿童,在自己还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联合好友,通过募捐,办起了贫儿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并为他们免费提供课本与学习文具,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后来,他因为组织20000多名青少年,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被张学良大加赞赏,俩人也成为挚友。

当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遍设咖啡馆,向中国民众贩卖毒品,以此摧残我国民众的健康,用心极其险恶。

为了粉碎日本人的险恶用心,阎宝航发起成立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兼任总干事,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

搜查结束后,他还特地邀请各国驻奉天的领事,亲临现场,观看焚毁价值百万元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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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而日本人因为做贼心虚,没有派人到场。

因为这场轰轰烈烈反对日本人毒品走私,以及销毁毒品的运动,阎宝航被称为“关东林则徐”。

另外,阎宝航还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人。他的积极抗日,也招来了日本人的记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悬赏五万大洋,要取他的人头。

即便如此,阎宝航依旧没有退缩。离开东北后,他又独自来到北平,联合其他人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呼吁民众捐钱捐物,援助东北义勇军。

后来,由于才华出众、风度翩翩,阎宝航还成为了蒋介石夫妇身边的红人,曾与蒋介石共用一个办公室。

但是,与阎宝航的一心抗日不同,蒋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为了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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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

西安事变爆发后,作为张学良的挚友,阎宝航几次奔波于南京、西安两地,与各方斡旋。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阎宝航在宋子文家里与张学良见了一面。他问张学良,对宋子文的许诺,有几分把握。

张学良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他们怎样对我,我不在乎。”

为了国家,牺牲自己。这样的民族大义,阎宝航明白,毕竟他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眼睁睁看着朋友身陷险境,阎宝航无法绝对冷静。

看到阎宝航不放心,张学良伸手指向西北,轻声说道:“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但事实是残酷的,蒋介石最终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为此,阎宝航忧心不已。为了想办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刘多荃邀请了周恩来以及阎宝航等人来到他家商议。

这是阎宝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初次见面,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您多多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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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年轻时期

周恩来则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将竭尽全力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做努力。”

阎宝航被周恩来的诚意深深打动。

此次见面没多久,阎宝航很快再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1937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来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期间,周恩来的老同学卢光继约阎宝航一起上门看望周恩来。不巧的是,当时周恩来正好外出不在住地。

于是,他们只能留言相告。

周恩来回来得知阎宝航二人曾登门看望后,于当天晚上亲自来到阎宝航的寓所回访。

再次见面,俩人非常亲热。

由于当时南京实行灯火管制,夜间交通中断,阎宝航便邀请周恩来在自己的寓所住下。

那个晚上,俩人彻夜长谈。期间,阎宝航再次提起帮助张学良恢复自由的问题。

阎宝航觉得,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了,只要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就会放人。

周恩来听后,耐心为阎宝航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告诉他们:“我也非常关心汉卿,但是,事情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蒋介石为了抓我,还悬赏了20万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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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

听完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阎宝航深感佩服,敬仰之情更深。

自此以后,周恩来在南京期间,经常与阎宝航促膝长谈。

阎宝航还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能够看出周恩来对阎宝航的重视程度。

当时,中央将吸收阎宝航入党的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方面觉得,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让他入党。

对此,周恩来力排众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该看他的觉悟与决心。

周恩来还说,毛主席曾说,国民党能从我们的队伍中拉人,我们也能从他的队伍中拉人。

当听到党内有人议论阎宝航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周恩来反问对方:

“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到的事情,你能做到吗?要正确认识阎宝航同志,他所做的很多事情,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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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就这样,阎宝航成功入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奋不顾身的执行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周恩来称赞高素: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1937年6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救亡总会”,也称为“东总”。阎宝航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宝航一家搬往重庆。

期间,阎宝航先后被国民党方面委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顾问等职务。

这些公开身份,正好被阎宝航用来作掩护,进行统战工作。

他广泛结交国民党各派系代表人物、民主党、工商实业界、外交界人士,以及各国援华组织、文化界、中外记者等,将很多民主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了做好革命工作,阎宝航来到重庆后,可谓事事用心至极,即便是选择住所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他也考虑非常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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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

起初,友人为阎宝航找了一处住房,阎宝航觉得,那个地方不太合适,只住了几天,就搬到了两路口重庆村17号。

因为这里与美国新闻处毗邻,可以从其围墙后面进入院内,也可以从大门出来。

另外,这里背后紧邻大田湾跳伞塔,中间低洼场地有一堵高墙,一侧是大夹巷,距离后门十多步远的围墙上,还有一个小门。

从小门走出去,就是一条行人稀少,不能通车,但可以通往大路的小路。

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秘密工作。因此,阎宝航最终住在了这里。

自此以后,阎宝航的家里就成了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重要据点。

周恩来常来这里开会布置工作,叶剑英、董必武等人,也来这里开过会。

除此以外,民主人士陶行知等人,也来这里聚会。一些遇到危险的同志,也会在走投无路时,来这里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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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重庆经历几次大轰炸后,很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衣食没有着落,也来投奔阎宝航。阎宝航的家里,俨然成了临时收容所。

在人满为患,房间住满的情况下,他们又在院子里搭棚子。

阎宝航的孩子回忆称:

“那个时候,家里经常住的满满的,一楼和三楼都是人,吃饭都是两三桌,我们姐弟经常在半夜被母亲叫起来,将床让给客人睡……”

由于阎宝航一家的热情招待,大家亲切的称他们家为“阎家老店”。

作为国民党高官夫人,高素本可以安心享受阔太太的生活。但是,她坚定与丈夫站在同一战线,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每当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内同志来家里开会时,高素总是叮嘱孩子们不要吵闹,然后自己坐到大门口,为他们放哨,以防不测。

当时,周恩来每次来,都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王梓木事先通知。由于王梓木腿部有残疾,装有木腿,走路会发出声音。

因此,每当听到木腿叩击楼梯的声音,阎宝航的家人就知道周恩来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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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与家人

他们会马上做好准备,将客人分别引到一楼和二楼的大房间,清理出周恩来从后门上楼,进入二楼那个没有窗户神秘小房间的通道。

周恩来开会期间,孩子们与高素分别守在二楼转角楼梯口、楼下客厅门口以及大门口。

由于大家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好,再加上周恩来熟悉地形,每次来去都没有人发现。

除此以外,高素还像丈夫一样严谨。每次周恩来离开,高素都会亲自打扫房间。

当时,他们家有专门做饭与打扫的工作人员,这些事情根本不用高素亲自去做。因此,她的孩子非常不解。

直到长大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之所以亲自打扫房间,是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的痕迹,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周恩来到阎宝航家除了谈工作,也会像朋友一样闲聊拉家常。

由于高素对阎宝航的革命工作高度支持、配合,周恩来夸赞高素:“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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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与家人合影

周恩来在同阎宝航敬酒时,开玩笑地对阎宝航说:“你要好好爱护她。”接着,周恩来又转头问高素:“大哥对你好吗?大哥对你不好,你对我说……”

另外,由于“阎家老店”不收取下榻客人的任何费用,纵然阎宝航收入颇高,也禁不住这样“散财”。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

每当这时,高素就会带着孩子们,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用换来的钱,到米店去买平价米。

高素每年还会亲手做大酱、渍酸菜,她还买来一个石磨,自己动手磨豆腐招待客人。

血不会白流

阎宝航虽然是蒋介石与宋美龄身边的红人,从事情报工作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内部对他的猜疑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和家人,无时不刻被监视着。

1938年5月,CC派特务诬陷“东总”暴动,声称“东总”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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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虽然事情经过调查最终真相大白,但戴笠并没有因此对“东总”放心。

一天,在戴笠的授意下,武汉警察局对“东总”进行突然搜查。

与此同时,康泽也向阎宝航提出警告:“关于你的情况很多,我还不相信,但是,不要和共产党人多接触……”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宝航依旧顶着压力,先后将4个孩子送往延安。

1938年,阎宝航在华西大学就读的女儿阎明诗告诉父亲,自己想要与南京学联的同学,一起去做抗日宣传的群众工作。

阎宝航对女儿说:“你们学生太幼稚,应该去学习革命道理,先去找周先生谈一谈……”

就这样,阎明诗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切询问阎明诗:“你吃得了苦吗?”

阎明诗明确表示,自己不怕吃苦。于是,阎明诗来到了延安。

后来,为了协助阎宝航的情报工作,周恩来将阎明诗从延安调回重庆。阎明诗以艺术专科学校学生的身份,与父亲并肩战斗在秘密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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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

当时,阎宝航一家所住的重庆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来回走动,还有陌生人无故闯入查看情况。

一次,有个特务上门找阎宝航,当时周恩来正在阎宝航的家里。关键时刻,阎宝航的妻子出面应付特务,称阎宝航不在家,这才将特务打发走。

还有一次,阎宝航与几位同志以打麻将作掩护。突然,几位身穿警察制服的人闯进来,叫嚷着要“抓赌”。

此时,阎宝航淡定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那些人看后,知道得罪不起阎宝航,马上恭敬退出。

由于时时刻刻被国民党特务盯着,阎宝航非常谨慎。但是,阎明诗毕竟年纪小,经验有限,做起事来没有父亲那样周到。

一次,阎明诗外出执行任务结束后,为了摆脱特务,在距离家门口很远的地方下车,步行回家。

由于那天晚上下大雨,阎明诗穿着高跟鞋不方便走路,就直接将高跟鞋脱下夹在腋下往家跑。

回到家时,阎明诗浑身早已湿透,脚下还流出一摊泥水,两只脚也沾满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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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右)

阎宝航看到后,严厉批评女儿:

“看看你这个样子,哪里像个大小姐?”

说着,阎宝航指了指窗外说:“这要是让特务看见……”

当时,阎宝航家附近就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美国新闻处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寓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雨中来回巡逻。

经过父亲提醒,阎明诗自此以后特别小心,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穿衣打扮,都尽量做到符合“大小姐”这一身份。

但是,一旦被特务盯上,就很难甩开。

阎明光回忆称,哥哥姐姐们从延安寄来的信总是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阎明光所在学校音乐老师的丈夫,恰好是特务。

一次,特务借口带阎明光出去划船,故意在纸上画了延安宝塔。由于阎明光还小,不明就里的他,顺手在塔下画上了哥哥姐姐。

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给孩子转学。

得知阎宝航将子女送往延安后,时任重庆卫戍区司令刘峙,将阎宝航请到自己的司令部。

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阎宝航的身后,形成极大压迫感。随后,刘峙开门见山问道:“阎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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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

阎宝航从容反问:“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刘峙说:“我看你像,你把四个孩子都送去了延安,你不是共产党是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官将孩子送往延安是非常罕见的。但阎宝航并没有因此心虚。

他理直气壮的说:

“孩子们都大了,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能管得了他们吗?再说,他们是去抗日,我是东北人,不愿当亡国奴,我要打日本人,这样就算共产党吗?如果你觉得是,就把我送到蒋委员长那里去吧!这样,你还可以加官进爵!”

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刘峙无话可说。

从1941到1945年的五年时间里,阎宝航不但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出色完成了党组织的重托。

李克农曾这样评价阎宝航的工作:

“阎宝航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阎宝航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有三项惊世杰作,这是特工界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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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第一项:他提供了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苏联因此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避免惨重损失,为日后反击积蓄了力量。

事后,斯大林还专门给延安方面发电报感谢。这是斯大林唯一一次给中共的感谢电。

第二项:1944年,设法拿到日本驻关东军的机密材料,交给周恩来,打破了日本企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

第三项:从国民党处得知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后,马上将这一情报上报给周恩来,随即,中共通知苏联方面,苏联又将此情报通报给美国。

遗憾的是,美国当时认为这是中国人在胡编乱造,企图破坏美日关系,没有采信。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阎宝航又全力投入到反内战的斗争中。此时,他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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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平洋舰队遭日军重创

1946年,在阎宝航等人被推举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时,遭到特务的围攻、殴打。

当特务叫嚣让阎宝航跪下时,阎宝航大义凛然道:

“我没有给日本人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谁敢来!要开枪就开枪,想侮辱我是绝对不成的!”

特务们瞬间被阎宝航震住。但是,在双方僵持期间,维持秩序的宪兵故意全部撤离。

随后,20多名特务抄起凳子、花盆等东西,闯入候车室对阎宝航等人大打出手。

最终,阎宝航额头、鼻子多处受伤住进医院。

周恩来得知后,赶来医院看望阎宝航等人,他悲愤的握住阎宝航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

考虑到阎宝航的身份已经暴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阎宝航与家人秘密转移到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阎宝航继续在周恩来手下工作,曾出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以及条约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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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后右一阎宝航)

1969年5月22日,阎宝航去世。

那段时间,阎宝航的妻子高素忧郁成疾,还得了肺癌,生活十分困苦。

当女儿阎明光得知母亲的病情,将母亲接到上海抢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离开人世前,高素的头脑非常清醒。考虑到孩子为自己治病花了太多钱,又无力偿还,自己的后事,也面临困难,她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一封求助信。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一幕。

除了帮助高素解决巨额债务与身后事,周恩来在生命最后时刻,还牵挂着阎宝航与高素的孩子。

1975年,周恩来得知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即将前往江西中办干校时,特别指示:

像阎明复这样的人才,应该留在中央,今后会有用。

就这样,阎明复被留在北京工作。

对于周恩来的帮助,阎明复当时并不知道。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同事才将这件事情告诉他。

阎明复听后,泪如雨下。对于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的牵挂,阎明复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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