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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龙的眼中，商鞅就是彻头彻尾的改革者，是要完全颠覆传统秦国的社会体系。虽然在过去的秦国历史上，数代君王也对法制进行变更，但多局限于维护贵族们的利益，未曾对社会利益集团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秦孝公曾经组织甘龙商鞅等人进行辩论，即要通过这场辩论对变与不变进行抉择，甘龙的原话是“圣人不易名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意思是圣明之人不需要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旧有法度，就能治理好国家。 甘龙所推崇的路线，是在既定的政治法度和社会规则中进行改良，这在秦国历史上本身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见解。对于大多数秦人而言，经历了数百年的攻伐东进，经历了几代人的内政混乱，经秦献公之变革，秦国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 甘龙掌管新政之初，同样面对着商鞅相似的遭遇，即不可能完全受到贵族们的支持。经数十年的法制推行和社会发展，秦国的发展车轮虽说缓慢，可毕竟向前发展。 此时若是商鞅在平静的湖水上掀起波涛，谁也不知道结果到底如何，是向前飞速发展？还是遭遇挫折变法失败而导致内乱横生？秦国的朝臣们，大多不愿意冒险。 商鞅在《商君书》中所推崇的，便是重法、尚农、毁商和弱民，其中尤以毁商和弱民，对后世的荼毒最为严重，所有规则的保障就是法制，过去的变法，极少触及贵族们核心圈层的利益，而商鞅的变法则完全不考虑贵族，只要是秦国人，就受到秦法之制约。 秦国贵族们于是大多反对变法，若非秦孝公以雷霆手段支持，商鞅必然会提前死在贵族们的各种阴谋暗害中。商鞅在变法中禁止商业贸易，商人、农民甚至是普通贵族都没有权限，哪怕是粮食的交易，也在禁令之内。商鞅的残酷之处，在于唯法制为尊，所谓“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任何违法乱纪之人，都有可能被处以极刑，这在秦孝公的兄弟赢虔的下场中可以得见。 当时的贵族们，除了农耕之田，大多拥有自己的产业，也常有参与商业贸易活动。商鞅之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便是这些贵族们，产业做得越大，受冲击就越严重。赢虔、甘龙、杜挚等皆是受害者，便以各种方式阻挠变法，因此商鞅变法历经几十年，才得以贯彻实施。 当然，对于经济方面的管制，已经出离商鞅之初衷。任何时代的商人，都会千方百计寻找法制之漏洞，并伺机突破，故而秦人之商业并未因商鞅之法而没落，反而越显繁荣，尤其是后来的咸阳城之富庶，成为天下之首。 到后来，还出现超级大商人吕不韦计谋窃国，这便是商鞅无法预料之事了。《商君书》中有“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翻译过来就是“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称王天下”，听起来倒像是在壮大中产阶级了。 商鞅的变法初衷是想让农民们渐渐摆脱贫困潦倒，在秦国繁衍生息，成为建设秦国的中坚力量。却终究难以阻碍贵族们的巧取豪夺，也更难阻止商人们的天下游走。 农民们虽然不至于饿死，可繁衍越多，便越成为秦法旗帜下的奴隶，伴随着秦国对外战争征途，成为沙场上一具具无法荣归故里的孤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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