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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青岛老三届 “来信照登：寻找知青赤脚医生”的帖子。想起了俺曾经当了一年半的赤脚医生。让俺当赤脚医生，其实是大队SHU记用俺当工具，当做投向俺当年的恋人（也是现在的老头子）的一颗手雷。后来不让俺当赤脚医生，也是大队SHU记阻止俺家老头子到学校当代课教师而设的一箭三雕之计。 我插队的地方是在赣榆县的最北边、黑林乡汪子头村。那儿是山区，村子南边有条河，东边也有一条河，上山干活，必须蹚水过河。出入村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毛驴、和人的两条腿。 汪子头大队是学大寨先进单位，一年四季要干早活。天一亮就出工，干两个小时再回家吃饭，然后，才是上午下午。记得一天下午收工的时候，队长吆喝，“明天，北岭某块地要种小麦，今晚晚饭后，去把那地里的地瓜秧挑回来，每人三担，不去倒扣工分。”累的实在爬不动了,就和几个女孩约好，先睡觉，等五更头早起去。因为那时没有钟表，都是看星星估计时间，结果一觉睡醒，爬出来看看，大明星多高了，估计天快亮了，就听到有人喊，“去挑地瓜秧嘞”赶快起来，跑了两三里地，挑了三趟，回到家，等了半天，天还没亮，于是又爬到床上睡了一个回笼觉。 我们的大队SHU记是县革委会委员，我们大队是学大寨先进单位，在他的鼓励下，我们都想争当铁姑娘，练就铁脚板、铁肩膀，吃了很多苦，有的都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一股革命的狂热激励着我们，谁都不愿当孬种。 “小车不倒只管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观念。 二、 结婚 我的他既不伟岸，也不挺拔。和我是校友，高我一届，66届高中。 他父亲是南下干部，48年这个城市解放后，集体转的业。他父亲出身富农。他母亲娘家是中农，不知怎么的，嫁给革命干部的他父亲，倒变成了富农分子。 高中三年，他一直是班级的团支部SHU记，学生会干部，工作能力挺强，因为他们班团支部工作搞得好，深得学校赏识，我们班团支部还曾请他去介绍过经验。那时，他在学校小有名气，挺佩服他的，但他不认识我。 校园里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武斗阶段，因对武斗有不同意见，我们都成了保皇派。社会上大夺权以后，我们又成了逍遥派。 68年11、8以后，两派交火，黄磷弹、步枪、机枪、手榴弹、大炮等新式武器都派上了用场，死伤不少人，包括我们学校的学生。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社会瘫痪了，正常地生活秩序乱了。学校复课更是遥遥无期。 对“革命”的不理解，我们苦闷徘徊，社会上打得热火朝天，而我们却无无所事事，全国各地老三届都上山下乡，我们却只能无奈、消极地等待。成天看小说，织毛衣、打牌、下棋、串门、游荡，在空虚、无聊中度日。时间多得用不了，一天漫长得好像一个月。为消磨时间，女同学学裁剪做衣服，男同学学木匠做家具。因为他父亲是走资派，虽然武斗使造反派顾不上再给他挂牌、批斗、游街，但他特别胆小怕事，坚决不许他学木匠，怕他去拆大字报专栏的木头。他就跟同济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年轻小伙学起了针灸，在小学校找了一间空房，免费给人针灸治病。后来，因为门上多了一副对联：“水浅王八多，庙小妖气浓。”以为被造反派盯上了，吓得关门了。之后又到医院学起了护理，义务护理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后来才知道，是同学开的一个玩笑。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熟悉了，恋爱了。 插队时，我们俩以恋爱恋爱关系插队在一个大队。 那是一个小山村，1000多户人家，95%以上姓杨。文革期间，两派斗得很厉害。SHU记姓杨，是多数派，不识几个字，但很有头脑，能力也很强。成天背着个粪筐田间地头、村里村外的转，大小事都装在他心里，班子成员都听他的，很有计谋、很有威望。 我们下乡不久，解放军医疗队送医下乡住到了我们村，普及中草药，推广新医疗法，组建合作医疗。为配合医疗队，大队抽了10个人，每天跟在解放军后面，上山采药草，下山学针灸，其中包括他。因为村子里只有我和他两个高中生，而且他又学过针灸和护理，自然比较受医疗队器重，而医疗队又和我们同住一排房子，接触自然比较多。 经过采药草、针灸和医疗知识的培训，到了组建合作医疗阶段。当时，村上有一个老医生开了几十年的小诊所，据说他是邻村的地主分子。解放军医疗队坚持合作医疗不能落到地主分子手里，应该由贫下中农自己的赤脚医生干，坚持要把老医生赶走；村SHU记和老医生有几十年的交情，自然不同意。这样医疗队和SHU记之间有了矛盾。由于合作医疗是新生事物，又是上边统一要求办的，老医生又确实是地主分子，斗争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秋后，在解放军医疗队的坚持努力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队伍都建起来了，老医生也被赶走了：他和另一个男青年被医疗队推选接管小诊所，成为脱产的大队赤脚医生，另外8个人是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不脱产。 做完该做的，解放军医疗队撤走了。 那时，我们太年轻、太傻，不知道每次医疗队开过会后，大队SHU记都要私下找其他赤脚医生，了解情况，商讨对策。只记得有一次，SHU记找他了解医疗队的情况，他没有多说。可能就是这一次，SHU记认为他是医疗队的人，和他不一心。因而，医疗队一走，大队SHU记就召开赤脚医生会，把对医疗队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他的身上。会上，SHU记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有的人，自己一*眼屎还没抹干净，就尾巴翘上天，整天想着撵这个赶那个；什么知识青年，知识越多越反动！出身富农家庭，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天跟在医疗队后边起哄，你起什么哄？……回去好好写检讨，认识错误，态度不好，就让贫下中农帮助他（即开斗争会）。” 见过那里开斗争会的架势，见过他们斗一个残疾荣军的场面，也见过SHU记亲自提拔起来的、每次主持斗争会的团支部SHU记、林业队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挨批斗的情景。 他害怕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很大。 接着，他的赤脚医生被拿下来，定好的公社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头衔也没有了，被弄到生产队当了一名管粪员，负责挑大粪，撂猪栏。更想象不到的是让没经过一天培训的我去顶替当了赤脚医生的他！公社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头衔的也从他的头上挪到了我的头上。我不是不愿当赤脚医生，也不是不稀罕积极分子的荣誉，但这样弄把我变成了穿着钉鞋、踩着恋人的脊梁往上爬的人了！我憋气，我羞辱，我不愿乘他之危、更不愿落井下石，但是我必须顺从，不能顶撞，因为我知道，摸老虎屁股的后果是什么。 这时，风言风语也出来了，说我怎么恁愣的，好好皮非要找个膏药贴着。还有好心人提醒我和他划清界线。凭我的出身条件，找他这样的可惜了！ 他的痛苦到了极点，理想破灭了，希望没有了，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成天焦躁不安，经常莫名的发火。又有人对我说，还没结婚，脾气就这么坏，结婚后可怎么过？ 虽然我们在一个生产队，但单独接触的机会很少；白天促生产，各自干活；晚上抓革命，学习文件，开斗争会。我住生产队的房，他住牛屋，真正能在一起谈话交流的机会几乎没有。 由于人为的原因，我们之间有了太多的误会，必须好好谈谈了。 我们分别请了一天假，沿着山脚，围着塔山水库转。整整走了一天，谈了一天：谈理想，谈经历，谈对事件的看法，分析当时处境，寻找最佳出路，在美丽的山水旁，交换着思想认识。从清早谈到夜晚，把大半年来没有机会谈的话题谈了个够，谈了个透，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来农村就是下放劳动修地球的，是为接受再教育而来的，本不该对生活有过多的奢望，只怪解放军医疗队使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现实想得太美好。大队SHU记想教训你，又能怎么处理呢？反正开除不了“球籍”——只要我们自己不开除自己。挨斗怎么了？斗吧，日久见人心。最后我表示，一百斤的担子两人抬，每人只有五十斤，这事我和他一起扛着，他挨斗，我陪着，反正查我祖宗十八代都是贫下中农，我怕啥！？当即商定：结婚，结婚后我们就有时间交流谈心了。 经过简单的准备，12月26，我们结婚了。双方父母一共给了200元钱，花9元买一副床头、9元买一副铺板，21元买一个三抽桌、14元买两把椅子、两个箱子是他父亲从木材公司经理（他的战友，也是走派）床底下掏出的樟木料、请我们的同学为我们打的。两床旧被子，换上新被面，买了新枕头、新床单，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还有十斤水果糖，几条烟。就在生产队的大屋里，我们举行了婚礼。没有父母双亲，没有亲戚同学，大队SHU记说给我们主婚，生产队长放了鞭炮，贫下中农抢烟枪糖闹新房。中午吃的是自己做的面条，晚上喝的是自己煮的稀饭，没喝一滴酒，没请一个客。村上人都称我们的婚礼是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若干年后，想起我们的婚礼，真挺后悔的，我们好傻，为什么不利用结婚的机会，请大队领导好好吃一顿以改善关系呢？那样，或许我们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是，晚了。 三、当赤脚医生 在大队SHU记的一手策划下，在我丈夫，不，当时还是恋人，受打击、最难熬的时候，没有一点医疗知识的我，当上了赤脚医生。 作为我个人，还是要感谢SHU记，因为干赤脚医生毕竟比在大田干农活舒服多了，我很爱这个工作。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当了赤脚医生，就要干好。首先找来一本《农村医生手册》，从学习医疗知识入手，同时，虚心向经过培训的、先我几天在医务室干的小洪彦学习，（我都不好意思喊他同志，因为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洪彦真是个好小伙，不厌其烦地把他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讲给我听，特别在有病人来的时候，他总是对照病症，告诉我该用什么药，该打什么针、怎么配药水、怎么打针、怎么排气以及打针的部位、注意事项，等等，真是事无巨细，耐心的——交代清楚。用不了几天，医务室的百十种药，我都掌握了其用途和配伍禁忌。还有那些好心的纯朴的老农民，为了使我尽快地掌握打针、输液的技巧，每到打针、输液的时候，总是点名要我干，说什么人老骨头硬，不怕疼，还说我打针不疼，让我放心大胆地在他们身上试验。我一边打，洪彦在一边指导，只要我失败了，洪彦都给我补台。时间不长，打针输液，我也能独立操作了。 当时的赤脚医生，提倡的是新医疗法，提倡用中草药和针灸治病。当时有句时髦的说法：小小神针能治百病。报纸上经常报道，大医院不用麻药、用针灸麻醉作开刀手术等等。洪彦也不厌其烦地教我针灸，我找来《新医疗法手册》和《针灸穴位挂图》认真对照，找准穴位，为了找到感觉，体会针感，经常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还是那些好心的老农民，甘心情愿给我当试验品，使我很快掌握了针灸技巧。记得有一位妇女，坐骨神经痛，上门针了多次都不见效果，我抱着试试看的目的，，给她打封闭，就是用很长的针头，把普鲁卡因打入环跳穴位。没想到还就好了。后来消息传出去，很多人找我治腰腿痛，好像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但遗憾的是只有少数有效。这些农民真的太纯朴、太容易轻信人了，像我这种门外汉，他们也能崇拜。真的，我除了感谢他们，还感到悲哀、心痛。 我们那儿是山区，出门就是山，满山遍野都是上中草药。像柴胡、丹参、沙参、牛夕夕、茵陈、板蓝根、车前草等等多的是。经常和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上山采药，采回来以后，就洗净、晒干、加工。做得最多的是柴胡注射液。就是把小柴胡加水烧煮，取其蒸馏水，装入安培，用酒精灯加热封口就行了。凡有发烧的病人，一般都先打这个，打上以后，大都能降温0.5度以上。不行再换其他的药。丹参是加热煎熬，取其液，过虑三遍，装入安培，加热封口。牛夕夕用于止血，车前草用于尿路感染、因用量少，而且都是熬水喝，一般都是让社员拿回家自己熬了喝。每到春天感冒多发季节，我们每天都要用板蓝根、野菊花、葱根熬上一大缸水，摆在医务室门口，要求全村人都来喝，以预防感冒。还把草药茵陈发给每家每户，叫他们煮水喝，以预防肝炎。每到夏秋天，我们都要到山上割来许多小猴眼（土语，不知学名叫什么。小时像马齿苋，能长2——30公分高，弄断了冒白浆，白浆有毒）放到厕所里灭蛆，效果挺好。 对我丈夫及后来的我们家庭来说，我当赤脚医生，是因祸得福。因为结婚后我怀孕了，在农村，没有什么活比当赤脚医生更适合孕妇干的了：不用出大力，工分又不少挣。真该好好感谢SHU记。 四、最被迫离开赤脚医生队伍 插队后，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医务室同在大队一个院子里，医务室和我的住房一门之隔。工作时间无所谓上班、也无所谓下班。不管你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睡觉，只要有人看病，马上就可以到位。没人找的时候，尽可以清闲自在。这样的消停日子随着我女儿的降临而结束了。 72年3月12日，我的女儿出生了。还没满月，SHU记就通知我丈夫：让我满月后去学校当民办教师。听了这个消息，心里直打抖擞：当民办教师，就意味着要遵守学校的坐班制，要按钟按点的上班，还要坚持坐班制，晚上办公。我刚满月的女儿怎么办？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革命需要，无话可说，服从。 我知道，我是被革命的热情所左右，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的价值，也是在极力和命运抗争。因为不服从，我只有失去工作，当家庭妇女。——我实在是于心不甘哪。 女儿45天，我急急忙忙赶回去，SHU记的侄儿已经在医务室上班了。 到学校上班后才知道，原来学校校长找大队SHU记要的是我丈夫，因为带帽班（小学中的中学班）要开设英语课，缺少英语老师。我丈夫是六六届高中，英语水平较高：毕业前夕填报志愿的时候学校建议填的是北大西语系。他到学校当英语老师可是正好对路！哪里知道大队SHU记硬是不同意，没办法，才换成了我。——正好还能腾出位子给SHU记的侄儿干！——一箭三雕啊！ 我是67届高中，在校所有的功课中我数理化都比较好，英语最弱。因为发音不准，没兴趣，也记不住单词。 但是，赶鸭子上架，就必须上！那个时代，没道理可讲的。 我到学校当起了老师。好在那时候崇尚白卷英雄，学黄帅，批师道尊严小绵羊，批孔老二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学工学农，不重视文化课。我英语发音不准，读错了也没人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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