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赤脚医生经历(全文)

1968年11月，上山下乡前夕，抚育我成人的幺婆帮我打猪草时跌成了半身不遂，使我下了决心学医（因为婆孙二人都没工作，连吃饭也捉襟见肘，要治好幺婆的病必须靠自己）。我找到一本《中医学概论》开始自学，方剂、脉诀必须花很长的时间背，而幺婆的病必须吹糠见米。于是我把重点放在不花钱、见效快的针灸和草药上，集中精力钻研针灸和草药，并先后结识了本县的一些中草药“专家”。

当时全国都在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我们正安县卫生局也在筹办赤脚医生培训班，第一期学员有3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我羡慕极了，一打听，他们都是各区社提名的。培训出来后，一部分充实到公社卫生所，一部分去大队做全脱产或半脱产赤脚医生，一部分留在生产队干拿工分补贴的赤脚医生，去留决定权在基层。我赶忙回生产队去打听，都说没接到通知，气得我请了一天病假。下午回到队里，就听说遵义医学院派了个医疗小分队来正安推广“三新疗法”，我马上就跑了去，在现场见到一本该院自编自印的《新医疗法讲义》。拿起一翻，顿觉字字玑珠好懂好用。于是顺手牵羊，回去后挑灯夜战，用精装笔记本一字不漏地全抄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又将《新医疗法讲义》放还原处。有了这本“宝典秘籍”，行医的胆子就更大了。我去邻队农民家讨了一根金竹，锯成5寸长短，装满三棱针和长短不同的各类银针，盖上顶盖，如钢笔状插入上衣左包，再用一能密封的铜扁盒装上从新华公社医院要来的酒精棉球，揣入右上包，这样就可以不分时间地点随喊随用了。

3个月过去了，我按《新医疗法讲义》 所示，逐渐掌握了取穴和进针的一些方法。为幺婆试扎了两个疗程的银针，看她一天天好起来，就逐渐开始给一些社员扎小伤小病。在为本队社员彭远江治肾虚腰痛时，他忽然昏倒，我赶紧地掐人中，按摩左内关右合谷进行抢救，最终使其醒来，在受到惊吓的同时又增添了我学医的信心。

1969年底，镇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工作，见我正利用劳动间隙给社员扎银针拔火罐。他颇感兴趣，就问了我的学历，学医的过程和想法，又去看了我在自留地上种的中药，当场拍板让我去大队当全脱产的“赤脚医生”。待遇是每年250斤毛谷子，250斤包谷，40斤油菜籽。由大队辖下10个小队秋收决算后按人头均摊。从此我便有了合法的行医身份（出现医疗事故也好说一点）。

在大队农具仓库，大队支书对我说：“……这间堂屋的一半作你的医疗室，一张条桌一把椅子，两张板櫈供你用。其他差什么只有等秋收决算后再说了。”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上。我和支书把原来堆在堂屋左边的挞斗晒席风簸铧犁等全移到右边，开始打扫左边的垃圾，擦洗给我的桌椅，并用废报纸把左边的板壁贴满。又花了半天时间，用毛笔在厚白纸上写出“十八反”、“十九畏”及“妊娠禁忌歌”贴在墙上。因当时提倡“一根针，一把草” 治病。银针有了，草药得靠自己上山挖。于是下午我就去铁匠铺订做了一把药刀和一把药锄，还顺便买了把药秤，次日就跟着县里的赤脚医生老师上山挖药了。

此后，我走遍县城附近一二十里地的千沟万涧，甚至八九十里远的高山也常去。只要听说哪里有药就往哪里走。有时是单枪匹马，有时是家里兄弟陪我，有时和其他大队的同行一起。我的草药慢慢多起来，药架就成了急需。这时遵义地区在正安县召开中草药现场会，我又被抽去搞资料。在会议中，我向县卫生局的同志要求，待会议结束，想用做宣传栏的牛毛毡和薄木板拿回做摊药的架子，当即得到了批准。待拆宣传栏的那天，我推来两个板车，一装薄木板，一装牛毛毡，跑了两趟方才拉回大队医疗室。我高兴得连夜比尺寸下料，钉出了两米高的4个药架。然后把牛毛毡按药架空间的宽窄划成条状，用木条固定在架子上。将晒干的中草药分门别类地摆成小堆摊在牛毛毡上。这样配方既方便又能防止霉烂。做完这些工作后，我便把条桌顺在堂屋门槛边，右边的抽屉放药书，左边的放火罐银针。桌面上放一个脉枕，一本处方，一瓶钢笔墨水。于是我坐在条桌里面的椅子上，开始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

说实话，当时吹嘘的“一根针，一把草” 治百病，虽然不敢不信，但內心却毫无底气。我在原生产队给社员们及幺婆治病用得最多的是银针。而今却以中草药为主去治五花八门的病，这无疑又要从头学起，就我这没读过专业学校的“二百五”怎不紧张呢？被支书动员来看病的人先后来了。但每当有病人踏进门槛，我的心就狂跳。农村人认定把脉是中医的打门锤，因此他们一进医疗室就习惯地把袖子一撸，递个手腕给你，让你边摸脉边说出他哪些地方不舒服，哪些地方有病痛。我虽然读过几遍《频湖脉学》，但还是多次说不准症状。于是有调皮的社员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养猴人让自已养的猴子给他磨墨，猴子拿不住墨，养猴人就猛打猴子。猴子受不了，就咿咿呀呀叫着躲避。养猴人大骂：真是白养活了你，连墨（脉）都不会磨（摸）咿（医）咿（医）个屁。

为了不被社员们“白养活”，我通宵达旦地苦钻脉学和《新医疗法讲义》以及其他中草药书籍。支书见群众不相信我，就在大会小会上给我宣传，要求各小队必须执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支持合作医疗，动员社员们有病就到大队医疗室就诊，走不动的可带信叫我出诊。我老家那个生产队的社员们知道此事后也带信给我鼓励。在我举步维艰时，下坝大队的医疗室却搞得有声有色，听说李传彬和李世尧用草药治愈了一例白血病，得到了县卫生局的表扬，不但本大队的社员们拥跃参与“合作医疗”，连城里的居民也有人花钱去抓他们的草药，这使我们的支书很没面子。

我的医疗室隔壁有个姓李的老头是个退休的兽医，他见我的工作开展不走，就想拉我一把。有天他叫我和他一道去李家寨给他外侄看病。李家寨本不属于和平大队合作医疗的范围，但苦于无路的我为打开局面，就不嫌路远了。记得那是个晴天，我背起背篼药锄，揣着银针火罐，翻山越岭随他走了很远。他说他的外侄可能是得了重感冒，舍不得花钱治病，故一直没好。到了李家寨见他外侄果然是重感冒。我就一边熬药一边给他扎合谷透后谿、印堂透上星等穴位。扎完针后便觉轻松了一些，服一大碗中药后让他发了个汗，顿时精神起来。为感谢我们送医送药上门，他取了一块腊肉蒸熟后炒给我们吃，这是我行医后靠自己的医术赚来的第一顿不要钱的饭，我那个满足啊！回大队后，经李老头一宣传，我老家的人一挺，大队支书一吹，就断断续续有人来抓药了。

我的赤脚医生生涯由此走上了正轨，在此后将近两年的行医生涯中，我边学边干，还真救治过不少病人，小病小痛更不用说。这其中也有深更半夜亲自抬病人走几十里山路送县医院抢救的经历，我的努力终于赢得了社员的尊重和认可。

1971年的11月份，我又被抽到县卫生局办的中草药献方班，帮两位老中草药医师整理草药方子。县医院特地为他们开了个“三新医疗诊治室”。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就让他们早上看病开处方，下午休息的半天由我们这些“赤脚医生”代班。

第二天轮到我代班时，“三新医疗诊治室”的门一下被推开了，两个四川人架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走了进来。北方人患的是膝关节炎，站不起，走不得，痛得汗直冒。我立即用局部取穴和沿经取穴相结合，使用强刺激手法透穴中加上大弧度旋转，让其产生强烈的酸、麻、胀、痛感。也许是时来运转，我把几棵银针拨出来，他就感到轻松多了。慢慢试走了几步，自觉疼痛减轻许多，于是约定第二天下午再来找我。不想第二天他竟自个拄根木棒来到了县医院。他告诉我他姓陈，和昨天扶他到县医院的两人都是铁路局派到我们县招工的。由于修铁路很苦，至今还有5个名额没招满，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答应招我进铁路工作。

因为有当“赤脚医生”的经历，上铁路后我利用休息时间，治愈了一名本系统的“外伤性截瘫”病人，因而被调进了当地的铁路医院，退休后又在一家大型药业零售企业当了七八年的坐堂医生。

其他的赤脚医生据我所知也都有不错的归宿。有的后来当了乡医院院长，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被选为支书，有的凭借过硬的技术单干挣钱不少，有的参军当了军医……在那些年代，我们这些“赤脚医生”不仅医治了农民兄弟的疾病，也救治了自己的命运。

作者地址：贵州省遵义市